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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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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们呢?你们一定是走着来的。路是不是太远了?从你们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里?我现在想起来了,三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时,住在风景如画、真诚的布哈拉人居住区,我们经常在安息日从耶路撒冷走到贝特拉或是阿那托特,有时会走到先知撒母耳墓地。亲爱的克劳斯纳夫人现在要给你们拿些吃的喝的,要是你们善意地跟随她去的话,我把这段难写的话写完就过去。沃伊斯拉夫斯基家和诗人尤里·兹维,以及埃文——扎哈夫今天可能也来。亲爱的内塔尼亚胡和他迷人的妻子差不多每个安息日都来看我们。现在过来一下,我亲爱的人们,过来亲眼看看,我亲爱的小阿摩司你也过来,看看我写字台上的草稿——我死后,应该让一拨拨、一代代学生到这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作家为艺术奉献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平生进行的奋斗,不遗余力追求简约、流畅和明晰的风格,看看我每行字中删去了多少,我打了多少草稿,有时甚至有六遍以上的不同草稿,此后仍觉自己的东西不尽如人意。成功来自汗水,灵感来自勤奋。古语说得好,祝福既上自天堂,又下至万丈深渊。当然,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女士们,请原谅。现在,我亲爱的,跟克劳斯纳夫人去解解渴,我不耽误你们了。”
从图书馆,你可以出去,来到又窄又长的走廊,那是住房的结肠地带。走廊右边是浴室和贮藏室,而照直走则是厨房、食品贮藏室和可说是厨房分支的用人住的房间(尽管从来就没有过用人)。你也可以立即左拐走进起居室,而照直走到走廊尽头,则是我伯伯、伯母那装饰华丽的洁白卧室,里面有一面镶铜边的大梳妆镜,两边则放有装饰性的蜡烛架。
因此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到起居室:当你走进家门时从前厅左转,或者径直走进书房,出来后进走廊,立即左转,就像约瑟夫伯伯通常在安息日里所做的那样,或者直接走到几乎有整个起居室那么长的黑餐桌头上的贵宾席。此外,在起居室一角有一低矮的拱形门道通向休息室,休息室的一面是圆形的,像座角楼,休息室的窗子俯瞰着前花园、华盛顿蒲葵和安静的小街。阿格农先生的住宅就耸立在街道对面。
休息室也被称作吸烟室。(在安息日,克劳斯纳家里禁止吸烟,然而安息日并非能永远阻止约瑟夫伯伯写文章。)这里有几把沉重、柔软的扶手椅,有铺着绣有东方风格图案坐垫的沙发,一条软绵绵的大地毯,一大幅油画(波兰画家莫里西·格特里夫画的?),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佩戴经匣,肩上披着祈祷披肩,手上拿着本祈祷书,但这个犹太人并没有读祈祷书,因为他双眼紧闭,嘴张开,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虔诚和精神亢奋。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虔诚的犹太人了解我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非但没有指责我,反而默默地请求我修正我的道路。
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是一居室半的住房,或者是两居室的住房,由两家相互争斗的家庭合住。克劳斯纳教授的宅邸在我看来成了苏丹或罗马皇帝王宫的样本,我经常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幻想大卫王国复辟,希伯来部队为塔拉皮尤特的宫殿站岗放哨。1949年,梅纳赫姆·贝京'2' 内阁里的反对派领袖以自由运动的名义提名约瑟夫伯伯为候选人和海姆·魏兹曼'3' 竞争以色列总统,我罗织出这样的意象:伯伯在塔拉皮尤特的总统府四周是希伯来士兵,每一入口的黄铜牌下,两名浑身闪光的哨兵分立两侧,令所有的走近者确信,犹太人和人道主义价值将会永远联合在一起,彼此不会发生冲突。
“那个神经病孩子又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了。”他们说,“你们看看他,没完没了地跑,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好像吞了水银。”他们责骂我:“你怎么回事?你吃红辣椒了吗?你在追赶自己的尾巴吗?你当自己是哈努卡节的陀螺吗'4' ?是飞蛾吗?是螺旋桨吗?你把自己的漂亮新娘给丢了?你的轮船沉了?你让我们大家头疼。你净给琪波拉伯母捣乱。你干吗不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你干吗不找本好书看看?要不我们给你拿来纸笔,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我们画张好看的画?不干?”
但我已然如此,从客厅疯跑到走廊,到用人房间,再到花园,再跑回来,充满了幻想,摸摸墙壁,敲一敲,以找到隐匿的寝室、看不见的空间、秘密通道、地下走道、隧道、地道、秘密夹层,或者是伪装起来的门。直至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
【注释】
'1' 和平契约,一个和平主义组织,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在希伯来大学教授们中间引起强烈争论。
'2' 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
'3' 海姆·魏兹曼(1874——1952),化学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以色列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4' 哈努卡节,有光明节、净殿节等多种译法,为的是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在犹太·马加比领导下反抗异族统治、捍卫民族信仰的起义。陀螺是过此节时儿童玩的一种玩具。
9
在起居室装有黑玻璃面的餐具柜里,陈列着一套华丽的餐具,长颈玻璃壶、陶瓷和水晶杯子,一套古老的哈努卡灯具,以及逾越节专用器皿。在陈列橱上面,放着两座青铜塑像:愠怒的贝多芬面对着双唇紧闭沉着镇定的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后者经小心翼翼的抛光,身穿华丽军装,戴一顶军官们戴的尖顶帽,一条官方皮带挎在胸膛。
约瑟夫伯伯坐在桌子上座,说话声音尖利,女里女气,恳求、甜言蜜语,有时几近呜咽。他会讲述民族状况、作家和学者身份、文化人的责任,或者说同事们不够尊重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他的国际地位,而他本人对他们则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鄙夷他们的狭隘心胸,鄙夷他们那乏味而自私的观念。
有时他会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对斯大林代理人四处活动忧心忡忡,对道貌岸然的英国人的伪善鄙夷不屑,惧怕罗马教廷玩弄诡计,罗马教廷从来没有接受,从来不会接受让犹太人小到掌管耶路撒冷大到掌管以色列土地,对开明民主国家的重重顾忌表现出审慎的乐观,对美国则深怀羡慕,但并非没有保留,在我们时代美国居于民主国家之首,然而受到庸俗行为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染,缺乏文化与精神底蕴。总的来说,19世纪的英雄人物,如加里波第、亚伯拉罕·林肯、格拉德斯通等人,堪称伟大的民族解放者,文明与启蒙价值的杰出的阐释者,而新世纪'1' 则处在那两个人的统治之下,一个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一个是那个控制了歌德、席勒和康德家园的疯狂乞儿。
客人们满怀尊敬静静地听,或者用几个安静的字眼表示赞同,以防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约瑟夫伯伯的餐桌谈话不是聊天,而是感人至深的独白。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或就一系列事件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希特勒,美国犹太人依然沉迷于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
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鲜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
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约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智慧连珠,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忙忙,腰上系条小围裙。当她不需要倒茶,也用不着添加蛋糕、饼干、水果或者是一种叫作瓦伦液的甜味调制品时,就站在起居室和走廊之间的门口,站在约瑟夫伯伯的右手后边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放在肚子上,等着看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哪位客人需要什么,从湿抹布到牙签,或者是约瑟夫伯伯礼貌地冲她指出她应该从他图书室写字台右上角取来最新一期《来守乃奴》'2' 或者是伊扎克·拉马丹'3' 的新诗集,他想从中引用一些东西支持自己的论证。
这是那段年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约瑟夫伯伯坐在餐桌上座,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而琪波拉伯母系着白围裙站在那里,服侍,或等待,召之即来。然而,伯伯、伯母绝对彼此忠贞不渝,相亲相爱,这一对身患慢性疾病没儿没女的年迈情侣,他待妻子如同对待婴孩,极尽甜美深情,她待丈夫如同对待娇惯的孩子,给他穿衣服,系围巾,万一他感冒,就打个鸡蛋,调上牛奶和蜂蜜,缓解他喉咙的疼痛。
一次我碰巧看见他们并肩坐在床上,他一只半透明的手放进她的双手中,而她则小心翼翼地给他修剪指甲,用俄语悄声向他倾诉各种爱慕之情。
约瑟夫伯伯酷爱在书上题写情意绵绵的字句。从我九岁或十岁起,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卷《儿童百科全书》,在其中一卷中,他采用后缩式格式书写,有点像是在退缩:致我勤奋而聪颖的
小阿摩司
衷心祝愿
他成长为民族栋梁
约瑟夫伯伯
谨上
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0年8月现在,五十多年过去后,当我凝视这题字时,我不知道他真正了解我什么。我的约瑟夫伯伯,通常把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银白色的须髯下露出温和的微笑,盘问我最近读了哪些书,读过他写的什么书,现在犹太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哪首诗我会背诵,谁是我所喜欢的《圣经》英雄。没顾上听我答话,他就告诉我说,我应该通晓他在《第二圣殿史》里所写的马加比家族,有关国家前途,我应该读读他昨天在《观察者》上发表的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或者他在本周《早晨》杂志上的访谈录。在题字中,他小心翼翼地在容易造成模棱两可的地方给元音加上音标,而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则像风中之旗在飘动。
在大卫·弗里希曼'4' 译作的扉页上,他又一次题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希望我:愿他在人生路上取得成功
学本书翻译妙处之用词,
人须遵循人己之所思
而非人类大众——本时代芸芸众生之所想,
爱他的
约瑟夫伯伯
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4年8月在一次安息日聚会上,约瑟夫伯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毕竟没儿没女,我的书就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中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死后,它们,只有它们将会把我的精神、我的梦想传给未来的一代。”
对此琪波拉伯母回应说:
“嗨,欧西亚,打住。嘘,欧辛卡,打住,打住。你知道大夫告诉过你不要激动。现在你的茶凉了,冰凉冰凉的。别,别,我亲爱的,别喝了,我要去给你倒杯新的。”
对手们的伪善和卑鄙令约瑟夫伯伯义愤填膺,有时会提高嗓门,但声音从来不是吼叫,而是高分贝的咩咩羊叫,与其说像嘲弄、痛斥的先知,不如说像抽泣的女人。有时,他用脆弱的手指敲击着桌面,但那样子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抚摸。一次,在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同盟会'5' 或是那些建议讲犹太——德国人粗俗黑话(他定义为意第绪语)的人的长篇激烈演说中,他打翻了一罐冰镇柠檬水,水流到他腿上,系着围裙站在门边的琪波拉伯母刚好站在他身后,她弯腰用围裙擦拭他的裤子,说对不起,扶他起来,带他去了卧室。十分钟后,她把衣着干爽、光彩照人的他带回到朋友中间,大家围坐在桌前礼貌地等候他,低声谈论着男女主人,他们像一对信鸽:他待她如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儿,而在她看来,他就像可爱的孩子,如珠如宝。有时她会把胖胖的手指和他透明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那一刻二人会交换眼神,接着垂下眼帘,腼腆地相视而笑。
有时,她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他脱鞋,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他忧伤的头颅靠在她的前胸上,单薄的身体偎依着她丰满的身躯。要么就是她在厨房里洗刷,无声地流泪,他会来到她身后,把粉色的双手放在她的双肩上,发出一连串的唧唧、咯咯、吱吱声,仿佛在哄婴儿,或者自愿做她的婴儿。
【注释】
'1' 指20世纪。
'2' 希伯来语杂志。
'3' 伊扎克·拉马丹(1899——1954),出生于乌克兰,1920年移居巴勒斯坦,希伯来语诗人。
'4' 大卫·弗里希曼(1859——1922),生于波兰,曾经在德国、俄国等地辗转,著名希伯来语诗人。
'5' 同盟会,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的犹太工人联盟,始创于1897年10月,主张接受社会主义理念。
10
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铅笔”、“冰山”、“衬衫”、“温室”、“吐司”、“货物”、“单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他的“铅笔”,我用什么写字?铅制尖笔?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
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在他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后投身“热爱锡安”'1' 的运动,成为阿哈德·哈阿姆'2' 圈子里的一员。十九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写作》。他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3' 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4' 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5' 影响深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从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
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般强健结实的体魄!”
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6' 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
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文学期刊”,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地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
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片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发散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头脑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20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
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回归潮(战后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号。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卫却没有前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非常亚洲化,于是他们动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达耶路撒冷,那时,维尔纳的排犹主义已经升至对犹太学生采取暴力行动的程度。
我的亲伯伯大卫是个执着的欧洲人,他迟迟没有行动,那时的欧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们那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脱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爱尔兰人或者是斯洛伐克爱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欧洲的唯一欧洲人就是犹太人。我爸爸经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即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里,也居住着一群明显的南斯拉夫人;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里,有俄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乌兹别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鞑靼人,在他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同胞,苏维埃民族里的真正成员。
而今欧洲彻底改变了模样,而今的欧洲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满是欧洲人。顺便提一句,在欧洲,墙壁上的涂鸦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年轻时待在维尔纳,欧洲的每面墙壁上都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他到欧洲旅行,墙壁都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徒和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的句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出版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了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没有一点关系的犹太人”。约瑟夫伯伯主要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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