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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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194　　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活畜：万头，活禽：万只，红枣、香茹：吨，其他农产品：万吨，啤酒：万箱
种类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猪肉罐头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头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头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红枣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　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Ⅷ－47到Ⅷ－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Ⅷ－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195　　1956－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合计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麦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资料来源：同表204。
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亿元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计 160。84 151。23 279。06 368。02 416。58 156。06 87。26 116。66 165。89
基建投资 155。28 143。32 269。00 343。72 388。69 127。42 71。26 98。16 144。12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经济年鉴》Ⅺ－73。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