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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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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月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月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余地”。 但是，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英明”的话，还是沿着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1957年低于1956年和1958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6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5月8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 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5月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5月17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5月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人，书面发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月23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年内把15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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