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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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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作者：龙应台
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新年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台湾引进了去年畅销港、台、新、马四地的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对台湾影响巨大的《野火集》作者，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香港大学访问教授，一个思考社会和时政的中年知识分子，她会如何对待忽然长大的儿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如何交流沟通？《亲爱的安德烈》会告诉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通信以龙应台《十八岁那一年》对人生18岁的回收开始，以安德烈《伟大的鲍布？迪伦和他妈》对母亲戏谑式的亲昵结束，充满了母亲的认真、知性、怀疑和中年的犀利，也充满了儿子的玩世不恭、黑色幽默，戏谑和年轻的真诚。
安德烈说：“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和摇滚乐’。只有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心平气和和儿子讲人生的龙应台一下子就急了，“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安德烈对母亲的紧张大为不屑，“当然是隐喻”他在对喜欢讲大道理的母亲强调生活中最凡俗的快乐，强调那些能够让人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藉着《亲爱的安德烈》的书写，龙应台与21岁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个透着天光的窗口，透过35封电子家书，两代人开始打开天空说亮话。母子通信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爱情、人生，文笔生动，话题广泛，情感深邃。书中有母亲对儿子的告诫，还有母子的趣谈。这既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家书，也是送给所有青年朋友的最好礼物。
。。
《亲爱的安德烈》简介
35封家书中的家国天下，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交融！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两岸三地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最为看重的著作！
《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野火集》后“龙旋风”再度发力！
亚洲周刊二零零七年中文十大非小说，港、台、新、马四地榜首畅销书
看龙应台如何重新认识忽然长大的儿子，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这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母子书信集。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 ？在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收入此书的龙应台和安德烈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家长和子女。面临同样困境的读者，也许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母子之间对话沟通交流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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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简介
生于台湾高雄县，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回台湾任教。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以锐利而深刻的文风，惊动当时台湾文坛，并多次再版，余光中因此称其为“龙卷风”。
1986年1月出版《野火集》，以辛辣的文字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书一上市，洛阳纸贵，一个月内再版二十四次，风靡台湾，是上个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8月至1999年9月，旅居瑞士及德国十三年。除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之外，也在欧洲重要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颇受瞩目。1995年起，在上海《文汇报》开“龙应台专栏”。
1999年夏，应专程飞往法兰克福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回台担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2月，辞去文化局长职务。当年8月，赴香港，头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后四年任香港大学访问教授。
2006年11月，《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出版，在香港及新加坡畅销书榜上长达半年。
《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名列其中。该刊评语是：“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
龙应台著作共二十余种，2007年12月出版的《亲爱的安德烈》等图书，在台北、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均列畅销书榜首。2008年7月出版《目送》，居台北文学类书籍畅销第一名长达十周之久。
2008年10月，香港大学礼聘龙应台为“孔梁巧云杰出人文学者”。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1）
黄广明
在一般读者的想象中，龙应台应该是一位具有“大男子”气息的作家、知识分子，她的多部作品，其主题或是反抗专制，鼓呼人权，或是家国认同，文化冲突，或是世道人心，社会变迁，无一不显示出这位女知识分子对宏大主题的偏好，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再加上她轮廓鲜明的面庞，更让人感觉她是一个典型的忧国忧民、具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作为一名女性，龙应台身上一直有着“大男人”与“小女人”的两面。80年代，在写《野火集》这样忧国忧民震聋发聩作品的同时，她同时也在创作《孩子，你慢慢来》这样喁喁细语充满母性气息的“育儿日记”。即使是龙应台宏大主题的文章，仔细体会，也可断定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其细腻与鲜活的笔触，视觉化的语言效果，都显得别具一格。
在最新的一本书里，龙应台则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母亲身份，《亲爱的安德烈》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不久，即占据排行榜榜首数周之久。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的通信集。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与德裔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自然是牵肠挂肚地思念”，出任局长三年一千多天，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但电话多了，龙应台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每当周末他与朋友聚会，不断接到电话打来，并且告诉朋友“这不是女友是妈妈”时，都会异常尴尬。
“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莫非就像无数西方的家庭一样，随着子女的长大成人，两代人之间便渐行渐远，逐渐陌生？龙应台不甘心。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4年，母子俩的通信开始了，那年，龙应台52岁，安德烈18岁。
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2）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既是睿智的知识分子又是不懂事的“小红帽”，缺乏品位的“麻布袋”；龙应台面对独立且充满青春自信还有些叛逆的安德烈，又是伤心又是安慰。
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二十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安德烈对他与母亲的差异有一个精辟的描述，“It‘stheagegap，notthegendergap。”（这是世代差异，不是性别差异。）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得到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梦想的和谐图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二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力普分住两处。龙应台后来写信对儿子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当时真的很受伤。“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当然，在双方的信中，话题所至，不仅仅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差异与交锋，更有对这些差异来由的各自说明；有贫与富、左与右，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这样严肃的话题，也有关于着装品位，谈什么样的女朋友这样的轻松话题。
中年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隔膜是一个普遍现象。龙应台与儿子的通信与其说是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是给出了一个交流讨论的姿态。别具一格的家书引起了中年父母与他们的青少年子女的广泛共鸣。“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很重大，可能超过我的代表作，什么《野火集》啊，《请用文明说服我》那种东西。”龙应台说。
（2007年12月7日《南方都市报》）
《亲爱的安德烈》语录
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龙应台《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安德烈2004年10月25日致龙应台信
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龙应台给安德烈的电邮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给龙应台的电邮
妈妈，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
——安德烈2007年8月23日致龙应台信
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
——上海读者YU致龙应台信
我是多么地享受你和你母亲的对话。而且，我是多么、多么地羡慕你和自己的母亲可以这样开放地沟通。……我非常羡慕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我的母亲，基于对我的“爱”，已经和我断绝了沟通。她认为我放弃读商而学艺术，是自甘堕落，是辜负了她。即使我打越洋电话给她，她听了一分钟之后，就想挂掉。我今年三十七岁了，但我的母亲把我当十七岁看待。
——加拿大读者余意致安德烈信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龙应台《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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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 ”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它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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