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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撤退逃难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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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强忍着痛，跑了二十多里，到了一个村落，这村里有好几栋砖瓦房。打听得前面这个检查站的军部就设在这里，军长也在此，于是我们的汽车就在这里停下，公推三名代表去军部告状，父亲又是代表之一。过了一个钟头，父亲他们回来了，后面还跟来了几个带红十字臂章的救护员，他们将司机及头部受伤的恶汉抬了去，父亲则留在车上给大家讲述刚才谈判的情形。
他说：
“首先我们告诉军长，我们是四十三兵工厂的员工，并向他简要介绍了刚才发生事件真相，还告知他的部下，拿了我们的东西，并打伤了我们的人。我们还声明，即使是我们没有停车，也应该先朝天鸣枪示警，绝不能首先向人开枪，以至使我二人受伤”。这位军长倒还不错，未作任何辩解，就一应承担处理，并马上赔笑的说：
“咱们都是同志，你们在后方生产军火，我们在前方打击敌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应该互相帮助，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实在对不起你们，我一定查实严肃处理。对于被打伤的伤员，赶快抬来救治。此外，我相信你们也饿了，就请你们全车的人，在这里吃顿便饭。”
“他这一席话，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至于吃饭，我们考虑要赶路，也就婉言谢绝了。”
其实，我倒觉得，这是那位军长明智之举。我想，他对其下属的抢劫丑行，应该早有所闻，正因为他治军不严，才导致今天这事件的发生，如今不设法将这些人的嘴封住，让他们到外面去，在报纸上那么一抖落，或是到上面去参他一本，那他这军长的宝座也许就坐不成。
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位代表扶着包扎好的司机回来了。上得车来，两位代表对那恶汉的妻子说道：
“你丈夫的伤，伤着了头脑，失血过多，伤势很重，必须在此休养一段时间才能走，若现在就走，在路上一颠，继续出血，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反正他留在这里，有人护理，不会有什么问题，过些时，有所好转，我们再来接他。”
可是那恶汉的妻子不放心，坚持要把她丈夫抬回来，同她一道到贵阳去。这样，又得有劳三位代表，再跑一趟，去进行联系。
又过半个小时，三位代表回来了，后面跟了一付担架，抬着被打伤的恶汉，那恶汉头上缠满了绷带，现在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伤兵。
三位代表手里都拿着东西，父亲手里提了一块盐巴（在贵州，盐很乾贵，多半都是吃的岩盐，一大块一大块的，当地人叫盐巴）。另一代表，扛了一袋米，大约有50斤，还有一名代表，则提了一大块肉，约十多斤，通红通红的，据母亲说，这是马肉，马肉比牛肉粗，不如牛肉好吃。
下面首要的任务是为负重伤的恶汉腾出一大块地，好让他平躺下。虽然他以前对我们是那么凶狠，但此时此刻，看他那幅可怜相，父亲母亲和我，都不计前嫌，赶快腾位置帮助整理，以唤醒恶汉的良知，教他记住，在自己顺利和得势之时，也不要仗势欺人，人总是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许通过此事，他会感到内疚。
一切安排妥当，司机又忍痛开车了。开车后，父亲又向全车人介绍了刚才这次联系的情形。
“这位军长真好，一切按我们的意见办理，完了，又再一次请我们吃饭，看来是真心诚意，我们回答要赶路，不吃了，他就命令下属送来了这么多吃的东西。”
当然，这一点点补偿，相对我们全车损失，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的汽车又爬山涉水，大约走了十里，于下午三时许到达了贵州贵定。汽车要在此停比较长的时间，于是我们下车来，找了一家卖饭的摊子，去解决肚子的问题，餐馆我们进不起，而饭摊对我们这些逃难者来说，已是一种享受，认为他的饭菜已经够鲜美。我们全家七口人，把个小摊围坐得满满的，成了我家的专席，五升米的一笼蒸饭，被我们吃个精光，所剩无几，连老板看了，也大吃一惊。
吃罢，我们又回到了停车的地方，只见那恶汉的妻子和母亲在嚎啕大哭，哭得是那么伤心。这时，我们即刻意识到，是那恶汉已经死了。本来头就受了重伤，失血过多，再加上一颠，继续出血，哪有不死之理。
这时的我，既对这两个妇女的痛苦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那恶汉的死，又觉得是上天给他的报应。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命里注定。假若他们不上这辆车，继续步行，也就没有这件事情；假若他不仗势欺人，不那么凶，不把别人当靠椅躺着，而是直立而坐，不就是另外一种情形；若是她们听人劝，受伤后留下治养，也就不会遭此悲惨命运。
后来，我们得知汽车要在此过夜，我们又再次上街去找旅店，找遍了几条街，连加铺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再回到汽车上来，准备在汽车上渡过一夜。此时，那恶汉的尸体还摆在车里，因为他是司机的亲戚，所以谁也不敢提出异议，于是我们这一家子就只好与死人睡在一起。这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有些心悸，而对于我们这群小孩子，其恐惧心理，真无法言比。
这一夜，我一直做着恶梦，梦见了老虎，梦见了狮子，还梦见了恶鬼，醒来时，冷汗淋漓。
第十一章 汽车被“友邦”十轮大卡撞翻
在贵定与死人同车共眠了一夜，次日早早的就醒了，没有洗脸漱口（已经习惯了），就到小饭摊上去吃饭。饭间，大家谈论着我们的司机，昨日他被打伤后，又忍痛坚持开车行驶了一百里，这已很不容易，经过昨夜，现在情况不知会是怎样的。
大家正想着说着，只见同车的两人掺扶着司机来了，看他那愁眉苦脸，咬牙切齿的神态，就知道疼痛难忍。伤痛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日还可以忍受，第二天就叫痛的要命，我们的司机坐进了驾驶室，靠在那里哼叽叽，看来我们的汽车已无法再前进。
过了约三个小时，谁也想不出一点办法，我们的司机是绝不能开车了，可又找不到谁来代替，因为这里的汽车不是那么好开的，这里的公路路况是非常非常的险，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敢来接替，大家只有干着急。一直等到中午，只见一位四十来岁的陌生汉子，围着我们的汽车徘徊不定，后来他才上来问及：
“你们的车是否去贵阳，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上来挤一挤。”
这时，车上立刻有好几个人回答，
“车倒是要去贵阳，但我们的司机的腿受伤了，车走不了啦！”
“我会开车，可以帮你们把车开到贵阳去，不过得允许我带上件行李。”
大家听了，由忧转喜，可是，我们的司机对他不太相信，有些犹豫，后来司机问了他很多开车的技术问题，他都对答如流，说明他是一个内行，这才同意，但总不如我们熟悉的司机那么放心。经过一番考核，我们的汽车就在这名陌生的司机驾驶下，驶离了贵定。
贵州高原，崇山峻岭，公路蜿蜒曲折，似一根白色的回肠，铺放在那沟壑至山顶。汽车盘旋攀升，时常要拐十八道弯才能完成。有一处叫三十六道弯和七十二道拐的路段，可见此处公路之艰难险情。在悬崖拐弯处，竖立一块木牌，下面画两根交叉的骨头，上面再画一吓人的骷髅，叫你见了就胆战心惊。汽车爬上山顶，回过头来再遥望那后续的车辆，像一个个缓慢爬行的壳虫。再从山顶望向山谷，有好几十丈深，假若司机的技术不精，或稍有疏忽，就会掉进万丈深渊，碎骨粉身。汽车在这种公路行驶，使我们的神经也绷得特紧，心也似乎悬在空中。
我们还时常看到翻车，不过翻的多半是些军用十轮卡车，翻成十个的轮子底朝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司机对这里道路不熟；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自持是军车，开得过快和过猛。
特别是那些美国司机兵，他们自持是救世主，开得更凶，更猛。他们认为他们的十轮卡车结实，不怕撞，照着你撞，把你的车撞坏了，也无动于衷，即使是将车撞翻了，撞死了人，也全然不予理睬，就扬长而去，我们的汽车就遭到了此种厄运。
我们的汽车正在一盘山公路的急转弯处行驶，右边是山，左边是悬崖峭壁。突然，从后面开来一辆军用十轮卡车，也不鸣笛，就加足马力超车，我们的汽车还来不及躲让，就被它挤成90度倾翻。
我清楚记得，那天爬坡时，我还正在欣赏山下回旋的公路，突然那辆十轮卡车一过去，我不知怎么就到了地上，接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米袋压在了我背上，可能是同速度之故，也没轧伤我哪里，我把它推开爬了起来，这时我已意识到，我们的汽车翻车了，我赶忙跑过去察看情形，只见母亲躺在地上，“哎哟！”“哎哟！”的哼着，我知道一定是哪里负了伤，同时我又看到六弟满脸是血，把我紧张得不知怎么样，我赶紧叫喊：
“爸爸！快来！六弟满脸是血。”
父亲迅速跑过来，抱起了他的第六个儿郎，我这才缓过神来，问母亲伤着了什么地方。原来当母亲意识到正在翻车时，马上想到的是她怀抱中的六儿，她怕自己的身体压着了他，于是用手去撑地面，就这样使右手腕骨折了，六弟虽没被母亲身体压着，但一个轮胎轧到了他的头上，擦破了一大块头皮，故血流满面，此时，父亲也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我家其他几个成员的负伤情况，五弟只擦破了点皮，对身体无妨，四妹负伤多处，有的青紫，有的破皮流血，伤势算轻度偏上，父亲、三妹和我安然无恙。了解了全家的的伤情以后，首先将母亲扶起，送到靠山的一块草地上坐定，然后将四妹、五弟也安顿到这个地方，父亲就守着照顾受重伤的六弟和母亲，我和三妹则收捡散落的行李。这对一个十一岁和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件繁重的劳动，已经是十一月寒天，但我仍汗流夹背，汗水湿透了衣襟。
这次翻车，全车压死一人，重伤十二人。压死的那人，是司机的助手，他刚取完垫木，跳在驾驶室右侧踏板上站立，而车正好向右倾覆，将他压在车下，不幸死亡。他真死得冤枉，他若在取完垫木后坐进驾驶室，顶多被撞伤，而不致于被压在车下，现在谁也无法动他。
但这名司机助手是为我们全车人而死的。在贵州高原上行车，当爬坡时，常要一个人跟随车旁，随时准备垫垫木，一旦车上不去，迅速将垫木垫在后轮子下，不能让车向后滑，否则滑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死得伟大，死得光荣。
还有一件怪事、巧事，那个被颠死的恶汉，又被压在了车底，因为他已是死人，故未计算在死伤之列。若换另一个活人坐在那个地方，恐怕会造成我们更大的伤亡。
这次翻车，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的车是翻向了靠山有块平地的一边，若是在悬崖那边翻车，那就一定会掉入万丈深渊，一个也休想生还。清理完现场，各家自成一堆，没有欢笑，山间回荡着一片哎哟的哭叫，怎么办，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待，等待过路车捎个口信，去请求救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救济总署的吉普车，这正属他们管辖范围的事，父亲将其拦下，向车上人简要介绍了我们翻车的经过和伤员的情形，请他们到贵阳后，设法转告我们工厂，请求派辆车来援救。
又过了两个小时，从我们前进的方向开来了一辆载重为一吨半的有蓬车，因为都是工厂的熟人，一看就知道是来接我们的。即问“为什么没派辆大车来，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运走？”
“大车全派到外地去执行任务去了。”
这个车只能容纳十几个人，所以最后决定，凡是受了重伤的人坐这辆车到贵阳去救治，其他人则只好留在这里等下一辆车来再行。母亲、六弟、四妹属重伤之列，先上了车，但考虑到母亲右手骨折，无法照顾弟妹，故决定我也挤上去帮助照理。又因为我们家现在只剩下一床被子，而父亲、三妹、五弟还得在这露天待一些时日，而且谁也说不清他们要在这待多久，被子只好留给他们，我们四人只带一床毯子走。临走，父亲再三叮嘱我，并叫我到贵阳后，去湘雅路湘雅医学院找我的姑姑，她会给我们帮助。
车开了，我向父亲、三妹和五弟挥手告别，这是我们逃难五个月以来，第一次亲人分离，尽管时间不会很长，但也有那种难舍难分的心情。
黄昏时刻，小车进了贵阳城，街上不太热闹，大概这是处在偏僻小街上的原因。车在街上转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口停下，半圆形的拱门上，镶嵌着“西湖饭店”四个大字，工厂办事处就租用饭店的几间客房办公，我扶着母亲下了汽车，进了办事处，把一点随身带的东西寄放到了父亲同事处，没说上两句话，又返回车上。汽车又载上我们这原班人马，驶往医院。这次汽车经过了几道热闹的街，此时，华灯初上，商店灯光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熙熙攘攘，好一番热闹景象。
逃难五个月以来，一直生活在那令人痛楚和艰苦的环境，突然见到这热闹的场景，仿佛置身于仙境。
第十二章 悲惨的遭迂
小车左弯右拐的来到了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中央医院”门前停下，据说这是从南京迁来，是当时贵阳最大的医院。医院门上只有一盏涂有红十字标记的电灯，昏暗的灯光，给人一份凄凉之情。我们进了医院，因为已是晚上，只看急诊。医院对受伤的弟妹，简单的进行了一下清洗、涂药、包扎就算完成，对我母亲则更是简单，给了几片止痛药片，即叫明日再来，其它伤员也大致如此，于是我们一行十数人，又乘来时那辆小车往办事处回返。
办事处可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只好到外面去寻找住处。但母亲折断的右手，已使她疼痛难忍，加上两个受伤的小弟妹要照看，所以不便出访，只好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到街上去独自闯荡。黑灯瞎火的，找了好长时间，虽然找到了几家旅店，但回答都是，
“客满！”“客满！”
这也难怪，全国那么一大片沦陷土地上的人们，被战争一下子驱赶龟缩到了这一小块地方，怎么不会造成住房紧张。没有办法，只有垂头丧气的又往回返。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办事处走廊的端头开地铺睡觉，走廊的地面是水门汀的，冰冷，冰冷，所谓开地铺，也只是把仅有的那床毯子垫在地上，身上没有盖的，已经是寒冬腊月的天气，真把人冻得够呛。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啦，这才向办事处的同事开口借床被子。要知道，他们同是逃难过来的人，只不过比我们早到一时，情况也许稍好一点，但也不会有什么富裕的行李，见我们实在冻得可怜，想法匀出被子一床，借给我们挡寒。虽然有了盖的，但毕竟下面垫的太薄，身体的一点点热气，一接触到毯子，就被水门汀的地坪吸光，身上像弹琵琶似的，直打哆嗦。这一夜，我冻得完全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四妹又发高烧，且叫肚子痛，脚也有些微微的肿，本来就有病的她，加上这一冻，病情更加重了。
今天去看病，可再没有工厂的小车接送。因为路不熟，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母子四人，挤在这辆车子上，再去中央医院。先给六弟换药，揭开昨日所敷纱布时，六弟叽哇直叫唤，一个岁多的小孩，那能忍受得了撕开血肉沾连纱布的楚痛。给四妹看病的重点，已由外伤转为内症，现在主要给她治疗发烧、泻肚、微肿等内科疾病。最后轮到给母亲看手了，医生对母亲说：
“你的手肯定是骨折了，要替你施行手术，但现在没有了x光机，不知伤的具体情况，对于做手术会有一定影响。”
后来又检查出母亲患有心脏病，动手术必须上麻药，而心脏病人上麻药可能麻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所以要担很大风险。
医生问我母亲：
“此地有无亲人，能否签字画押。”
“能不能盖保？”
母亲回答：
“我们是逃难之人，昨日翻车，刚把我们送到这里，在这里是举目无亲，唯一能帮助我的，就是我这十一岁的大儿子，要签字就让他签好了。”
看来母亲非动手术不可，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我签字让母亲动手术，若真的醒不来，那不是我将母亲向死亡推进！最后，还是母亲自己下定决心动手术，于是让我按了一个手印，母亲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我抱着六弟，牵着四妹，坐在手术室外的板凳上，坐了约一个多小时，这是多么难熬的一个多小时，也是度日如年的一个多小时。我不知母亲此时能否再出来，若真的醒不过来，叫我这十一岁的孩子，领着两个伤病的弟妹，又将如何坚持到父亲到来？我想，我想，我想了许多许多，一切痛苦的后果让我都想到了。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一个多小时。人们可以想象，这么沉重的思想负担，叫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又何以承担！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这时母亲的手上了夹板，一条绷带将手臂挂在脖子上，十足的一副伤兵模样。这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眼睛里是热泪盈眶，此时我又陶醉在生离死别后重逢的喜悦之中。
在乘坐人力车回办事处的路上，母亲给我们讲述着她施行手术的惊险情形。
下午，我一个人顾了一辆人力车，去湘雅医学院找姑姑，一路上我兴高采烈，我想，我就要见到我久别的亲爱的姑姑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找到了姑姑，就有了救星。姑姑是父亲最小的妹妹，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迁来后，一九四二年她就专程考入这所学院就读，她已来贵阳多时，她的情况肯定比我们好，她看到我们现在这种可怜情形，肯定会给我们以照顾，至少不会像昨晚那样挨冻，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人力车就把我拉到了目的地，学院用竹条编织的篱笆围着，院内有不多的几栋平房和几栋木板结构的房子，后面傍山。我走下人力车，然后到传达室问一位守门人，
“请问，有不有一个叫周耀曾的女同学？她在不在？”
“不在！”
那守门人很不耐烦的这么应了这一句，就把我打发了。这似一盆冷水，突然从头顶泼下，一直凉透了我的心。并垂头丧气的离开了传达室，稍事停顿，我仔细一想，难道就这么算了，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无亲无戚，领着负伤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叫我怎么办？想着想着，不由得眼泪滚滚淌下。
于是，我鼓起勇气，再一次向那守门人简单的诉说了我们当前的遭遇，并说明我是来找姑姑求援的。这时那人才稍为详细的向我说明了情况。
“我们学校是有周耀曾这个同学，但前些日子紧急疏散时，都搬到重庆去了。”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是那样沮丧，一种似孤儿刚失去父母的孤独感笼罩着我心，而心则如刀铰般难受。
这一夜，仍然与昨晚那样睡在水门汀的地上。晚上，母亲的手痛得直叫喊，硬叫我去借一把剪子，将包住指头的石膏剪去一些。四妹则是又泻肚又叫妈，但母亲的手使她痛得难以忍受，且手又不方便，无法给她照顾，唯有我这个小哥哥给以安慰和帮助。
又这样熬了一个夜晚，到达贵阳的第三天，四妹病得更利害了，母亲又带她和六弟到“中央医院”去了一次。到第四天，四妹一整天在喊着爸爸，时刻在翻着白眼，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妹妹时而在地上滚来滚去，时而乱抓着胸脯，看来她有无法忍受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此时，我和母亲也只知道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下午三点，一辆卡车停在了“西湖饭店”门前，是父亲和弟妹们来了，我赶快上去迎接父亲，并告知四妹病重的情形，父亲没顾得搬运行李，就跟着我径直来到了四妹身前，叫喊着：
“四毛！四毛！爸爸来了！”
四妹用力睁开眼睛，凝望着她日夜思念的父亲，她又微微的扇动着她那小小的嘴唇，虽然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根据她活动的口型，知道她是喊出最后一声。
“爸爸！”
就这样，四妹慢慢的合上了眼睛，永远永远的合上了眼睛。
四妹是父亲最喜爱的女儿，一个五岁多一点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在那灾难的岁月里，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已经到达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但最后还是没有摆脱死神的纠缠，最后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别了。母亲捶胸顿足的大哭不止，父亲，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也都呜咽发出声响，最后父亲还是强忍着悲伤，擦了擦眼泪，就牵着我的手，到外面来搬运行李。
安顿好一切，父亲就上街去，引来了一个扛小匣子的人，这又引发了母亲的痛哭，她边哭边干着她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她像包襁褓婴儿一样，用毯子将四妹包着，然后让父亲将四妹抱起放于小匣子中。临到要加盖了，母亲又用手挡住，俯着妹妹的身子大哭了一场，父亲只好强忍着，将母亲拉开。父亲又去请一位工友，由他们两人抬着送出去埋葬，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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