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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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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的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有些地方“共产风”一直刮到1961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也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瞒产私分的问题使毛泽东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转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为了抑制所谓瞒产私分，毛泽东等人纠正不顾条件过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偏向，从所有制上退回来。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六次讲话，重点讲调整所有制。他说：
要基本消灭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把三级所有制变成一级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这个过程。
就在郑州会议期间，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中说：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
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建议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1959年3月9日，他在写给各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立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按毛泽东的意见，也请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观潮派”参加会议。安徽的六级干部会从3月9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人数达1万人，内有“观潮派”1000多人。 广东的会议参加者有16000人。这些会议都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算1958年一平二调的帐，清退物资财产。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级检讨，三个兑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话说出来，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三个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三个报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级检讨，三个兑现”的作法。 但是，这只是口头文章，实际上没有兑现，如果真的兑现了“缺口粮的，立即供应”，那就不会饿死人。
不过，从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绩，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有言在先：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由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中，干部们头上一直有一把悬剑，罪名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潮派、算账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一把把悬剑使人们宁左勿右，阻碍着有限的纠错政策的落实。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人们对错误的估计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即只占十分之一。超过了这个范围，悬剑就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共产风”，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还要求各地清退“共产风”中刮走农民的和生产小队的财物。有些地方也赔了一些。如江苏省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归还社员小农具180件，苗猪、小猪、肉猪27头，羊33只，其它没有偿还的也计价，答应偿还。
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重建是很困难的，拿走的东西大部分都挥霍了，退赔很不容易。由于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报上来不少公社退还给生产队、生产队退还给农民的数字。
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虚夸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开始，但进展十分艰难，在以后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退赔问题：
1959年2月郑州会议以后的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清退是一个重点内容。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种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说，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后，各地都进行了退赔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总的来说退赔工作做得不彻底，再次强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请看江苏省的两个资料。
1960年11月，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已经进行了“三反”，10日工作组进村与公社干部开了会，11日、12日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两个会上都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十二条”，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在食堂设立登记处，登记社员被“平调”的物资和去路，制定兑现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兑现阶段。传达后群众普遍欢迎，认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众怕十二条不能兑现。干部中有人有情绪。他们说：“搞一平二调时是上面刮起来的风，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现在群众批评，退物赔款难上加难，越想越冤。”“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总是先挨当头炮，刮共产风带头上阵，批共产风带头检查。”
共产风共刮了五次的江苏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十二条下达后，强调退赔兑现。当然，要完全兑现是很难的。只要兑现一点农民就感激不尽。七队社员刘文彬退赔得到了13元钱，高兴得不得了，说：“再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七队社员马金荣退回了两件农具，高兴地说：“做梦也想不到拿去的东西还能拿回来。”兑现的第二天早上，队长的喇叭还没有喊，社员已经到齐，个个争做重活，一会儿功夫就把公路两边全都种上了蚕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洛阳地委关于退赔的报告。这个文件介绍了灵宝县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的情况。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亲自到这个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条”的落实。层层召开“兑现会”。但是，“各大队兑现退赔的财物合计，只占平调总数的23％”，退赔中最困难的是，大办钢铁的亏损，兴修水利的亏损，公社无法向大队退赔。于是，“地县社工作组决定，在元月1日，又召开第二次兑现会，除了大办钢铁和修水利平调的财产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赔彻底了。”中共中央将大王公社的退赔经验向全国介绍。 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来搞退赔工作。实际上，斗争再严肃，公社也无法退赔已经消耗了的财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县大办钢铁中平调走的财物，基本没有退赔；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的调走的财物，只退赔了一小部分。 中共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退赔中，县、公社一级没有钱退赔，要求财政拿钱出来；而财政又拿不出钱。各地工商部门组织生产出一部分退赔物资，但由于平调单位没有现金支付，以致这批物资积存起来，退不到社、队和社员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赔时定了很多限制。江苏省东台县卢南大队规定：“在退赔时，苗猪和小肉猪退还给社员，母猪还是全部归集体饲养，以免发展资本主义。”“纠正共产风是人民内部的事，地主富农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对地主富农被刮走的物资，暂不清算”。 据1961年8月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250亿元（较原来估算的111亿元增加了1。4倍），已退赔了的占平调总数的20％－30％。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但是，退赔普遍不彻底，据各地统计，实际退赔到社员手中的，只占平调数字的20％－30％，其中实物退赔很少。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平调现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还没收群众自留地产的小麦，顶上交任务；有的把自留地产的粮食顶分配口粮食。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集体组织不能保证农民的生活，只好给社员一点自由，让他们自找生路。从1959年春夏之交开始，对农民的某些政策开始松绑。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为改变牲猪头数大量减少的问题，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也是如此，为此，必须分配社员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四点指示：一，社员私养的猪羊鸡鸭兔卖得价款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养猪羊鸡鸭兔，每月给社员放假几天；二，恢复自留地，不管喂不喂猪，都给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自留地不准社员出卖、出租和私自转让；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来。这些土地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四、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归社员私有。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饲养以后，又放开了农村集市贸易（有的地方称为“自由市场”），以调节农民家庭种养产品的余缺。以江苏省为例，集市贸易是1960年底和1961年初允许恢复的。到1962年有了一定的发展，几年不见的生畺、百合、荷藕、荸荠、茨菇都有卖的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5％左右。集市贸易刚开放时，食品的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出两倍以上，高价格剌激生产，使东西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下降了，到1962年6月，食品只比国家牌价只高出百分之几十。 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但还是把自由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党内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到自由市场上买东西。
这些政策是受农民欢迎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偏向农民利益的情况（即偏右），各级党委立即制止。中共广东省委很快发现并纠正了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宣教动态》1959年第60期发表了广东省委的作法，8月1日，毛泽东就作了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中共中央于8月19日转发了这个材料和毛泽东的批示，要求“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这实际是压农民的肚皮，让农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实际上，有些地区并没有按中央5％的要求给足自留地。江苏省全省平均只占4。7％，有的地方不足4％。一部分干部认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怕影响集体生产，怕社员搞“自发”，对于恢复自留地的规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四川省根本没有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怎么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挣得越多，分得的劳动报酬就越多。开始是“死分死记”，壮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2分，普通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0分，妇女和几童劳动按劳动能力不同，一天记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记”的办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后来又发展为“死分活评”。每天劳动以后，晚上开会评工分。但评工分时拉不开面子，很难评出真正的劳动成果。后来又发展为“定额包工”的办法。这一亩地交给你锄，锄完了，再检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给你30分。从包工发展到包产到组，最后发展到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这块地包给一个家庭，上交集体1000斤，多余的归自己。责任越明确，劳动和分配挂钩越紧密，劳动积极性就越高。包产到户也叫“责任田”。但是，包产到户主要生产过程是家庭经营，打破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因而被认为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些地方实行种种变相的包产到户。这实际是生产队自发搞起来的，1959年5－7月就出现了。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广，安徽10户农民中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当时把分到农户的田称为“救命田”。各地也先后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如甘肃的临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参加包产到户的农户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也有大体同样的比重。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总数的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例如，广西出现了7种形式：1，分田到户；2，包产到户；3，“公私合营”，即早造私人种，晚造集体种；4，“井田制”，即征购田集体种，口粮田个人种。有的实行三三制：即口粮田，上交田，照顾田；5，“抓大头”，即畲地分到户，水田集体种；6，山田，远田，坏田分到户，谁种谁收；7，化整为零，即过小地划分生产队，有的成了兄弟队、父子队。江苏省有些地方在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同时，还以“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办法，实行了全部或部分农作物（如山芋等）包产到户。
然而，包产到户是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的，也是与集体化的方针相悖的。在三年饥荒以前的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和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就在这个县的燎原合作社搞过包产到户的试验。从生产看效果非常好。当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1958年初，李云河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返农村。
在三年大饥荒中，挽救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如果没有这项措施，可能还要饿死更多的人。但是，对这是群众的自发的救命措施，省、县级领导人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有安徽的曾希圣1961年才明确支持并推广，不过，曾希圣也是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对外称“包工包产责任制”，实际搞的是“包产到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微妙而多变。在1959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饥荒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刚露头的包产到户极力打压。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出，“包产到户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一丁点也不许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文章，把反包产到户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的《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语中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29日写的，并作如下批语：
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同志和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慧智同志，借着整社和包工包产的机会，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张把土地、牲畜、农具、劳力等，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们赞扬所谓“满地人，不成群”的单干景象。他们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肃清，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贯彻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对于这种思想，各地党委应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批评“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
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中共中央的按语说：“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条件下，在政权机构内部反对“救命田”的力量相当强大。有些领导人，批判右倾比毛泽东还要坚决。据对有关文献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个报告的按语，除湖南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真正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以生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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