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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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责任田，我现在还这样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职务，一起被撤消了。这个会议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省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
1962年底，安徽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1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不过，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延长责任田的实行时间。中共中央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转发全党，以期推动全国各地改正“责任田”的工作。这个文件介绍了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列举了“责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单干风”时，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随着“四清”、“文革”，这种批判变本加厉、日益升级。全省从上到下有几十万人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斗争。
15年以后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国率先搞起了责任田，最后在全国普遍推广。
5，安徽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本书作者据《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结果，为226。28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243。06万人。（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这本书的基本数据来处官方，显然是缩小了的。这里我再按1989年《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计算过程如下：
表45安徽人口统计资料　　　
单位：万人；出生率、死亡率：‰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人口 3201 3243 3337 3394 3426 3043 2988 3234 3232 3181 　　　
平均人口 3366 3410 3235 3016 3111 　　　
出生率 27。7 33。2 29。7 23。8 19。9 11。4 12。3 53。3 50。7 39。9 　　　
死亡率 11。8 14。3 9。1 12。3 16。7 68。6 8。1 8。2 7。9 8。6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1989年，第40页，41页。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年：3366＊（12。3－9。55）‰＝9。26（万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万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　（万人）
1961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　（万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　（万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　（万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　（万人）
4年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一样，但历年总人口数略高于《安徽统计年鉴》，所以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略高于用《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由于这两本书的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缩小了饥荒严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1960年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过100‰县有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15％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500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左右。综上分析，从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500万到600万之间。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1960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无为、宣城、毫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全椒等县。安徽各县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见图41。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积6083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1％，另有可垦面积432万亩。吉林地多人少，当时全省900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亩，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从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　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吉林是产粮大省，征购任务重。1957－1958粮食年度，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情况。在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群众叫喊缺粮，找乡社干部要粮请愿。有的地方发生群众抢购副食品，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抢粮分粮事件。长春市南关、二道河子两个区，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达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门前排队抢购豆腐渣。双城县群众夜里11点就开始排队抢购煎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1957年布置征购任务之后，省检察院就积极配合。1957年10月，省检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1958年1月9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后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征购粮食工作队。1958年1月29日和23日，分别召集的24个县检察长汇报。据汇报材料，各地共处理了427件粮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机关逮捕的96件和法院决定逮捕的52件以外，检察院侦察处理了279件。其中套购粮食56件，粮食投机倒把的50件，抗交公粮拒售余粮的51件，贪污盗窃粮食的43件，密打私分粮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缴回粮食481。1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7个县、市的统计，从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8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130起，抗缴征购的19起，盗窃粮食的2起。使国家粮食损失73。94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511957－1961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 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1957年比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重由28。2％增长到51。8％；留粮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1953年。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亿斤，城乡销售预计32亿斤，到1959年5月底已实销28。68亿斤。纯调出计划16。8亿斤（到5月末已调出15。2亿斤），军需供应8900万斤，粮食损耗4000万斤。这样，预计6月末库存为4。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8200万斤。
从1959年7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县城到10月底，农村到9月20日），城乡销售最低需要11。35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7。63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3。44亿斤，军需供应2800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6。36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2。5亿斤，共差8。86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生。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43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级算了细账：19601961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550万吨，扣除25万吨（自留地、啃青），按525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47。2％。农民口粮147。2万吨原粮，平均每人320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年六月底库存为69万吨，1957年为52万吨，1958年为31。3万吨，1959年为38。7万吨，1960年为27。4万吨，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15－20万吨，作为明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征购任务。11月18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3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购任务。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7。8亿斤，今后8个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7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21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473万人，占农村人口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患浮肿病人数，据去年12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饲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220万吨，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购粮食共入库201。1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2月底征购入库为202。5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300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没有分配口粮的占1。3％。从2月15日到接上新粮（9月20日）还有7个月零5天，以200斤口粮计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粮9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粮就不到4两6钱，饥饿就很严重了。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96斤，全县570个生产队中，有78个生产队没有分配口粮，有176个生产队口粮在50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敦化县全县534个生产队中，分配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13个队，其中有43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13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人数达75人，共拿走粮食5300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的有23人，拿走粮食1300多斤。1961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户有19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亩、产量最多的达7担。所以，省里虽然上向面叫苦，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1960年12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51万多吨，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4万多个，组织了38200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46万多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15％，已制成淀粉3万吨。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种，有玉米叶、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100天，为全省农村人口每人生产100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年1月18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1到9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120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为克服困难，在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并已初步取得成效。据年前统计，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640亿斤，加工出淀粉3。6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3月底以前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100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310户，1500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4200斤。黑龙江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60斤到100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年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万吨，可够全省900万农村人口吃4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类坏分子1103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