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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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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六，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6月15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1960年6月15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经十分感动。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页。
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毛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1960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O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亡707人，占总人口的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3万人。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 。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1092次，平均每两年一次。 从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2034万顷，水灾受灾面积988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
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万人受灾，死亡1。3万人。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 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表151 19501983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耕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0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 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151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151中可知，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11个年头中，有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6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19651961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年的成灾面积比1960年高出15。4％，但1961年的粮食产量却比1960年高出2。8％。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1959－1961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
1958－1961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1959－1961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100％
式中，D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为降水量（毫米）；X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级的划分
降水量 干距平百 旱分率等（％） 级旱期 一般旱 重旱或大旱
连续三个月以上连续二个月连续一个月 －25～－50 －50以上－50～－80 －80以上－80以上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山东1959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年7－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78毫米，比常年同期（360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为－23％。 从表153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40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们绘出了1951－1990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15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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