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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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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月30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年10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年，档号：855－４－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档号：855－４－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年，档号：855－９－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档号：855－６－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档号：855－６－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档号：855－６－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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