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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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　　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　　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　　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　　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　　夷商不准坐轿。
　　六　　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　　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　　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四　　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
　　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据说就是著名的吸毒犯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本世纪（十九）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一八三八年，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旻宁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三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二十英元（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二十英元。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旻宁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中国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因为中国人如果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会被处死刑。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曼宁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一八四○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旻宁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倚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一、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二、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曼宁对传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传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一八四○）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旻宁，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一八四一）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一　　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二　　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六百万两。
　　三　　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旻宁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六百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六百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旻宁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六百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旻宁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中国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中国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中国，不能叫做割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