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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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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计960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人。
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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