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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20年媒体人生:一问一世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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娌豢伤家椤�1952年他在芝加哥组织报道提名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时,现场有4位出镜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是其中之一。休伊特说:“你们四个就是一个接力队,克朗凯特跑最后一棒。”这最后一棒即是英语中anchor一词,以后“电视主播”就被称为anchor。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电视新闻刚刚兴起,影响力还不能与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提并论。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第一次转播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肯尼迪与尼克松在镜头前的表现最终决定了大选的结果。当时负责转播工作的休伊特建议尼克松化妆,但尼克松因为听到肯尼迪不需要化妆,遂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他没想到,肯尼迪英俊潇洒,衣着得体,沉着镇定,仿佛拥有整个世界;而尼克松面有菜色,汗流浃背,看上去疲于应付,两人形象,立见高下。而很多听收音机的人都认为尼克松占了上风。电视作为新兴媒体的威力开始显现。肯尼迪遇刺之后,休伊特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尼克松也参加了节目录制。当年曾被他回绝的化妆师正在为他化妆。休伊特忍不住说:“如果四年前您接受化妆的话,您本应成为总统。”尼克松不紧不慢地说:“是啊,不过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已经死了。”
从未上过大学的休伊特从4 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记者,在他眼中只要有一顶呢帽和一件防水风衣,就可以做记者了。当然他的成功绝非一身行头那么简单。他不仅对新闻有着敏锐的嗅觉,为了拿到独家采访,他更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高手。为了接近访问美国的赫鲁晓夫,他临时加入当地的警察局,获得了在警戒区活动的自由;为了证明使用假冒身份获得证件有多容易,他创造性地使用了隐藏的摄像机;为了让迈克· 华莱士表现出更高水平,他说:“伙计,我给你打A,你是否能得A+,要不要试一试?”为了揭露烟草公司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黑幕,他面对威胁毫不退缩,最后是电视台担心被卷入代价高昂的诉讼而让他的节目被禁播一次。“你到底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是他的口头禅。有趣的人,非同寻常的事,同行的竞争,总是能让他兴奋起来。他说:“总有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如何希望能够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我总是回应他们说我也是!”2005年,我邀请休伊特和夫人来华参加中国电视主持人论坛和颁奖晚会。这之后我每次去纽约出差,他都会热情地在曼哈顿的家中宴请我,并把我介绍给同行和朋友。“你是为电视而生的,你应当珍惜!”他曾这样对我说。他也喜欢吴征的豪爽和热情,曾在晚会上开玩笑说:“我一直以为我想成为的人就是我自己,现在我宣
布我想成为的人是Bruno(吴征的英文名)。”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马洛琳收养了一位非洲孤儿,并把他带到纽约一起生活。
世有疑惑,必须发问(7)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他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一个这么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他说觉得最对不起朋友的事,就是让他们刚记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记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来这就像医生很难自诊,沟通大师也有盲区吧。
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谈兴。第三,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 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 年的春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那幅著名的铁画《迎客松》前,他再次驻足。1972 年,周恩来总理就在这里欢迎尼克松总统。曾在这幅画前合影的、拨开冷战的冰霜、回暖中美关系的核心政治人物大多已经凋零,此刻他是否会感到一丝孤独和惆怅?
基辛格博士不是一位好的访谈嘉宾。他毫无表情、语速缓慢、声音低沉、口音模糊,让我担心在他的“催眠”下,观众会不会睡着?当然不会。因为他所代表的历史太重要了。1971 年,48 岁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与尼克松总统谋划了远交中国、制衡苏联的战略。他借口腹泻,躲开随行记者的视线,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履行特殊使命。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传奇而神秘的领袖、儒雅而智慧的总理,都让这位外交官充满开创历史的兴奋与紧张。
2011 年2 月,我在北京采访了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媒体纷纷预测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很有可能是回国为2012 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采访中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故事:1971 年,他当时只有11 岁,因其父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而有机会到白宫去参观。这一天他看到基辛格博士正拎着一个公文包向门口的轿车走去。洪博培主动帮博士拎包,还随口问了一句:“您这是去哪儿啊?”基辛格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去中国。”而这正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家机密!当然小男孩完全不知这个信息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在当时的情形下,就算他告诉了别人,也没人会相信。我问大使对比当年,现在对外交官的要求有何不同?他说:“大概是沟通吧。当年政治家们可以关起门来进行秘密外交,今天领导人还没见面就要向媒体说明自己要谈判的内容。与公众的沟通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放在今天,那个小男孩很有可能把基辛格的回答挂到微博上!
而在当年,中国领导人虽已有重启中美关系的想法,却苦于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毛泽东主席在国庆二十周年时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在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息。不过美国人并没有读懂这一层深意。“我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用隐晦的方法婉转地表达,也不善于从一张照片的排序去猜测对方的深意。斯诺对中国太友好了,我们当时只把这解读为宣传手段。那时中美两国就像是待在同一房间里的两个盲人,互相摸索着想找到对方。”基辛格博士这样说。历史的交会就这样险些被错过。当然,机缘的偶然性可能推迟,但并不能中断历史的进程,就像江河入海,潮流不可阻挡。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隔绝,这就是政治远见,也是政治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发表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份公报中有关“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对此并无异议”的原则,在英文中选择了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巧妙地化解了两国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争论,被周恩来称为体现了哈佛水平。而基辛格也对周恩来的智慧深深佩服,他回忆说:“周看了《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没有人会相信两个二三十年没有交谈过的人突然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我们最好再写上我们存有异议的地方,这样那几个达成一致的观点就更突出了’。这才是真正的天才之作。”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2)
此时的乔治· 布什对两国最高层的秘密外交还蒙在鼓里。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他从中国外长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握手的一幕中察觉到玄机。他作为外交使团的官员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按级别只能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在他的对面,中国前排官员的最末端,坐着一位矮个子的中年人,他们友好而矜持地相互点了点头。他就是邓小平。对中国的强烈好奇让老布什在1973 年谢绝了出任驻英国或法国大使的邀请,要求来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他相信中国代表未来。他与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周游北京,免费给围观的中国人照相,与他们聊天,由此获得了“自行车大使”的雅号。当他离任,就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邓小平还专门设宴送行。席间,邓小平敬酒时开玩笑说:“你不会是一直在监视我们吧?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朋友。”
我在缅因州克尼班伯镇沃克角的老宅里采访了老布什。这是一个宁静的滨海小镇,海与天都蓝得透明。一周前,他刚刚以3000 米高空跳伞的方式庆祝了85岁生日。他还鼓动前来祝贺的戈尔巴乔夫跟他一起跳,被后者断然拒绝。老布什亲自开着高尔夫球车带我穿过自家的花园,有意思的是在高尔夫球车的前挡板上贴着一行字“不要相信《纽约时报》”,大概是这家偏民主党立场的报纸让他着实不满吧。在他的健身房,墙上贴满了他不同时期的泳装照,有展示肌肉的,也有做鬼脸的,有些造型相当搞怪雷人。“我可以拍照吗?”我问。“那可不行!太丢人了!”他大笑着急忙摆了摆手。他的夫人芭芭拉正带着小狗站在花园里散步,并和园丁拉着家常。当年就是在这处老宅边的礁石上,19 岁的布什向她求婚。
回到中美关系的话题上,他说:“我和邓小平的个人友谊后来在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两艘大船在夜航中误撞的危险。”他提到的“夜航误撞”指的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国会在制裁之余,强烈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一方面写私人信件给邓小平,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力图说服国会保持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他回忆说:“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解体,东欧政府纷纷更替。当时很多人预测中国不久就会步其后尘。但我不那么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已经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社会不再封闭,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样的政府不太可能倒台。如果中国的改革再晚10年,情况就很难说了。”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政治远见印象深刻。2009 年,我在新加坡总统府Istana 采访了他,这位已经经历过50 多年大风大浪的老人,从容淡定。不过他说让他感到惊奇的政治事件只有两个:苏联的迅速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对30 年前与邓小平的会面他记忆犹新:“我当时在新加坡设晚宴招待他。他说早年赴法留学时曾途经此地,当时这里脏乱落后。他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向我表示祝贺。我说,‘新加坡华人的祖先都是福建、广东不识字又缺少土地的底层农民。真正的知识精英、文化传统都在您那里。我们国小而脆弱,尚能有所作为,你们没理由做不好啊!’邓小平沉默了一阵子,没有回答我。但是当他若干年后南方谈话时,我听说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算是一种回应吧。” 我问:“如果今天邓小平坐在你对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李光耀笑着说:“我要说,你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新加坡,祝贺你!”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3)
2010年,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上升到第27 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官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李光耀记得当年江泽民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曾带队访问新加坡,询问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的外资。李光耀告诉他,秘诀就是全球竞争力排名。它是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这些硬件,更重要的是法治环境、政府效率、商业友好、社会开放、劳动力素质等软件因素。他的话给江泽民带来了启发。有意思的是,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李光耀先生应邀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演讲,而我则出任主持人。席间,李光耀再次提出法治环境的重要性:“上海有了国际一流的城市硬件,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就必须下工夫改善法治、教育、人才这些软件。说句得罪人的话,虽然中国已立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但现在有不少中国有钱人还是选择把相当一部分财产存在新加坡,就是因为怕有一天政策有变,财产不保。”我追问:“那您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完善法治,让老百姓安心把钱存在国内呢,还是宁可他们存有顾虑,继续把钱存在新加坡呢?”观众都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已经80多岁的李光耀反应灵敏,他探着身子两眼盯着我,面露狡黠地说:“你猜!”众人大笑。言归正传时他预言,过去中国的官员成批去新加坡接受培训,再过十年,就该轮到新加坡官员来中国取经了。
不过即使你有了审时度势的雄才伟略,许多英明的决定也可能完全是误打误撞。美国前总统吉米· 卡特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说:“中美建交前夕,我瞒着国务院直接领导对华谈判。一天深夜,我在梦中被电话惊醒。我在北京的谈判代表说,邓小平问能否每年派5000位留学生来美?我睡意甚浓,有点不耐烦地说,让他们派10 万人来也没问题。”结果这个数字就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签证指标。这番话让我想起1994 年准备赴美留学的我。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从一个小窗口递上所有的资料,心怦怦直跳,生怕被面试官拒签,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小伙子好像根本没轮到回答问题就被拒了。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如果被拒签,将意味着被列入了黑名单,以后签证就更难了。正在我忐忑不安之时,签证官抬起疲倦的双眼,打量了我一番,毫无表情地说:“我会给你签证,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发展条件,应该不会有移民倾向。”还没轮到我回应,他就在我的申请表上签了字。如果当年卡特总统随口说,那就让他们派5000人来吧,我还会有留学美国的机会吗?想到这儿我不禁莞尔一笑:可见睡觉被吵醒也不一定是坏事。当然,1978 年12 月15 日凌晨,当卡特将中美即将正式建交的消息亲自打电话通知勃列日涅夫等人时,谈话一定不甚愉快。
虽然卡特不一定是最杰出的总统,但他却是最受尊敬的前总统。在卸任之后,他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获得了2002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致辞时他说:“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交通和通信科技发展迅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和沟通。相反我们看到隔膜和分离带来的误解、偏见和仇恨,甚至杀戮。”卡特总统此话是有感而发的。早在50 年代,当时卡特从海军退役回到美国佐治亚州普兰的自家农场。那时的美国还存在种族隔离,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尤为严重。当地的农场主们都要加入一个只有白人能够参加的俱乐部,谁要是对黑人友好就会被排斥在这个圈子外,那么在生意上也就会失去庇护和支持。卡特的母亲是一名护士,曾经常常照顾生病的黑人孩子,这让卡特从小和黑人孩子玩耍,成年后也依然同黑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诚实的卡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原则,这让他饱受白人组织的排挤和孤立,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他那时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最终成为他日后从政的人品背书。卡特写过十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为《藩篱后的巴勒斯坦》。书中他指出:如果以色列人以为把巴勒斯坦人关在高高的围墙之内就可以获得和平,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隔离只会积累怀疑和产生新的仇恨。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于他在中东斡旋的实地考察。在亲犹太势力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坛,这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批评,但他坚信自己的主张。这位常常自称是种花生的农民的前总统,一辈子相信只有你对土地诚实,对自己诚实,才能有所收获。最终完成中美建交的他也正是“沟通”的忠实推动者。在这个世界上,对话与沟通是明智的选择,这需要政治远见,更需要政治勇气。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4)
对比那些从冷战时期走过来的老牌政治家,托尼· 布莱尔和比尔· 克林顿算是小字辈。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新的政治格局“世界是平的”,深刻影响到了他们的世界观与政治理念。托尼· 布莱尔是1997年5月开始担任英国首相的,正值香港回归在即,他在一次酒会上主动向中国驻英大使马振岗表示希望亲自参加香港回归仪式。于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对比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阴郁的神情,布莱尔的表情是轻松平和的。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必须面对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就是中国。她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一天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当布莱尔执政后,他发现工党的传统信条过分强调政府的功能,不断抬高的社会福利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折中传统政治的“左”、“右”道路,把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这一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高度认同。而布莱尔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从过去僵硬的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道路,国家和私营经济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出访英国时,曾开玩笑地称工党的党魁为“同志”。在社会制度改良方面,双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8年8月,布莱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权力正向东方移动。布莱尔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从7 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在历史和社会的演进中,政治的理念在“与时俱进”,宗教与社会的精神需求也在变迁。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盛行日本神道教,人们只在超度亡灵时才想起请和尚。年轻的星云大师,苦苦思索:佛教不应该“出世”,隐身于山林之间,脱离社会,而应该“入世”,为大众服务,让他们在混乱的局势中有所依靠,在灵魂空虚时有所寄托。以佛教服务于人间的平安幸福,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渐渐成形。他提出的佛教理念很有人情味儿:每年把僧人的父母接到寺中相聚,免得相互牵挂;他主持佛教婚礼,祝福新人百年好合;举办幼儿园和学校,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安全的去处。他的这些主张深深切合了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期人们对信仰的渴望,提供了无常世事间的心灵寄托,又借鉴了基督教教会与社区融合的经验,将佛教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他还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监会、执行长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制度让他早早从日常营运中退身,专心于布道弘法。他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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