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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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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清政府旗帜下最著名的三大汉奸，都被封为藩王，并划给他们广大的地盘。当时称为“三藩”：
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为不能忍受他儿子尚之信的横暴，向清政府请求退休，推荐尚之信继承他的王爵并接替他镇守广州。当时的皇帝是福临的儿子玄烨大帝，他允许尚可喜退休，也允许尚之信继承王爵，但不允许尚之信接替老爹镇守广州，他说：“地方官职，没有世袭的规定。”吴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孙儿），听到消息，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于是他们也请求同时退休，目的在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希望（并相信）中央会慰留他们。清政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有过激烈的争论，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个大汉奸一定叛变。二十岁的玄烨大帝坚持撤藩，下令接受他们的请求。三藩果然叛变，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陷于混战。
三藩推举吴三桂当领袖，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沮丧的失败。可是，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他只有自己当皇帝，但在这个紧要关头，新兴的政权无法马上产生向心作用。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状态，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
另一个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战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扑灭。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吴三桂之孙吴世（王番）（吴三桂已病死）全族处决。
从一六八二年饥民暴动，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结束，改朝换代的战争历时55年，中国又归统一，而且立即出现了一百余年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十 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第三个黄金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七）八十年代，终于下世纪（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纪第二次黄金时代，恰恰一千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候。
但大黑暗并没有过去，那沉重的污染不会这么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过被满洲人强劲活泼的新的生命力，暂时驱逐到一旁，犹如一个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几日晴天一样。
满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整个中央政府，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命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唯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我们试就下列若干项目。加以比较：
注意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大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的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中国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的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睛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礻真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被酱死。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
十一 东方疆土的开拓——台湾
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
台湾岛距福建省海岸，最狭处只一百五十公里。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本世纪（十七）初叶，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变化；一是海盗郑芝龙向明政府投降，明政府任命他当福建省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海上商旅开始获得安全保障。一是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的荷兰王国，从欧洲向东发展，于一六一九年，登陆爪哇，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于一六二七年，登陆台湾，把岛上的马来人、中华人、日本人，全置于统治下。
我们回溯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聿键被杀的往事，那时郑芝龙已晋升为侯爵，统率陆海两军，掌握重兵，当他决定出卖朱聿键，向清军投降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极力反对。郑芝龙当然不会改变主意，于是郑成功就率领一支孤军，以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尊奉遥远的在西南云贵高原流亡的第二十任皇帝朱由榔，跟清政府对抗。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大举北伐，由长江口深入，包围南京。可是结果失败，退回厦门。那时清政府入关不久，还没有力量反击，而只采坚壁清野的战略，从南京到广州二千公里的沿海地带所有居民，全部内迁二十公里。郑成功经过北伐的大创伤之后，已不能作第二次北伐。坚壁清野复使他的军队面对着饥饿和孤立。他这才想到台湾，如果能据有台湾，粮源和兵源都可解决。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进攻台湾，荷兰所建筑的两大巨城之一的赤嵌城（台湾台南）陷落。另一孤城热兰遮（台南西安平城）被围九个月，荷兰军队弹尽援绝，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把他们全部遣送到爪哇。
——荷兰占领台湾岛三十八年。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总督揆一，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回国后，仍以失陷台湾的罪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从一六六一年起，台湾成为中国明政府辖下的领土，而就在这一年，朱由榔被缅甸人解送给吴三桂处死。帝王政治制度的传统形式，一定要继续立一个皇帝，才是正常现象。但郑成功的态度十分暖味，迁到台湾的虽然也有其他朱姓亲王，郑成功却没有物色一个继承帝位。郑成功的封爵是延平郡王，他就以延平郡王的王府，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在法理上，这是畸形的，犹如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而只由一个总司令部代理中央政府。
郑成功于占领台湾的次年（一六六二）年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承王位，曾向清政府提出和解，要求清政府承认台湾是一独立王国，允许台湾像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一样，不剃发也不改换服装，只向清政府称臣进贡，永远作为中国的藩属，清政府表示同意。但郑经不自量力的又要求保留海峡对岸福建省的厦门，作为贸易的据点，清政府大起反感，谈判破裂。在三藩战役时，郑经跟三藩之一的耿精忠结盟，曾派遣军队到福建省和广东省参战。三藩失败后，郑经在大陆上的根据地，全部丧失，这时他终于承认力量微弱，开始想到自保，但机会已经过去，清政府决心用武力把他消灭。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福建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三百艘战舰，从福州出发，先攻陷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列岛，接着进攻台湾。郑氏政权在台湾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中有很多变化。当初的战斗精神和复国雄心早已消失，将领们和战士们，都在岛上成家立业，习惯于和平安定。所以，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鹿耳门（台湾台南西安平港）登陆，最后一位延平郡王郑克（土爽）（郑经的儿子）投降。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岛，正式跟中国合并，跟西南方一干公里外面积略小的海南岛，像两只巨拳一样，保卫着中国的海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家系统理学巨头之一），向玄烨大帝建议，郑氏政权既已消灭，台湾是蛮荒烟瘴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仍赐给红毛（荷兰）。天老爷保佑玄烨大帝拒绝采纳他的意见。
十二 东北疆土的开拓——《尼布楚条约》
在台湾海峡发生变化的同时，东北严寒地带的黑龙江流域情势，也发生变化。
中国东北的领土，自纪元前四世纪战国时代以来，始终伸缩在七万平方公里左右，从前称为“辽东”，即现在的辽东半岛——包括沈阳和辽阳两个大城。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这一块土地都不能保持。纪元后四世纪以来，也只有唐王朝保持了一百余年。蒙古的元帝国版图包括大部分东北地区，当蒙古人被逐出中国时，长城以北仍是他们的国土。明政府曾恢复唐王朝的辽东（辽宁省）旧疆，勉强维持了二百余年，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外兴安岭、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但最后仍全部丧失给后金汗国。
后金汗国原来只局限于狭小的辽东半岛，它的北方和东方，仍住着很多比满洲人更为落后的部落。这些部落一则不甘愿承认满洲人的优越地位，一则他们也正在向南迁移，双方遂不断发生战争。但每一次战争的结果，满洲人都得到胜利，而终于把他们完全征服。其中有4个主要的部落，如同下表：
满洲人蓦然间被请进山海关时，他们在东北所征服的土地已达三百万平方公里。满洲人作为中国的主人后，这片广漠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嫁妆的一部分。
比满洲人向北拓展稍早，俄罗斯帝国远在欧洲的斯拉夫人，已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扩张，西伯利亚荒原上人数稀少的原始游牧部落，不是那些俄国人的对手。从本世纪（十七）初叶到六十年代，俄国人在荒原上建立起来一系列的殖民城市，最主要的有下列诸城：
一六○四年 牧木斯克（明王朝皇帝朱诩钧在位）
一六一九年 叶尼塞斯克（萨尔浒战役之年）
一六三二年 雅库次克（后金第二次入塞前一年）
一六三八年 鄂霍次克（后金第四次入塞之年》
一六五八年 尼布楚（郑成功北伐图南京前一年）
一六六六年 塞楞金斯克（三藩战役前七年）
雅库次克显然是俄国向东向南侵略的主要据点之一，它距黑龙江约一千二百公里。俄国的冒险家、流氓、杀人凶手、亡命之徒，当然也有抱着为国家开疆拓土高贵目的的英雄志士，从本世纪（十七）四十年代起，不断向温暖的东南方和南方发展，窥探井勘查当时刚刚被后金汗国征服不久的黑龙江流域。后金汗国于一六四二年吞并了呼尔喀、达瑚尔部落，明年（一六四三），俄国第一批探险队从雅库次克出发，相差不过一年，但这一年已够确定中国在法理上对于黑龙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的主权。
俄国人出动的次数和乘隙深入后金汗国——中国国境的情形，我们借下表说明：
俄国人的运气不好，不仅是脚步迟了一年，而且它遇到的不是明政府奄奄一息腐烂透了的弱小中国，而是清政府正走上坡，朝气蓬勃的强大中国。俄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行动队不过穿过中国东北的荒原地带，没有被清政府发觉，但是第三批行动队在施代巴诺夫领导下，在精吉里河口建筑城堡，兴高采烈地打算长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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