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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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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喜欢在凉风习习的晚上独自坐在长椅上凝视小姑娘，一个声音悦耳的卡车司机私下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一对暴躁易怒的理论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中，均相互轻慢相互蔑视，一个当年在波兰曾是班上最可爱的姑娘甚至在无声电影里上过镜的女子，而今身材肥胖，满脸通红，没人照顾，每天系着脏兮兮的围裙坐在食品仓库后粗糙的凳子上，给一大堆一大堆的蔬菜削皮，偶尔用围裙擦擦脸，擦去眼泪、汗水，或二者兼而有之。
《小镇畸人》甚至在我没有与契诃夫本人相遇之前，就告知我契诃夫笔下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者是克努特·哈姆孙的世界，也不是海明威或者伊戈尔·莫辛松的世界。没有神秘的女子站在桥头，也没有竖起衣领的男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酒吧。
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对我的撞击恍如一场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罢了，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4＇
于是我在无人光顾的自习室，给自己选择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每天晚上，我在这里打开自己的棕色练习本，上面印着“通用”和“四十页”的字样。我在旁边放了一支格鲁布斯圆珠笔，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上面印着工会销售商店的名字，一只装满自来水的米色杯子。
这就是宇宙中心。
在只隔着层薄墙壁的读报室，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和阿里克正就摩西·达扬的演讲争得不亦乐乎，演讲犹如“从五楼的窗子抛出一块石头”（“五楼”是中心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工会大楼里碰面的地方）。三个不再年轻英俊的男人，用经学院学生诵经的腔调争论。阿里克，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人，总是试图充当老好人，喜欢平凡谈话，他的夫人祖施卡身体不好，但他多数夜晚都和单身汉混在一起。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说话时，他插不上嘴：“等等，你们都说得不对。”或者：“容我一会儿给你们说点什么，会消除你们的争执。”
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都是单身，他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持有异议，尽管他们晚上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总是在食堂一起吃饭，而后一块散步，再一起去读报室。奥尤什卡像小孩子一样腼腆，为人谦逊，性情温和，长着一张笑脸，只是低垂的目光令人费解，仿佛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耻辱与屈辱的事。但是，争论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开始迸射火花，眼睛几乎瞪出眼眶。接着，他那张和蔼稚气的脸庞流露的不是气恼，而是惊恐与冒犯，仿佛是他自己的观点让他丢脸。
而电工摩伊谢·卡尔卡是一个身材单薄、面部扭曲、表情嘲讽的人，他争论时，皱紧眉头，几乎是色迷迷地冲你眨着眼睛，他以一副顽皮、自鸣得意的架势冲你微笑，再次带着靡菲斯特的欢快朝你眨眨眼睛，仿佛他最终发现多年一直寻找的东西，某些不得自拔的困境，你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可以穿透你的伪装，以发现你内在的困境为乐。大家都把你当作一个通情达理、令人尊敬的人，一个如此积极进取的人，但是我们二人都知道令人讨厌的真相，纵然多数情况下你设法将其藏在七十七层面纱之下。我可以看穿一切，我的朋友，包括你卑鄙的性情，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只是以此为乐。
阿里克和颜悦色，试图平息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之间的争论，但两个对手联手朝他叫嚷，因为在他们看来，他连争什么都没搞清楚。
奥尤什卡说：
“对不起，阿里克，但你说的和我们说的是两码事。”
摩伊谢·卡尔卡说：
“阿里克，当大家都吃罗宋汤时，你在唱国歌；当大家都在为阿布月斋日禁食时，你在庆贺普珥节。”
阿里克受到伤害，拔腿要走，但是两个单身汉，一如既往，一边坚持要陪他回家，一边不住地争论，而他一如既往，邀请他们进门，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我们喝点茶，但是他们彬彬有礼地拒绝。他们总是拒绝。他年复一年从读报室邀请他们二人到他家里喝茶，进来，进来待一会儿，我们喝杯茶，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但是年复一年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邀请。直至有一次——
我在这里就这样写起了小说。
因为，外面已经夜静更深，离篱笆墙不远的胡狼饥饿地哀嚎，我也要把他们写进故事。干吗不呢，让他们在窗下悲泣吧。失去儿子的打更人也在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被后人称作黑寡妇的嚼舌妇。狗狂吠不止，柏树在黑暗中瑟瑟抖动，冷不丁让我把它们当作一排低声祈祷的人们。
【注释】
＇1＇ 罗恩·胡尔戴从1998年起任特拉维夫市长。——原注＇2＇ 译文参考吴岩译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3＇ 迈蒙尼德（1135——1204），中世纪犹太神学家、哲学家。“善名之师”，又称“美名大师”，指托夫（1700——1760），犹太教哈西德教派运动的创始人。
＇4＇ 希伯来文版没有注释，但英文译者在此补加了一个注释。大意是，多年以后，作家趁机回报了安德森。安德森虽系福克纳的朋友与同代人，但在美国几乎为人们遗忘，只有屈指可数的英文系还在读他的短篇小说。一天，作家收到了安德森出版商（诺顿）的一封信，出版商正在筹划再版安德森的小说集《林中之死及其他》，听说作家崇拜安德森，询问能否美言几句放在书的封底。作家欣然允命。自嘲说，那感觉就像餐馆里一个谦卑的小提琴手，突然被人询问能否借他之名推广巴赫的音乐。
58
在胡尔达，有个幼儿园或小学老师，叫奥娜，她是外聘老师，年龄大约有三十五岁，住在一排旧房子末端的一个房间里。每星期四，她去丈夫那里，星期天早晨回来。一天晚上，她邀请我和班上两个女孩到她的房间，谈论纳坦·阿尔特曼的诗歌，《外面的星》，听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的八重奏。房间角落里的柳条凳上放着留声机，房间里还放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电热咖啡壶、一个用作花瓶的炮弹壳，上面插着一束鳍蓟。
奥娜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高更画的赝品，上面画着丰满、倦怠、半裸着身子的塔希提女人，还挂着她用铅笔画的一些自画像。她也许受高更影响，也画全裸女人，有躺在那里的，有斜靠在那里的。所有的女人，高更的和奥娜的女人，神态均满足懈怠，仿佛刚刚享受了某种快感。然而，从她们那诱人的姿势上可以看出，她们愿意给尚未满足的人以充分的感官享乐。
我在奥娜的床头书架上发现了奥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加缪的《鼠疫》、《培尔·金特》、海明威、卡夫卡、阿尔特曼、拉海尔、史龙斯基、利亚·格尔德伯格、海姆·古里、纳坦·约纳坦以及杰鲁鲍威尔·吉拉德的诗歌，撒·伊兹哈尔的短篇小说，伊戈尔·莫辛松的《人之路》，阿米尔·吉尔伯阿的《早期诗歌》，欧·希勒里的《正午的土地》，还有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两本书。（两个星期后，我用零花钱给她买了他的《萤火虫》，在扉页上写下热情奔放的献辞，包括“深为感动”一词。）
奥娜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她脖子细长，声音亲切悦耳、音色优美，两手小巧，手指纤细，但胸脯丰满、坚挺，两条大腿强健有力。只要一微笑，她那一向严肃、冷静的面庞就会改变，她的微笑可爱迷人，有几分妩媚，仿佛可以洞察你思想的秘密深处，但是谅解了你。她的腋窝已经刮过，但是参差不齐，仿佛用绘图铅笔给其中一个画上了阴影。她站在那里时，基本上把大部分重量放在左腿上，因此不知不觉拱起了右腿。她喜欢就艺术与灵感问题直抒己见，她发现我是个忠实的听众。
几天后，我鼓足勇气，带上哈尔金翻译的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草叶集》（我在第一天晚上曾和她说起过），晚上叩开她的房门——此次是独自一人，又走上了十年前我在泽弗尼亚大街奔向杰尔达老师的那条路。奥娜身穿一条长裙，裙子前身扣着一排大纽扣。裙子本是奶白色的，但灯光透过橘黄色的酒椰叶纤维灯罩，给它披上了一层红晕。她站在我面前，在灯光的映衬下，她大腿和衬裙的轮廓透过布料清晰可见。这一次，留声机里放的是格利格的《培尔·金特》。她和我并肩坐在铺着中东床罩的床沿，把每一乐章所唤起的感受解释给我。而我，则给她读《草叶集》中的诗句，开始揣摩沃尔特·惠特曼对欧·希勒里诗歌创作的影响。奥娜给我剥柑橘，从一个蒙着平纹细布的陶罐里倒出冷水，把手放在我的膝头，意思是我应该稍停片刻。她给我念乌里·茨维·格林伯格创作的忧郁诗歌，这诗不是收自父亲喜欢朗诵的《河道》集中，而是出于一个我不熟悉的薄本，标题奇怪，叫作《站在伤心地极的阿纳克利翁》。而后，她让我给她讲一些我自己的情况，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稀里糊涂谈了点美的观念，直至奥娜把手放在我的颈项上说，别再说了，我们安安静静坐会儿好吗？十点半钟，我站起身，说晚安，借着璀璨的星光到牛棚和鸡窝当中漫步，充满了幸福感，因为奥娜邀请我某天晚上再来，后天，甚至明天。
过了一两个星期，基布兹里流言四起，人们管我叫“奥娜的新公牛”。她在基布兹有几个相好，或者说谈话伙伴，但是他们谁都不是只有十六岁，他们谁也不像我一样会背诵纳坦·阿尔特曼和利亚·格尔德伯格的诗歌。偶尔，他们当中会有人摸黑偷偷潜伏在她房前的桉树林里，等着我离开。我嫉妒地在树篱旁边游来荡去，我想方设法看着他走进房间，她刚刚给我喝过浓浓的阿拉伯咖啡，称我“不同寻常”，让我和她一起抽烟，尽管我还是个上十一年级的小话篓子。我在那里站了约莫一刻钟，一个站在阴影中的模糊身影，直至他们关上了电灯。
那年秋天，我有一次在晚上八点走进奥娜的房间，可她不在。因为透过拉下的窗帘，可以看见昏暗的橘黄色灯光，因为她的房间没有上锁，所以我走了进去，躺在小地毯上等她。我等了很久，直至走廊里听不到男男女女的声音，夜之声泛起，胡狼嗥叫，犬吠声声，远处奶牛的哞哞叫唤，洒水车的噼啪水声，青蛙和蟋蟀的一片合奏，两只飞蛾正在灯泡和橘红色的灯罩之间打斗，炮弹壳花瓶里的鳍蓟在地板砖和地毯上投下了细碎的阴影，墙上高更画的女人，以及奥娜自己用铅笔画的裸体素描，突然让我产生一种朦胧的想法，在我走后，她在黑夜里赤身裸体躺在这张床上的样子，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约阿夫或门迪在一起时的样子，纵然她在什么地方有个丈夫，是正规军军官。
我躺在小地毯上，撩起她的衣柜帘，看到洁白的、花里胡哨的各式内衣，还有件几近透明的桃红色睡衣。我仰面躺在小地毯上，手指摸索着去触摸这件桃红色的睡衣，另一只手伸到裤子里的隆起部位，我闭上眼睛，我知道自己应该打住，必须打住，但不是马上，再等等。最后，就要达到高潮了，我停下来，手指依然在触摸桃红色睡衣，手依然摸着裤子里的隆起部位，我睁开眼睛，看到奥娜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站在小地毯边上看着我，重心放在左腿上，因此她的右半个屁股微微隆起，一只手放在屁股上，另一只手轻轻抚摸长发下的肩膀。于是她站在那里看着我，嘴角挂着热情顽皮的微笑，流盼的眸子纵声大笑，仿佛在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当场毙命，我知道如果窃贼站在这里端着冲锋枪指向你，你还不至于这么惊恐，我知道因我之故，你现在痛苦到了极点，但是你干吗要痛苦呢？看看我，我一点也不震惊，所以你别再痛苦了。
我非常恐惧与无助，闭上眼睛装睡，因此奥娜也许会想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或如果发生了什么，那不过是在梦中，倘若是在梦中，我的确会感到负疚与厌恶，但是这种负疚与厌恶远远少于在清醒时做此事。
奥娜说：我打搅你了。她说此话时没有哈哈大笑，可她继续说，对不起，而后屁股做了个复杂的动作，欢快地说不，她实际上并非真的抱歉，她享受着观看我时的乐趣，因为我脸上表情痛苦，同时又神采奕奕。她没有再多说什么，她开始解开裙扣，从顶上到腰间，站在我面前，因此我可以看见她，继续看她。但我怎能这样？我使劲闭上眼睛，继之张目而视，继之偷偷看她，她幸福的微笑祈求我不要害怕，这有什么，很正常，她坚挺的胸脯似乎也在祈求我。继之，她双膝跪在地毯上，我的右侧，把我放在裤子隆起部位的手拿开，把她的手放在那里，她的手一张一弛，一阵猛烈的火花犹如密集的陨石雨遍及我的全身，我再次闭上双眼，但那时已经看见她抬身前倾，继之她趴在我身上，躬身拉住我的双手引导它们，摸这儿摸那儿，她的嘴唇触到我的前额，继之又触我闭紧的双眼，继之她把手伸到下边，让我整个进入，刹那间，阵阵平缓的雷声在我体内滚动，继之便是尖利刺骨的电击，因为纤维隔板很薄，她不得不使劲用手指压住我的嘴，当她觉得那一阵已经结束时，便把手指拿开，让我喘口气，很快她又得把手指放回去，因为没有结束。这之后，她哈哈大笑，像抚摸小孩一样抚摸我，她再次亲吻我的前额，我的头给她的头发裹住，我眼中含泪，开始羞怯地亲吻她，她的脸庞、头发、手背，我想说点什么，但她不让，又一次用手堵住我的嘴，直至我放弃了说话的念头。
过了一两个小时，她又激起我的欲望，我的肉体再度向她索取，我万分羞愧难堪，可是她不肯罢手，她冲我窃窃私语，仿佛是在微笑，喂，拿好，她小声说，瞧，真是个小粗人，她的双腿黝黑发亮，两条大腿上隐约长着金色茸毛，她又一次用手扼住我急促的叫喊，之后，她拉我站起身，帮我扣上衣扣，从她蒙着细平纹布的陶罐里给我倒了杯凉水，抚摸我的头，把它贴到胸前，最后一次吻吻我的鼻尖，把我送进秋日凌晨三点那静谧的寒彻中。但是，当我第二天赶来说对不起，或祈求奇迹再度发生时，她说：瞧你这样子，像白垩一样苍白。你来干什么，喝杯水吧。她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说些诸如：瞧，没有伤害，但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一切像昨天之前，好吗？
我难以按照她的意愿行事，奥娜一定也感觉到了，于是我们晚上一起边读诗，边听褪色留声机里播放的舒伯特、格里格和勃拉姆斯乐曲，一两次后也停了，只是在我们擦肩而过时，她远远地冲我微笑，那微笑中流露出欢乐、自豪与喜爱，不像慈善者朝接受过她施舍的人那样微笑，而是更像一个艺术家，观赏自己的作品，纵然她已经在进行另外的创作了，但是仍然对自己的作品心满意足，想起它仍然很骄傲，愿意再看一遍——拉开距离。
从那以后，我很有女人缘，就像我的祖父亚历山大。纵然多年过去，我又学到了一些本领，偶尔也吃些苦头，但是我依旧有种感觉——就像在奥娜房间里度过的那个夜晚——女人拥有获得欢乐的钥匙。“她对他施加恩宠”这一习惯用语在我看来千真万确，比其他的习惯用语更容易击中要害，女人的恩宠不仅在我心里唤起欲望与惊叹，而且唤起一种孩提般的感激，想躬身致敬：我配不上所有这些奇迹；我会因受点水之恩而心存感激，更不用说这浩瀚的大海了。我总是像门口的乞丐，只有女人有力量选择是否施与。
也许女性的性也有某种模糊的妒意，一个女人极其富有、温柔、细腻，犹如琴类乐器有别于鼓；或是具有人之初的记忆回声：胸脯与刀。我一来到世界上，就有一个女人在等我，我惹得她痛苦万分，而她却用温柔相报，把她的胸脯给我；相比之下，男性的性早已经握住包皮环切手术刀埋伏在那里了。
那个夜晚，奥娜约三十五岁，比我大一倍。她把绛紫、深红和蔚蓝，还有许许多多珍珠撒满整条河，而小猪尚不知晓如何、怎样对待它们，只是一味抓取、吞咽，不加咀嚼，几乎噎得透不过气。几个月后，她不在基布兹工作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多年过去后，我听说她离了婚，又再婚，有一阵子在某家妇女杂志上撰写固定专栏。不久以前，在美国，我做完讲座，正要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奥娜突然穿过正在提问与辩论的拥挤人群，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流盼的眸子，神采奕奕，只是比我十几岁时见到的她老一点，身穿一件系扣浅色连衣裙，她的眼睛晶莹闪亮，露出会意、诱人、怜悯的微笑，那个夜晚的微笑，我仿佛被魔咒魅住，一句话没说完，便穿过人群，把挡道的人统统推开，甚至推开奥娜用轮椅推着的一个神情木然的老太太，奔向她，我抓住她，拥抱她，叫了她两遍，热情地亲吻她的嘴唇。她和蔼地挣脱身子，脸上仍然挂着那表示恩宠、让我像十几岁少年一样脸红的微笑，她指指轮椅，用英语说：“那才是奥娜，我只是她的女儿。令人伤心的是，我母亲不能再说话了。她几乎不认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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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前一星期左右，身体突然大见好转。新大夫开的新安眠药一夜之间产生奇效。她晚上吃两片，七点半钟便在我床上，那时已经成了她的床，和衣睡去，大约睡了二十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她才起床，洗澡，喝些茶，一定是又吃了一两片安眠药，因为她在七点半又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父亲起床，刮脸，榨了两杯新鲜橙汁，将其温热时，母亲也起床了，穿上家常便服，系上围裙，梳头，给我们二人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就像她没生病之前，两面煎得焦黄的鸡蛋、蔬菜色拉、酸奶、面包片，妈妈切的面包片比爸爸切的薄多了，她含情脉脉地称父亲切的面包片为“木板”。
于是，我们又一次在早上七点，围坐在铺着花台布的餐桌旁的柳条凳上，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在她的故乡罗夫诺，有个皮货富商，是温文尔雅的犹太人，遥远的巴黎和罗马都有买主来拜访他，因为他有一种举世罕见的银狐皮，在月夜里会像严霜一样闪闪发光。有一天，皮货商发誓不再吃肉，成了素食主义者。他把整个生意，包括所有分店，交给岳父和合伙人掌管。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森林里给自己造了一间小茅屋，住到了那里，因为他的猎人以他的名义捕杀了数千只狐狸，他为此感到抱歉。最后，这个人消失了，再也没有露面。她说，我和姐妹们想吓唬对方时，习惯于摸黑躺在地上，轮流讲述以前那个皮货富商，如今一丝不挂在森林中漫步，也许患了狂犬病，在下层灌木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狐鸣，倘若有人倒霉，在森林里碰到狐人，会立刻吓白了头发。
我父亲对此类故事嗤之以鼻，他做了一个鬼脸，说：“对不起，那有什么意义呀！一个讽喻？一种迷信想法？还是某种不着边际的话？”但是，看到母亲好多了，他非常高兴，轻轻地挥挥手：“没什么。”
母亲催促我们，以便父亲上班不要迟到，我不要误了上学。在门口，当父亲套上他的高筒橡皮套鞋，我穿自己的橡胶靴时，我突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吓得他跳起来，浑身发抖，当缓过劲儿来后，他要打我，母亲出面干预，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脯上，使我们二人都平静下来，说：“都是因为我，对不起。”那是她最后一次拥抱我。
我们大约七点半钟离开家，父亲和我没说一句话，他仍然因为我学狐狸大叫而生我的气。在家门口，他转身向左去往塔拉桑塔楼，我转身向右去往塔赫凯莫尼学校。
放学回到家里，看到母亲打扮停当，身穿双排扣的浅色裙子和海军蓝套衫，显得漂亮而女孩子气。她脸色也很好，仿佛几个月的疾病一下子全然消失。她让我放下书包，穿上外套，她自己也穿上外套，并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们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决定带我一生中的两个男人到饭馆吃午饭。你父亲对此还一无所知呢，我们给他个惊喜好吗？我们在城里走走，然后去塔拉桑塔楼，动手把他拉出来，就像从沾满灰尘的书堆里拖出一个瞎扑腾的书虫，而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吃饭去，我甚至没打算告诉你，给你也留点悬念。”
母亲在我眼里成了陌生人。她说话的声音不同寻常，庄严而高亢，宛如在学校上演的剧目中扮演角色。当她说“我们出去走走”时，声音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但是说“瞎扑腾的书虫”和“沾满灰尘的书”时，声音却有点颤抖，那声音让我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但即刻便被惊喜、被母亲的快乐、被她回到我们当中的喜悦所带来的欢快替代。
我父母基本上不到外面吃饭，尽管我们经常和他们的朋友在雅法路或乔治王路的咖啡馆里会面。
1950年，也许1951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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