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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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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和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两次组织了一支专门的考察队，前往调查位于尼雅遗址北方的新遗址。有一些队员从尼雅遗址出发，骑骆驼向北方走，几天以后便真地走进了那个传说的遗址。这个新发现带来了更大的喜悦和想象力，也给尼雅考古注入了活力。
新遗址被称作“北方遗址”，它位于尼雅遗址以北数十公里的地带，那里发现了明确的河道的遗迹，它的出土物比起尼雅遗址来也显得古老。那些河道显然是尼雅河向北流动的遗迹，有可能这些河道曾被人们利用作连通沙漠南北的通道，它的北端可以到达塔北的库车地区（古代的龟兹）。看来到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这条通道仍然是被使用的，卢文书里曾提到一对为爱情私奔的男女，可能就是沿着这条道逃到了龟慈国。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支曾经创造了石器磨制、制陶和金属（青铜）冶炼技术的文明，是否就是尼雅遗址的前身呢？
第一部分 尼雅河第6节 精绝国与精绝州
在尼雅遗址，文献和考古学发现的增加丰富了人们对尼雅河历史的知识。有关整个汉代的两部史书——《汉书》和《后汉书》都提到塔里木盆地南缘一个叫做“精绝”的“国家”。20世纪初，学者王国维和英国人斯坦因，都将此“国”比定在尼雅河流域的尼雅遗址。在当地发现的一枚汉文木简上也写有“汉精绝王”的字迹。这是尼雅河真正的“历史”的开端，从此以后开始有文字记载这个地方了。
自《汉书》以来的汉文史籍记载都很贫乏，而且是人云亦云，对我们来讲都不足以复原此一时期尼雅河的历史。当尼雅尚是“精绝国”的时期，这一段历史从史书上看是极其模糊的。对中国历史学研究来讲，尼雅遗址是一个“悖论”或挑战，它超出了传统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超出了传统史学家的“常识”，对于考古学来讲，不啻是天赐的机缘，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了。
从考古资料上看，如果比较各方面的因素，可以看出人类在尼雅遗址的居住最早是从遗址区的北部开始的，因此早时候的“精绝国”故地应当是在遗址的北部地区；之后便向着南部迁移了，但是北部的建筑也没有彻底废弃，有一部分仍然被沿用下来，成为“精绝国”之后的鄯善王国“凯度多州”或精绝州时期的一部分。
关于“精绝国”的历史，考古学能够向我们讲述的，比史书要多许多。那些辉煌的发现，可以认为是属于精绝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在后文里将逐步展示。它的建筑和墓地，揭示出这个早期绿洲城邦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世界，令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精绝称不上是强大的国家。在它的东面有一个邻居鄯善，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公元3世纪初期），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鄯善的政治中心——王城泥（当时的卢文书里写作“kuhani”）在尼雅河以东的若羌一带。
在一个世纪间从尼雅遗址出土的总数在一千零九十一件以上的卢文书，多次提到了在现在尼雅遗址所处的地区，在当时属于鄯善国下属的一个“州”（raja）；在它的下面还有其下属的称作“阿瓦纳”（avana）和“村”（grama）、“百户”（sadavita）、“十户”（dasavita）之类的行政区。对这些神秘的文书内容的考证，足以证明在公元三四世纪的鄯善国时期，这一带地方被称作为“凯度多”和“凯度多州”。这个名称应该与“精绝”有一种对应关系，或许是对音，有可能《汉书》里所称呼的“精绝”，就是卢文书里所拼写的“剀度多”在当时的译音。它是鄯善国王统治下的位置最西的一个“州”级行政区，西面毗邻着其它几个称作“弥”（kheme）、“于阗”（khotana）等的“国”。卢文还反映了在公元三四世纪至少五位鄯善国王统治时期凯度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
比起精绝国时期来说，鄯善王统治时期的精绝或凯度多州是我们了解更多的。在后面的旅行里将作详细的叙述。读者可以参照学者们研究的鄯善五王的年表，来了解精绝州的时间范围以及王统。
第一部分 尼雅河第7节 迁徙的假说
如果承认沿着尼雅河流域分布的那些遗址等之间的联系，就会推导出一个关于迁徙的假说：在一个很遥远的时期，尼雅河水曾经达到一个极靠北方的地方，甚至有可能注入了塔北的塔里木河。在地势低缓的开阔地，河水形成了巨大的三角洲。当公元前第二或第一个千年降临的时候，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的人群，从北面进入了这个杳无人迹的三角洲。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创造了发达的制造业文明。可能在纪元前的几个世纪间，气候的波动深刻地影响了内陆亚洲，某些年份里降水量的减少导致了河流泾流的减少，使得河水的流程缩短了。自然界变化的结果，是使得那些依赖河水为生的绿洲文明体失去生存的基础，人们被迫选择更靠上游方向的新的三角洲居住——迁徙就是这样发生的。
但是，在中上游的乌鲁克萨依等地点的石器与“北方遗址”之间，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人类在尼雅河流域的早期活动可能中断过，这意味着，“北方遗址”的居民并不一定是乌鲁克萨依等地石器主人的后裔。这一段历史有些扑朔迷离。
卢文书记载的鄯善王的纪年，根据推算截止到大约公元4世纪中期，从这时起到唐代的尼壤城之间，时间上有一段不小的缺环。从尼壤城的时代到现代民丰之间，考古上也未发现充分的实物上的链条。可能人类在尼雅河居住的历史，其本身就是间断式的。考古学还未发现和确定“尼壤”及“尼壤城”的位置，这是个不小的空白。
这里似乎可以提出另一个假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精绝州时期之末以及玄奘经过尼壤城时代之后，尼雅河的居民们又分别地做了一次迁徙。就像早期的迁徙一样，这可能存在的迁徙在方向上也是向着南部，即河流上游的地带，那里的水源是比较充分的，足够用来生产和生活。再迁徙的最后结果，就是位于昆仑山山前地带的民丰县城所在绿洲的兴起。
第一部分 尼雅河第8节 沧海桑田之变
当时光流逝之后，历史会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传说的出现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在塔里木盆地流传的流沙埋没古城的传说，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得到了考古发现的验证；但是这个传说本身已很难考证了。有人曾根据语源学，来研究沙漠和绿洲的一些地名，我们倒乐意作这样的设想：早些年间，居住在沙漠边缘的牧羊人和打柴的庄稼汉，当他们沿着河道一路向下游走去时，偶然间发现了那些已被沙漠吞噬了的古遗址，他们那被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培育出来的想象力，借助于古老抒情的突厥语和口头文学传统，一个关于沙埋古城的传说于是便形成了。这个优美、凄凉的传说，赋予“塔克拉玛干”一个“进去了出不来”和“过去的家园”的含义：沙漠里突然降临的风暴埋没了城市家园，活下来的人们便被迫地迁徙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创作了这个传说的、世代在沙漠边生活的人们，他们也渐渐地变成了历史浪漫主义的考古学家。
古代绿洲的废弃导致了遗址的沙漠化。河水再到达不了昔日的绿洲，植物都纷纷死亡。沧海曾经变成的桑田，如今又变回成了沧海。这个变迁的历史，比起人类的历史来更为古老。
当绿洲变成沙漠、历史变得终结之后，所剩下的便是那些被称作“遗迹”、“遗物”的东西，它们构成了一个遗址的全部有形的部分，即使加上被记录在文字里的东西，它们也不是一个古代绿洲的全部历史。用肉眼看不到的还有很多，包括那些被我们称作“生活”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历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有谁曾亲眼看到古代的“生活”了么？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古代生活的遗迹罢了。
在考古学者的眼里，一条河的历史是由各种各样的遗迹、遗物组成的。从昆仑山前乌鲁克萨依的细石器到青铜时代的“北方遗址”再到尼雅遗址和现代民丰绿洲，尼雅河人类活动的历史，就像它的流水一样，有时候涓涓细流，有时候汹涌澎湃。水源充足的时代，它可以流到很远的地方，孕育出一个个巨大的绿洲；当水源缩小时，它就会渐渐地萎缩直至消逝，或者变成一支小溪。当后人从那里走过，他们会驻足那里徘徊不去，并且用手指着那一片片的废墟感慨说：“看呀，这就是历史！”难道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历史么？真正的历史可能早已经消失了，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它们留下来的废墟而已。
壤的地方形成的绿洲，现在是民丰县城的所在地。大约有两三万左右的人口依赖尼雅河的水源以及绿洲的土地为生。
这是个位于沙漠边沿的小城，看上去给人一种极遥远、苍凉的印象，对它的记忆会保存在心灵的深处。这个地方接近沙漠南缘的中间位置，很适合扮演一种“中间站”的角色。这种状况在古代大概也是如此。民丰是个小地方，据说是“一根烟绕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它的小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但是如果生活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却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去处；即使是今天，凭着那个大名鼎鼎的遗址，它也足以值得人们想念。如果去尼雅考古，需要在这里做最后的物质准备，那个叫做“尼雅遗址”的古代绿州，就在这个小城北方的大沙漠深处。
“尼雅遗址”的名称来源于我们所说的尼雅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又是来源于一个更古老的地名“尼壤”（nina）。这个名称在卢文书中曾反复提到过。尼雅河从民丰县城的东面流过，从海拔五千多米的昆仑山上流下来。当它经过民丰时，山前缓缓地向着北方倾斜的地势，已经使河流变得平静下来。被大地抚慰的河水静静地在这片绿州上流淌，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到了这里，那个像传说一般的古代遗址距离已经不远了，从民丰街头的尘土里，还有矗立在大街中心的“语录碑”上，甚至可以嗅到尼雅遗址的气味了。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9节 活着的遗址
在新修成的沙漠公路通车以前，到民丰的路沿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延续。从两个方向可以到达这个偏远的绿洲小城：一个是从库尔勒向西，沿沙漠的北、西和南缘，从西面进入民丰；另一条路走塔克拉玛干沙漠与罗布荒原之间的“绿色走廊”，然后从若羌向西，这条路荒凉、艰辛，人迹罕至，更富有冒险性。
早年的民丰县城像一座活着的遗址，光阴在这里仿佛是静止的，因为它还保留着一个古老历史的记忆。它的简陋的大街上走动着心灵宁静的人，说不定公元7世纪时的“唐僧”玄奘就在这里伫立过……路两边长满了高大苍劲的白杨树，用粘土建筑的平房，围成了一个十字街头。街头中央树立着一座方柱体形的语录碑，上面用汉、维两种文字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沙漠边缘的小城，这座属于上一个时代的纪念性建筑被保存了下来。
但是，“民丰”并不是古老的名称，它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在维语中，县城所在的绿洲一带被称作“尼雅巴扎”或“巴扎”，意即“尼雅河上的集市”。在当地，这个名称现在还有人使用。当初，“民丰”的名称取的是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的意思，所设的民丰县隶属于和田行政区。这是个善良的汉语祝愿。这个名称和它的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0节 探险家
大约从唐代以后，这个地方一直受到外界的忽视，那些大名鼎鼎的西行和东行游记忽略了它，这是因为遭到长时间废弃的缘故。
到了19世纪的末年至20世纪初期，这条河流开始变得知名起来。在戴布斯（JackA。Dabbs）写的《新疆探察史》一书中曾经被提到，在1889年5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第5次探险队，探察了昆仑山西北部、叶尔羌河流域和尼雅（应当指民丰县城一带）等地区。这个探险队是否了解到尼雅河古代三角洲上的秘密，现在还不得而知。到了第二年（1890），法国的杜特雷依探险队（MissionDutreuildeRhins）也到达了尼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支探险队都没有进入尼雅遗址。上述杜特雷依探险队的队员戈厄纳（又译格伦纳，M。Grenard）似乎听说过关于尼雅遗址的传闻，曾设想着到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扎（即“大麻扎”）以北的沙漠里去寻找精绝，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这个探险队是著名的和田古桦树皮卢文佛经抄本《法句经》的获得者之一。
1900年～1931年间斯坦因（M·A·Stein，1862年～1943年）的4次探险，使尼雅这个地方变得广为人知。他本是匈牙利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1900年，他从印度经过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翌年的年初——准确地说是1月20日，他和他的探险队来到了尼雅河绿洲。1903年出版的《沙埋和田废墟记》一书中，他描写了当时尼雅巴扎的景象：
“尼雅绿洲是由沿着从苏喀克附近山上流下来的小河两旁一系列小村庄和乡镇组成的，小河的上游叫做乌鲁克沙依峡谷河。下午3时以后，我来到了耕作区西部边缘的康沙利小村庄，再行2英里路远，就进入了尼雅巴扎所在的中心村镇，受到了当地伯克代表的热情接待，并且在街口附近一家巴依的房子里为我们准备了满意的宿处。正赶上尼雅巴扎每周一次的集日。虽然已近黄昏，可是在这长约八分之一英里的狭窄街道两侧，棚舍前仍显出一派热闹景象。巴扎上摆着很多从和田运来的干果和糖果、葡萄干，还有中原出产的茶叶及各种调味品，优质核桃和一种淡红色的葡萄则是当地出产的。人们似乎都正忙于为了过好开斋节而选购这些奢侈品。”
一位名叫哈桑阿洪的年青驼夫，好奇心很重，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伊不拉欣的当地农民从北方沙漠里带回来的两块写有字迹的木板。这些书写木板拥有的学名叫做“简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木简。斯坦因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是用一种早已死亡了的古代文字——卢文书写的。
所以，准确地说，尼雅遗址的最初发现者，应当是那个叫做伊不拉欣的民丰当地人。如果细究起来，这个说法也可以怀疑，理由是那些居住在尼雅河现代三角洲上的沙漠居民，可能早已经了解到沙漠深处的秘密了。
愚昧无知的伊不拉欣是个“寻宝人”，他熟悉周围的地形，所以斯坦因将他聘为寻找尼雅遗址的向导。斯坦因预感到，一个旷世的考古大发现可能正等待着他：
“……我极力按捺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伊不拉欣当我的向导，还向他保证，如果他能把我带到那所他发现过的被埋没了的房屋去，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报酬。……在灯下仔细查看这些充满了希望的发现品，使我愉快地度过了这一夜晚。”
1901年1月，斯坦因在当地人引导下，进入尼雅遗址并做了调查和挖掘。他在遗址里的活动情况，是实地测绘了遗址的遗迹分布图和一部分房屋遗迹群（编号N。I～N。IX）的平面图，并且获得了595件卢文和汉文简牍、皮革文书，除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木、铜、陶、金、玻璃器和纺织品等遗物。这一次探险之后，他出版了两部书——《古代和田》和《沙埋和田废墟记》，记录了他在大沙漠的考古探险和发现物。
此后的3次探险期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每一次都进入了遗址。他在遗址中挖掘的详细情况，分别由几部书做了记录（《西域考古图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因为每次考察都有新的遗迹被发现，所以需要不断地进行测绘，他的几位测绘专家——印度军官拉姆辛等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每一次的挖掘中都有数量巨大的文物出土，尤其是文书以及一些艺术品，具有极高的价值，被运到了印度和英国，按照探险前达成的协议，根据提供资助金的额度进行了分成。这种状况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也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斯坦因的掠获物，如果列一份清单的话，他通过挖掘以及收集的古代文物包括以下这些种类：
卢文和汉文文书：大约一千零一十二件左右；
木质艺术品：具有精美雕刻图案的家具、建筑构件等；
古代纺织品：用毛和丝绸制作的衣物；
印章：具有艺术化的造型，用来作身份的证明和模印装饰性的图案等；
金、银、玻璃、漆器等：比较珍贵的器物；
各种材料的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和乐器等，包括陶、石、木、铜、铁、皮革、角、骨制品；还有一把“吉他”。
最后一次的探险（1930年～1931年）鲜为人知。幸亏王冀青教授的费心调查，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查找到斯坦因当年的日记和照片。这一次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限制，使他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挖掘了。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个时期在尼雅遗址工作的情形，让这个老牌探险家感到不满和无奈：
在斯坦因首次探险之后，有一位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于1905年～1906年考察了塔里木盆地。他是著名的“亚洲气候脉状波动”理论的创立者，也是《文明与气候》和《亚洲的脉搏》的作者。这个理论建立在对于气候以及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上，而且被归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似乎充满悲观色彩的科学理论上，受到过不少学者的批判。当他看到像尼雅遗址那样的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古代城镇、聚落废墟时，仿佛目睹了气候与文明这二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生命的存在并不全部在植物生长区，在有些地区，除了死去的植物，常常会有少许在无望的与变化的气候搏斗中逐渐适应下来的生命。许多这样的地方，生命得以繁衍生存的仅有之地，是一些十至五十英尺高的大山丘，山丘上笼罩着柽柳丛干枯的死干与轻柔的新枝，清楚地证明气候变迁的过程。呈现出白色、黄色，或边缘灰白、中心淡红的沙漠，比我们想象的要美丽。的确，在这里生命是凋零的，但沙丘那迷人的曲线和混合着各种色彩的谐调的波纹，却给人长久的愉悦。确实，人们的审美精神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
远古文明的废墟在其遮蔽物——沙丘清晰、幽雅的曲线下，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只有在遥远的东部，在罗布泊湖心那寸草不生的盐碱和黏土地带，人们才真正进入了令人窒息的、可怕的荒芜之地。”（《亚洲的脉搏》）
1905年的10月，他来到了尼雅河流域。在这里他听当地人讲到了斯坦因的事迹，实际上主要是在尼雅河下游一个遥远的古代三角洲的挖掘，证明那里曾经是一处古老的村镇。亨廷顿在尼雅遗址里也做了一番“考察”。他看到了那些房屋庭院和寺庙的废墟，也采集了几枚卢文木简。对于他的“中亚气候持续变干”的理论来说，尼雅遗址的资料显然是很有用的。1908年和1911年，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两次旅行经过了尼雅（民丰县城一带），并做了短暂停留。至少他到过大麻扎一带。在1908年第一次探险期间，他表示受到了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物的诱惑，“想尝试发掘古城址，去过两三次。”据说收藏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的“大谷光瑞藏品”中，有十几件木牍文书出自楼兰和尼雅，大概是橘瑞超的挖掘物。在他的探险记里只有简略的记录。最近有人研究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泰晤士报》的报道以及橘瑞超本人写给大谷光瑞的信，断定他并未进入过尼雅遗址。橘瑞超出版过他在新疆等地的探险记《新疆探险记》和《中亚探险》，这些书现在已有了汉文的节译本。
早期尼雅河流域的探察史看上去令人感到沮丧，原因是解放之前的这些探险、考察，都是由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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