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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种孤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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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注：一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一个Gold Star Mother Club，该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提供帮助。）如果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脸红得意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对他有点小小的，但真诚的敬意。“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上的号手。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还差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注：（Gertrude Stein； 18741946），生于匹次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一九○二年定居巴黎。她在巴黎创立了一个有名的沙龙，并不断写作。著有《地理与戏剧》（Geography and Plays； 1922）；小说《露西高兴做礼拜》（Lucy Church Amiably； 1930）；《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 1934）、《毕加索》（Picasso； 1938）等作品。）以斯拉·卢米斯（注：（18851972）， 美国作家。他的诗作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未完稿的诗篇》 （19251960年），他向文学杂志大量投稿并对T·S·艾略特，詹姆斯·乔依斯和海明威等作家产生影响。），也许我写不出《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我的海明威计划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诉别人这个可能十分有趣：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
不管如何，那个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没有大声笑着、叫着打断琼说话，围着她扮小丑，那不过因为是我强迫自己靠着楼下的邮箱站了好一会，好让自己呼吸平稳，让自己变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这样的表情告诉她这件事。
“好了，但你觉得是谁来付这笔钱呢？”她问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会是谁？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付不起二十五块一周，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
这事我可没想过——只有她这样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致命的逻辑问题——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头占了上风，让她别管这问题。“谁知道？见鬼，谁又会关心？也许是威德·曼莱出钱。也许是什么博士出钱。问题是，反正有人掏钱。”
“好了，”她说，“那么，好吧。你觉得写这样一个故事得花多少时间？”
“噢，见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打发掉。”
可是我没有做到。我花了整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来写一个又一个虚构的开头；我沉溺于那对吵嘴夫妇的对话上，从理论上说，我无法确定伯尼从后视镜中能看到多少，也怀疑在那种场合下，不管出租车司机能说出什么来，那个男人竟没有叫他住嘴，叫他只管看路开车。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来走去，折断铅笔，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嘴里吼着见鬼去吧；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显然我甚至没法做一个该死的白痴笨蛋般的出租车司机的该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过了头，”琼说。“噢，我知道会这样的。你太文绉绉，别人受不了，鲍勃。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那些读过或听过的让人伤感掉泪的东西。想想欧文·伯林（注：Irving Berlin （18881989） 美国词曲作家。）。”
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马上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他曾说“朋友们。”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因为它们的光芒显得十分神圣。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从他那出租车司机靠得住的黑色钱夹里，他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带怒气，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是当时我只是低声而谦卑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异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清晰可辨了。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让人恶心的姜汁汽水给我一种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错了吗，鲍勃？”他问道。“我错了吗？”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一周只挣个四十、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去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我是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麻烦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搂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见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好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注：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的信徒。更糟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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