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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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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喜欢对我讲述语词之间的各种联系。出处、关联，仿佛语词来自东欧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有许多二堂弟三表兄之类，婶子大娘姑姑姨妈们，姑表姐妹们，姻亲们，孙儿重孙儿们。就连姑姑、表兄弟也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带关系网。比如说，“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舅”指妈妈的兄弟。希伯来语舅舅“多德”一词，也指情人，尽管我并不确定它们最初是否为同一个词。爸爸说，你必须提醒我查一下大词典，准确地查出这些词的出处，其用法怎样一代代发生变化。或者，不要提醒，现在就去把词典拿来，我们一起学，请顺便把杯子拿到厨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无边无垠，你可听见流云在屋顶间低飞，轻抚着柏树梢头。可听见浴室里水龙头的滴水声，沙沙声，或是抓挠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只能凭脖颈后的毛发稍感觉，那声音来自衣柜和墙壁之间。
我打开父母房间里的灯，从爸爸的书桌上拿起八九枚回形针、一把削笔刀、两本小笔记本、一个装满黑墨汁的长颈墨水瓶、一块橡皮、一包图钉，用这些建造一个位于边境上的基布兹。在小地毯上砌起沙漠深处的一堵墙和一座高塔，把回形针摆成半圆形，把铅笔刀和橡皮分立在高大墨水池的两侧，墨水池是我的水塔，在这些建筑周围是用铅笔、钢笔圈成的围墙，以及用图钉营造的堡垒。
不久就会来一场突然袭击：一伙嗜血成性的强盗（两打扣子）将从东南方向袭击定居点，但是我们要略施小计。我们把大门敞开，让他们长驱直入农场大院，那里将要发生血洗，大门将会关闭，他们插翅难逃，接着我将下令开火，就在那一刻，从所有建筑物顶上，还有用作水塔的墨水瓶顶上，我的白色象棋棋子代表的拓荒者将会开火，他们将用一阵激烈的炮火，消灭自投罗网的敌人兵力，唱起那荣誉的赞歌，高吟血腥惨烈的故事。而后，我会唱起赞美之歌，把草垫子提升为地中海，用书架代表欧洲海岸线，沙发代表非洲，直布罗陀海峡横穿椅脚，散落的纸牌表示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马耳他，笔记本可以是航空母舰，橡皮和铅笔刀是驱逐舰，图钉是水雷，环形针将是潜水艇。
屋子里很冷。我没有像他们吩咐我的那样加一件毛衣，不浪费电，我会点十来分钟电炉。电炉有两组电阻丝，但是有个节电旋钮，总是使一组电阻丝，即电量低的那组电阻丝发光。我目不转睛，看线圈怎样变红。它逐渐发亮，开始你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走在砂糖上，随后淡紫色的微光在电阻丝两端出现，随后淡红色的微光开始向中心散发，像羞答答面颊上的红晕，随后变成深红，随后迅速不顾任何体面地撒野，从赤裸裸的明黄到淫荡的酸橙绿，直至线圈中央发亮，不可阻挡地炽烈燃烧，通红滚烫的火光如同透过反光镜的亮晶晶的金属盘看到的野蛮太阳，让你不得不觑起眼睛。现在电阻丝炽热，炫目，无法控制自身，随时都会融化，朝我的地中海倾泻而来，像爆发了的火山喷涌出滔滔熔岩，把我的驱逐舰队和潜水舰队一并摧毁。
此时，它的伙伴，上面的电阻丝，冷冰冰地静止不动，无动于衷。另一组电阻丝越亮，这组电阻丝越是无动于衷。它耸耸肩膀，坐在台边区将一切尽收眼底，但纹丝不动。我突然一震，仿佛自己的皮肤感受到线圈之间那被禁锢的张力，意识到我有个简单而迅速的办法来确保那组无动于衷的电阻丝别无选择，只能燃烧，于是它也颤抖着迸发出热情洋溢的红光——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点燃第二组电阻丝，不单是因为那是可耻的浪费，还因为会造成电路超负荷的危险，烧断保险丝，使整座房子陷于一片黑暗，谁能在半夜把“金手指巴鲁赫”给我找来呢？
第二组电阻丝只有当我丧失理智，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才会点燃。但要是我还没把它关上父母就回来了怎么办？或者我及时把它关掉，但线圈没有时间冷却下来，躺在那里装死，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必须抵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5
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我曾写下奶奶的真正死因。施罗密特在193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从维尔纳直接来到耶路撒冷，吃惊地看了眼人们汗流浃背的市场，看了眼颜色各异的牲口棚，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到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驴叫、山羊咩咩声、被捆住双腿挂在那里的母鸡发出的咯咯声，屠宰后的鸡脖子上鲜血淋漓，她看见东方男人的肩膀和手臂，看见水果、蔬菜的刺眼颜色，她看见周围的山峦和石坡，立刻发出了终极裁决：“黎凡特到处是细菌。”
奶奶在耶路撒冷住了约莫二十五年，她深谙岁月之艰辛，很少有快乐时光，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没有弱化或更改自己的裁决。据说，他们刚在耶路撒冷落脚，她就命令爷爷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来，向家中各个角落喷洒福利特，清除细菌，朝床底下，朝衣柜后面，甚至向浴室储藏物品的地方、餐具柜腿中间喷洒，继之拍打所有的床垫、床罩和鸭绒被。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天，她都这样做，无论冬夏。我从童年时代，便记得亚历山大爷爷一大早便站在阳台上，他身穿背心和居家拖鞋，像堂吉诃德猛击酒囊那样敲打枕头，拿地毯掸子，用尽可怜而绝望的气力，一遍遍地敲打。施罗密特奶奶会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比他还高，身穿一件花丝绸晨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用绿色的蝴蝶结系住，宛如女子寄宿学校的女校长那样硬邦邦直挺挺的，指挥战场，直至赢得每日一次的胜利。
在不断进行的反细菌战大背景下，奶奶在煮水果和蔬菜时也绝不妥协。她把一块布浸泡在略呈粉红色、名叫卡里的消毒液里，擦两遍面包。每次吃过饭，她不洗碗，而是让它们享有为过逾越节夜晚才可能有的待遇：被煮上好长时间。施罗密特奶奶也把自己一天“煮上”三次：无论冬夏，她几乎每天用开水洗三次澡，为的是清除细菌。她活到高龄，臭虫和病毒远远地看见她走来，都跑到大街的另一边。她八十多岁时犯过两次心脏病，科罗姆霍尔茨医生警告她说：亲爱的女士，要是你不停止这些热水澡，我无法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后果负责。
但施罗密特奶奶不能放弃洗热水澡。她太惧怕细菌了。她在洗澡时死去。
她患有心脏病这是事实。但真相则是我奶奶死于过于讲卫生，而不是心脏病。事实有模糊真相的倾向。洁癖害了她，尽管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箴言是“黎凡特到处是细菌”，或许可以证实早先的一个真相，一个比卫生魔鬼更为深入的真相，一个受到压抑的看不见的真相。毕竟，施罗密特奶奶来自东北欧，那里的细菌和耶路撒冷的一样多，更不用说其他的有害物质了。
这里一个窥孔或许能让我们稍稍看到东方景象、颜色和气味对我奶奶，或许对像她那样的其他难民和移民的心理影响。这些人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居住区抵御其威胁。
威胁？也许真相是，并非黎凡特人的威胁使我奶奶住在耶路撒冷时，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用滚烫的热水浴来苦行净身，而是其富有诱惑的感官魅力，以及她个人的身体，还有那一个个人头攒动的市场上的有力吸引，用丰富的陌生蔬菜、水果、加有香料的奶酪、刺鼻的气味和难以下咽的食品，折磨她，刺激她，令其呼吸急促，双腿发软，那些淫荡之手摸索并钻进蔬菜和水果的最隐秘所在，探进红辣椒、辣橄榄以及所有裸露着的食品，红肉鲜血淋漓，恬不知耻一丝不挂地吊在屠夫的挂钩上，调味品、香草、粉末，令人目不暇接地排在一起，以及那个辛辣、佐料浓郁的世界所具备的一切色彩缤纷的猥亵诱惑，更别说刚烘焙好的咖啡豆发出小豆蔻香味，玻璃容器里五颜六色的饮料，还放有冰块和柠檬片，市场上的搬运工身体强健有力，黝黑发亮，毛发浓密，上身赤裸，后背上的肌肉在灼热的皮肤下有力地凸显出来，闪闪发光，一排排汗珠流淌下来在太阳底下黝黑发亮。或许奶奶所有的清洁膜拜仪式不过是一件密封的无菌航天服？一条消过毒的贞操带，她从第一天来到这里，就自愿把带子扣在身上，用七把锁锁住，并毁坏所有的钥匙？
最后她死于心脏病，这是事实。但害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过于讲究卫生。也许害她的不是讲究卫生，也非欲望，也非对欲望的内在恐惧，而是对这种恐惧持续的秘密愤怒，那是种压抑着的愤怒，非常有害的愤怒，像个没有切除的疖子，对她自己的身体愤怒，对她自己的渴望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愤怒，对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剧反应愤怒，一种不可告人的恶毒愤怒，既冲着犯人又冲着看守，年复一年秘密悲悼流逝而去的荒废光阴，悲悼身体的萎缩和体内的欲望，那欲望经受了上千遍的洗涤、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这种黎凡特人的欲望肮脏，汗涔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达到亢奋状态，但满是细菌。
6
几乎过去了六十年，我还能记得他的气味。我召唤那气味，它就重新回到我身边。那气味有些粗糙、带着土腥，但却强烈而惬意，令我回想起触摸粗麻袋布的感觉，近似于忆及触摸他的皮肤，松散的头发、浓密的胡须摩擦我的脸颊，让我感到惬意，就像冬日待在温暖、昏暗的旧厨房里。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 死于1943年秋天，那时我只有四岁多，于是乎这种感官记忆只能通过几个阶段的传播与扩大才能够存留下来。爸爸妈妈经常使我忆起那些瞬间，因为他们喜欢向熟人炫耀孩子曾经坐在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腿上，玩弄他的胡须。他们总是朝我转过头来请我确认那段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安息日下午沙乌尔伯伯把你放在他腿上，叫你小淘气包，对吧？”
我的任务是给他们背上一再重复的话：“对。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我记起的那幅画面与他们的版本有些不同。
我不想毁坏他们的画面。
我父母有重复这个故事的习惯，并让我予以确认，确实为我强化并保留了对那些瞬间的记忆。倘若不是由于父母的虚荣，这记忆恐怕早已淡漠或消失。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我记忆中的画面有别，我所保存的记忆并非只是父母故事的反映，而是直接的生活，父母扮演的伟大诗人与小孩子的形象与我脑海里的画面不同，证明我的故事并非一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开，一身短打的金发男孩坐在希伯来诗歌巨匠的膝头，抚弄并拉扯他的胡子，而诗人则给小家伙一个赏赐，叫他“小淘气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无忌！——则一报还一报，说：“你自己是淘气包！”对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创作了《面对阿波罗神像》的人回答说“也许我们两人说得都对”，甚至亲吻我的脑袋，爸爸将其解释为某种先兆、某种膏油仪式，仿佛可说是普希金弯腰亲吻托尔斯泰的脑袋。
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那不断重现的探照灯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保存那幅画面，但绝不是镌刻下那幅画面。我脚本中的画面并非像他们的那样甜美，我没有坐过诗人的膝头，也没有揪过他那著名的胡须，但我的确在约瑟夫伯伯＇2＇ 家里摔了一跤，摔倒时咬破了舌头，流了点血，我哭了起来，诗人也是个儿科医生，比我父母早一步来到我面前，用他那双巨大的手把我扶起来。我甚至现在还记得，他抱起我时，我背对着他，哭号的脸冲着房间，他把我在怀中掉了个方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些什么，当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献给托尔斯泰。我在他怀里挣扎时，他强行掰开我的嘴，让人拿来些冰块，察看一下我的伤口，说：“没关系，只是擦伤，我们现在哭鼻子，我们一会儿就开怀大笑。”
大概是因为诗人说话时把我们二人都包括在内，或者因为他两颊蓬乱的胡须碰到我的脸，像条粗糙温暖的厚毛巾，或者真的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熟悉的气味，那气味我至今还能想象得到。（那不是剃须水或肥皂的气味，也不是烟草味，而是绝对的体味，非常浓烈，像冬日鸡汤的气味。）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显然，我和平时一样，惊吓胜于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脸上，有些发痒。接下来，我只记得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沙发上，没有大惊小怪，诗人医生，要么就是妈妈把琪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来的冰块塞进我的嘴里。
我只记得这些，在那一瞬间，业已形成的“民族复兴一代”诗人巨匠，与正哭哭啼啼、日后所谓“以色列国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表，没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语。
这件事过了三四年后，我会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当听说他是个诗人时，我并不吃惊，那时候，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学者，要么就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头衔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里，所有的男客不是教授，就是博士。
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儿科医生，一个头发蓬乱的人，目光含笑，两只大手毛茸茸的，胡须浓密，脸颊粗糙，身上散发着独特的气味，强烈、柔和的气味。
直到今日，每当看到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画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车尔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处的头部雕像，我都会立刻被他那令人舒适的气味裹挟，那气味像冬天的毛毯。
与我们时代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爸爸有点秘密迦南人支持者的味道。东欧犹太村庄及其一切，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比阿里克＇3＇ 和阿格农对它进行的表现，令他感到窘迫难堪。他想让我们脱胎换骨，像满头金发、有男子气概、晒得黝黑的希伯来欧洲人，而不是犹太东欧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绪语，称之为“胡言乱语”。他把比阿里克视为受难者诗人，“永恒死亡者”诗人，而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则是冲破新黎明的先锋，标志着以“风暴之势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旧膜拜阿波罗，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
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比谁都能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也许比车尔尼霍夫斯基自己还能背。他在背诵时声情并茂，这样一位深受缪斯启迪的诗人，因此堪称音乐诗人，没有典型的犹太村庄情结，无所顾忌地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感官享乐。爸爸说，车尔尼霍夫斯基从未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之中。
每逢这样的时刻，妈妈都会略带疑惑地看着他，似乎从内心深处为他不加掩饰的快乐本性感到震惊，但她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
爸爸拥有显著的“立陶宛人”气质。他非常喜欢使用“显著”一词。（克劳斯纳一家来自敖德萨，但在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显然住在马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与幻术。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为，哈西德主义＇4＇ 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词的表情一样。
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有理性。”
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除了不再口若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5＇ 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德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涅辛＇6＇ 、比阿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友谊。
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刹那间有了礼貌而冰冷的感觉。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
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先生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先生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阿格农先生则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大街两人一同住过的那条死胡同被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
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纳大街中央。
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公寓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
【注释】
＇1＇ 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875——1943），生于俄国，20世纪20年代移居旧巴勒斯坦，做过医生，30年代定居耶路撒冷，是最重要的希伯来诗人之一。
＇2＇ 指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希伯来文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1958）。他是作家家族链条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作家父亲的伯伯，但作家在叙述时，习惯将其称作“克劳斯纳伯伯”。
＇3＇ 比阿里克（1873——1934），生于乌克兰，1921年定居特拉维夫，素有“以色列民族诗人”之称。
＇4＇ 哈西德主义，指18世纪出现在东欧的犹太教虔修派运动。
＇5＇ 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1852——1915），生于波兰，现代著名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小说家。
＇6＇ 尤里·尼桑·格涅辛（1879——1913），希伯来语小说家，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
7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就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那是一个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方，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一位叫塔里比的人的庄园，巴卡阿的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的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的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我们午饭后出发，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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