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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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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双眼，迫切需要掐断故事，开始监视另一张桌子。或者盯住眼睛深黑的跛脚女侍者。这似乎是我作家生涯的开始：在咖啡馆，苦苦等待冰激凌或者玉米棒。
直至今天，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行窃。特别是从陌生人那里。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在诊所排队时，或在某政府部门的等候室，火车站或飞机场。甚至有时在我开车堵车时也在偷看身边的车辆。偷看并编造故事。再偷看，再编造更多的故事。从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她补妆时的姿势可以断定她是哪里人吗？她家境如何？她的丈夫是个什么人？要么就是捕捉到那边那个留着并不时髦的连鬓胡子的小伙子，他左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比画着切东西的动作，感叹号，紧急呼救信号：他为什么明天一定要飞往伦敦？他做什么生意做得不称心？谁在那里等着他？他的父母长什么样？他们是哪里人？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在伦敦着陆以后计划做什么？（现在我不再惊恐地停在卧室门口了，我悄悄地溜了进去。）
倘若陌生人与我满怀好奇的目光相遇，我则怀着歉意冲他们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把目光转向别处。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很怕在行动中被抓获，并让我做出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一两分钟后，我就不需要继续偷看我漫不经心编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已经看够了。半分钟，他们就被逮进了我那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机里。
在超市等候付钱，比如说，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矮小而丰满，约莫四十五岁，非常吸引人，因为她的体态或表情显示，她什么都尝试过了，现在已经是处变不惊，就连最异乎寻常的体验也只是引起她顽皮的好奇心而已。而我身后的一个士兵，也就二十来岁，显得有些愁眉苦脸，正用渴求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什么都懂的女人。我向旁边退出半步，以便不挡住他的视线，为他们准备一间铺着厚地毯的房间。我关上百叶窗，倚门站在那里，而现在幻觉本身充满了流动，非常具体，包括他在极度兴奋中羞答答带有喜剧色彩的触摸，以及她满怀同情慷慨大方的生动触摸。直到钱柜旁边的女子抬高了声音：下一个！那口音不能确定是俄罗斯口音，也许是中亚某个国家的口音？我已经到了撒马尔罕，到了美丽的布哈拉，双峰驼，粉石砌成的清真寺，穹顶撩人、地毯厚实柔软的圆形祈祷大厅，伴我和我买的东西一道走到大街上。
1961年我服过兵役后，基布兹胡尔达委员会将我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两年。我学习文学，因为基布兹急需文学老师，我学习哲学，因为是我坚持要学。每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百名学生聚集在梅塞尔楼的大报告厅里倾听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的讲座“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我妈妈范妮娅在20世纪30年代也跟随伯格曼教授攻读哲学，当时大学依旧坐落在守望山上，她还没有嫁给我的父亲，每逢回忆起伯格曼教授，她都满怀深情。1961年，伯格曼教授已经退休，他是位荣退教授，但是他那清晰隽永的学识将我们深深吸引。更想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曾经在布拉格和卡夫卡一起上学，他有一次对我们说，他实际上连续两年和卡夫卡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直到马克斯·布罗德出现，取代了他在卡夫卡身边的位置。
那年冬天，伯格曼课后邀请了五六个他最喜欢的或最感兴趣的学生来他家里待上几个小时。每星期日晚上八点，我乘坐5路公共汽车从吉瓦特拉姆新校园去往热哈维亚大街伯格曼教授那简朴的公寓。房间里总是充满旧书、新鲜面包和天竺葵花散发出的淡淡的宜人气味。我们坐在沙发上，或者在大师，在卡夫卡和马丁·布伯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为我们写下认识论史和逻辑学原理的作者脚下，席地而坐。我们静静地等候他开口。
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即使上了年纪，仍旧是个大块头。他雪白的头发不住抖动，眼角周围的皱纹既顽皮，又具有讽刺意味，富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满怀狐疑，又像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目光那样天真无邪，与老年时代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照片非常相像。伯格曼操中欧口音，在用希伯来语行走时步态不太自然，仿佛他精通这门语言，但是有点得意洋洋，就像一个追求者为所爱之人接受了他而欣欣然，决定抬高自己，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在这些聚会上，我们的老师几乎只关心一个题目，即灵魂生还问题，或者人死后是否还有机会生存。整整一冬天的星期日晚上，他就向我们讲述这些。雨打窗棂，花园里风在低吟。有时，他让我们谈自己的见解，他一丝不苟地听着，不像老师耐心地指导学生行路，而是像人倾听一个复杂乐章里的一个特殊音符，以便定夺它是对还是错。
“没什么，”一个星期日晚上他这样对我们说，我没有忘记，我确实没有忘记，我相信自己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没什么东西可以消失。从来没有。‘消失’这个词的本意指宇宙，可以说是有限的，可以离开它。但是没——什么——东西（他故意把词语拖长）能够离开宇宙。什么也进入不了宇宙。就连一颗微尘也无法出现，也无法消失。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后分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与变形，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从有到无。即使长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发也不会。无限一词的概念确实非常广阔，无限地广阔，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密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进入。”
停顿。狡黠、天真的微笑宛如喷薄的日出洒满他表情丰富的迷人脸庞：“也许有人能够向我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执意告诉我唯一的例外，唯一注定要下地狱、化为乌有的事物，在一个原子也不可能被毁灭的广袤宇宙里唯一注定要停息的事物就是我可怜的灵魂？除了我的灵魂，一切事物，每粒尘埃，每滴水，都将继续生存，直至永远，尽管形式不同？”
“灵魂，”一个年轻聪颖的天才从房间角落里轻声说，“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
“就是，”伯格曼表示赞同，“你在咖啡馆里也碰不到物理定律或者数学规则。也碰不到智慧、愚笨、欲望与恐惧。尚未有人取些快乐或憧憬作为样品，放到试管里。但是谁，我年轻的朋友，谁现在在和你们说话呢？是伯格曼的幽默吗？是他的脾脏？也许是伯格曼的大肠在说话？是谁，要是你们原谅我说这种话，是谁在你们脸上洒下一点也不惬意的微笑？不是你们的灵魂吗？是你们的软骨吗？是你们的胃液吗？”
又有一次他说：
“死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无论如何，用可证明或论证的知识无法知道。要是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们，我有时听到死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比多数活人的声音要清晰，明白易懂，你们有理由会说，这个老头年老昏聩了。他在行将就木之时可怕地发了疯。因此我今天晚上不和你们谈论声音，今天晚上我将谈论数学：因为没——有——人知道在我们死亡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事物，还是不存在事物，我们可以从这种全然无知中推断出，那里存在事物的概率与不存在事物的概率完全等同。百分之五十休止，百分之五十幸存。对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一个中欧犹太人，与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是同代人，如此珍惜幸存的机会一点也不坏。”
戈尔绍恩·肖洛姆，伯格曼的朋友与竞争对手，也为死后的生活问题着魔，甚至可能是深受折磨。在他死去的那天早晨，广播中播报了他的死讯，我写道：戈尔绍恩·肖洛姆在深夜去世。现在他知道了。
伯格曼现在也知道了。卡夫卡也是。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还有这个咖啡馆里的众多男男女女，所有那些我在故事中讲述的人们，以及那些被完全遗忘的人们。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我自己也会知道。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各种不同的细节。以防万一。
51
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读三四年级时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的孩子。我分期写了一部历史小说《犹大王国的终结》，还写了几首关于征服、关于民族辉煌的小诗，类似于亚历山大爷爷的爱国主义诗篇，目的在于模仿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民族主义进行曲，如《贝塔进行曲》＇1＇ ：“……抛洒你的热血献出你的灵魂！高擎熊熊火炬，平静就像泥潭，我们为壮丽的事业而战！”我也深受波兰犹太游击队和隔离区起义之歌的影响：“……抛洒热血又算哪般？英雄精神气冲霄汉！”还有父亲经常激动万分声音颤抖着给我读的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血与火的旋律！/登上高山，征服溪谷，不论你看到什么——拿获！”在所有诗歌中最令我振奋的就是《无名战士》这首诗，作者是亚伯拉罕·斯特恩，化名亚伊尔，斯特恩帮的首领。我经常在晚上熄灯后独自一人满怀深情地在床上小声背诵：“我们是无名战士，要为自由而战；四周笼罩着死亡阴霾，我们用生命从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血光映红的岁月，在黑漆漆的绝望之夜，让我们的旗帜在村庄和城镇的上空飞扬，因为我们战斗捍卫的是正义之光！”
沸腾的热血、土壤、烈火与钢铁令我陶醉。我一遍又一遍想象自己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我想象父母满怀忧伤与骄傲，与此同时，一点也不矛盾，在我英勇地战死后，在泪眼汪汪享受过本－古里安、贝京和尤里·兹维发布的那激动人心的悼词之后，在为自己伤心之后，在激动而哽咽地看到大理石雕像以及记忆中的赞美之诗后，我总是能够从暂时的死亡中健康而坚实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将自己升为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我的军团在血与火中去解放敌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缺乏阳刚之气、雅各似的可怜虫不敢将这一切夺回。
梅纳赫姆·贝京，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工作将领，在那时是我童年的主要偶像。甚至在这之前，在英国托管的最后一年，无名地下将领激起了我的想象。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的形象披上了《圣经》的辉煌光晕，我想象他正待在朱迪亚沙漠的荒凉沟壑中的秘密司令部里，打着赤脚，扎着皮腰带，就像先知以利亚站在卡麦尔山的山石中一样熠熠生辉，他从偏僻的山洞里，脸上露出年轻人的那股天真，发布命令。他长长的胳膊夜复一夜伸入到英国占领军的心脏，炸毁司令部和巨石障碍，冲破一道道防御墙，轰炸弹药库，把满腔愤怒倾泻到敌人的大本营，在我父亲编写的传单上，称敌人为“盎格鲁－纳粹敌军”、“亚玛力”＇2＇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我妈妈曾经说到英国人：“不管是不是亚玛力，天晓得我们会不会很快就会怀念他们。”）
以色列国建立后，希伯来地下武装的最高首领终于浮出水面，一天他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下面署着他的名字：不是像阿里·本－参孙或者伊弗利亚胡·本－凯都米姆那样的英雄，而是梅纳赫姆·贝京。我大为震惊：梅纳赫姆·贝京的名字或许适合泽弗奈亚大街上一个说意第绪语的零星服饰用品商，或者盖乌拉大街上一个镶着金牙制作假发与紧身胸衣的人。而且，令我大失所望，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在登在报纸的照片上竟然显得虚弱而瘦骨嶙峋，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只有胡须表明他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但是几个月之后胡须竟然不见了。贝京先生的形象、声音、口音和发音并没有令我联想起《圣经》时期征服迦南地区的人或是犹大·马加比，而是联想到我在塔赫凯莫尼那些孱弱无力的老师们，他们也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和义愤，但是在其英雄主义的背后，时时会爆发忐忑不安的自以为是以及某种不易察觉的酸腐。
有那么一天，由于梅纳赫姆·贝京之故，我突然不愿“献出我的热血与灵魂”，不愿“为壮丽的事业而战了”。我抛弃了“平静就像泥潭”的观点；过了一阵，我观点大变。
每隔几个星期，耶路撒冷有一半人会在星期六上午11点钟聚集到耶路撒冷爱迪生礼堂，聆听梅纳赫姆·贝京先生在自由运动（西路特运动）集会上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爱迪生礼堂当时是市里最大的礼堂，正面贴着海报，宣布即将上演由福德豪斯·本－齐兹指挥的以色列歌剧。爷爷经常为这一特殊时刻穿上笔挺的黑西装，系上浅蓝色的缎子领带，胸前衣袋里探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像热浪中飞舞的一片雪花。我们走进礼堂时，离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他举起帽子朝四座打招呼，甚至朝他的朋友鞠躬。我走在爷爷旁边，神情庄重，梳洗整齐，身穿白色衬衣，鞋子亮晶晶的，径直走到第二排或第三排，那里给亚历山大爷爷那样的人留着的贵宾席，他们是“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创建的自由运动”的耶路撒冷委员会成员。我们会坐在约瑟夫·约珥·里夫林和埃里亚胡·梅里达中间，或坐在以色列·希伯－埃里达德博士和哈奴赫·卡来先生中间，或者坐在《自由》报编辑以撒克·莱姆巴身边。
大厅里始终坐满伊尔贡的支持者，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梅纳赫姆·贝京的崇拜对象，绝大多数是男人，我在塔赫凯莫尼许多同学的父亲们都在里面。但是有一条不易察觉的纤细分界线，大厅前三四排贵宾席留给一些杰出人士：知识分子、民族阵线斗争中的老兵、修正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前伊尔贡首领，多数人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余座位则坐满了一群群西班牙裔犹太人、布哈拉人、也门人、库尔德人以及阿勒颇犹太人。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群充斥着走廊和通道，挤靠在墙壁上，拥满了门厅和爱迪生大厅前面的广场。在前排，他们谈论民族主义革命，渴望取得辉煌的胜利，并引用尼采和马志尼的话，但是主要是一副谦恭有礼的小资产阶级神态：帽子、西装领带、礼仪以及某种华而不实的沙龙程式，即使在那时，在50年代初期，这种程式已经散发出某种霉菌和樟脑球的气息。
在这个内部圈子之外却是激情澎湃信仰者构成的汪洋大海，一个由商人、小店主、工人组成的忠实人群，其中许多人头戴小帽，直接从犹太会堂赶来，倾听他们的英雄，他们的领袖贝京先生讲话，身穿破旧衣裳、工作勤勉的犹太人为理想主义震颤，他们热心，脾气火爆，易激动并产生共鸣。
在集会开始，他们高唱贝塔歌曲，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唱运动进行曲和国歌《希望之歌》。讲台上装饰着一面面以色列国旗，挂有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一幅照片，齐刷刷的两排贝塔青年身穿制服，打着黑领带，令人瞩目——我多么希望长大一点后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呢——富有感召力的标语，比如说“约塔帕塔，马萨达，贝塔！”，“耶路撒冷啊，假如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以及“朱迪亚在血与火中倒下去，朱迪亚将在血与火中站起来！”
耶路撒冷支部委员做了几个“热身”演说之后，大家突然离开了讲台。就连贝塔青年也走开了。爱迪生大厅陷入了深沉、虔诚的宁静中，仿佛机翼发出静静的嗡嗡声响。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空空荡荡的舞台，所有的心都在等待。这种期待中的沉寂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讲台背后有些动静，丝绒帘幕拉开一条缝，一个身材矮小单薄的男人独自优雅地走向麦克风，站在观众面前谦卑地低垂着头，仿佛被自己的羞怯所左右。那种充满敬畏的沉默大概持续了有几秒钟后，观众中才响起犹豫不决的掌声，仿佛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他们每次都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贝京不是一个口中喷火的巨人，而是一个身材瘦小近乎脆弱的男人，但一旦他们开始鼓掌，来自后面的掌声与喝彩声很快就会变成激情澎湃的吼叫，这吼叫几乎从始至终伴随着贝京的演讲。
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上两秒钟，低垂着头，耷拉着肩膀，似乎在说：“这样的荣誉让我承受不起。”或者是：“我的灵魂在众人厚爱之下屈服。”接着他伸出双臂，似乎在向众人祝福，羞怯地微笑，请他们安静下来，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怯场演员，犹犹豫豫地开始说话：“兄弟姐妹们，犹太同胞们，我们永远的圣城——耶路撒冷的父老乡亲们，安息日快乐。”
他停下来，又突然平静、伤感、近乎悲悼地说：“兄弟姐妹们，我们所热爱的年轻国家现在正面临艰难的岁月，极其艰难的岁月，令我们大家都感到可怕的岁月。”
逐渐，他克服了自己的伤感，集聚全部力量继续，他仍然平静，但是带有控制力，仿佛在宁静面纱的背后，潜伏着某种克制然而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的敌人再次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因为我们在战场上使其遭受了可耻的失败而图谋报复我们。列强又在策划邪恶事端。没什么新鲜的。人们世世代代起来反对我们，企图将我们灭绝，但是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再次勇敢地面对他们。过去，我们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抵抗他们，我们要满怀勇气与忠诚去抵抗他们，高昂着我们的头。他们永远，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个民族卑躬屈膝。永远不会，直到最后一代人！”
在说“永不，永不”等词时，他抬高声音，那是发自内心的响亮呐喊，充满痛苦的震颤。这一次观众们没有喊叫，而是发出怒吼。
“永久的以色列，”他声音平静而威严，仿佛他刚刚从永久以色列磐石的司令部军事行动会议上赶来，“以色列的磐石”＇3＇ 将会再度崛起，把我们敌人的阴谋诡计挫败并粉碎！
现在群情激奋，他们用节奏铿锵的吟诵表达感激与爱戴之情：“贝京！贝京！”我也跳起来，竭尽全力吼叫他的名字，声音已经变了调。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说话人庄严地说，声音几近严厉，他举起手，接着停顿一下，仿佛仔细思量这一条件，不知是否该向观众和盘托出。整个大厅里一片死寂。“唯一关键性的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条件。”他再次停顿一下。他垂下头，好像可怕的条件压得他抬不起头。听众如此专心致志，我可以听到高高的大厅顶上传来电风扇的嗡嗡声响。
“只要我们的领袖，兄弟姐妹们，是民族领袖，而不是一群诚惶诚恐的隔离区犹太人，连自己的影子都怕，只要软弱无能、不堪一击的失败主义者、卑鄙的本——古里安政府立即给令人骄傲勇敢无畏的希伯来政府腾出地盘，希伯来政府是一个紧急政府，懂得如何让敌人闻风丧胆，就像我们的光荣军队，以色列军队，其英名令所有以色列的敌人心惊胆战！”
全体听众听到这里群情激愤，好像炸开了锅。提到“卑鄙的本——古里安政府”，哪一方都嗤之以鼻，义愤填膺，极度蔑视。有人从走廊里粗嘎地大喊“打死叛徒！”从大厅的角落里传来粗野的唱颂“贝京当总理，本——古里安回家去！”
但是讲话人让大家安静下来，就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指责自己的学生，缓慢而冷静地宣布：“不，兄弟姐妹们，那不是办法。叫喊和暴力不是正确的途径，而是要通过和平、令人尊敬的、带有民主色彩的选举。不要用那些暴力的方式，不要用欺骗和流氓行径，而是要用我们从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那里学来的正直而尊严的方式。我们很快就会让他们卷铺盖走人，不是用兄弟相煎的恨，也不是用暴力动乱，而是用冷冰冰的蔑视。对，我们将让他们卷铺盖走人。那些贩卖我们故乡土地的人，那些出卖灵魂的人，那些自吹自擂的基布兹马弁，那些妄自尊大、优越感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以色列总工会暴虐之徒，所有的小日丹诺夫以及所有的江洋大盗，都让他们滚蛋！他们不是一直在自鸣得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从事体力劳作、清除沼泽吗？好啊，非常好，我们非常尊重地送他们去从事一些体力劳作。他们早就忘记劳工一词是什么意思了，看看他们谁还拿得动锄头会很有意思！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将从事清除沼泽积水的伟大工作——很快，我的兄弟姐妹们，很快，要沉住气——我们要把劳工运动这片沼泽永永远远清除出去！永永远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将不可改变地清除它，永远不能让它回归！现在，我的百姓，跟我一起，像一个人那样，清清楚楚地大声说出这庄严的誓言：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得回归！不得回归！不得回归！”＇4＇
人群失去了控制，我也是，仿佛我们都成了一个庞大身体上的细胞，愤怒地冒火，愤怒地喧腾。
就在那时出了件事，我一落千丈，被逐出伊甸园。贝京先生继续讲述一触即发的战争，以及在整个中东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然而，贝京先生讲他那代人的希伯来语，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用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二十五岁左右在以色列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二十五岁以上的一代人或者是从书本上学希伯来语的那代人之间，具有明显的分界线。一个词，贝京先生与他那代人和党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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