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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20年媒体人生:一问一世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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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只被咬断脖子的羚羊？这片草原的生态比较平衡，植被、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食腐动物数量匹配，各有领地、各得其所。日出月落，风来雨往，生生死死，聚聚散散，每个种群、每只个体，都顽强生存，也安于宿命。它们要赢，赢得土地，赢得配偶，赢得生育的机会。生存的法则虽然残酷，但动物们并不贪婪，大自然没有浪费：猎豹吃饱的时候即使瞪羚从眼前走过也不会发起进攻，鬣狗咬碎了最后一块骨头，还有甲虫热心地分解掉它们的排泄物。作为一种动物，想赢是常态。糟糕的是人比任何一种其他动物都要贪婪，而且浪费惊人。安然公司的垮掉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再次证明华尔街的贪婪和破坏力。
我采访杰克· 韦尔奇是在2001年年初，那时他还担任着世界最大的公司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采访的场所就是公司纽约总部的董事会会议厅，墙上挂着包括发明家兼第一任董事长托马斯· 爱迪生在内的历届董事的照片。这些照片就像一部无言的历史，提醒着继任者好自为之。在前辈们或慈祥或严厉的目光注视下，韦尔奇在过去的20年使公司的市值从1981年的120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营之神”。而他的六个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在中国也备受尊崇。他从一名工程师成长为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CEO（上任时只有45岁），看透了大公司的官僚拖沓，决定再也不要看那些死气沉沉的计划书，而是要提供计划的人坐在自己的面前。“我要看着你的眼睛，看到你的激情！”于是他把管理层次从9个减少到4个，称之为扁平化管理。他还给自己的经理们定下了标准，那就是每年都要淘汰10％的员工，而且一家分公司要么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第一或第二的位置，要么就会被卖掉。“这不是有意为难他们，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名列第四、第五的公司里任职更糟糕的了，因为他们会非常沮丧。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种求胜的氛围。”甚至有一次他去百货商店买衣服时，还被商场经理拉到角落里问：“韦尔奇先生，您认为我有必要每年更换10％的员工吗，即使他们没犯什么错？”“没错，你必须这么做。”顾客韦尔奇不吝赐教。“这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情味了？”我问，“你难道在所有的竞争中都必须胜利吗？”“没错！高尔夫、桥牌，凡是我做的事我都要赢。”他坚定地回答。顿了顿，他又带点挑衅地反问我一句：“难道你不想赢吗？”
赢，在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 布兰森眼里似乎更是品牌的成功而非单纯的规模或利润指标。为此他曾经不惜代价将已上市的公司撤市。哪里有垄断他就冲向哪里，似乎有种探险家兼侠客的味道。维珍因此进入了食品、保险、化妆品、铁路客运、太空旅行等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中，而布兰森本人就像是一个有着极重好奇心的小男孩，四处寻找着挑战和乐趣。“干吗一定要做最大的呢？我要的是最好，有时做第三名、第四名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品牌比利润更重要。”他说。被公认为商业领袖的他居然分不清纯利和毛利的区别，直到有人告诉他把net 想象成一张渔网，里面的就是纯利，他才恍然大悟。而平常如果有人向他汇报经营数据，他就问：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90年代，他决定出售自己创业起家的维珍唱片以注资挽救不断亏损、前途未卜的维珍航空，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行为根本不符合商业利益为先的原则。他回忆说：“我已经证明了我经营独立唱片公司可以成功，但还没有证明自己经营的航空公司也能成功。所以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滑稽的是，在我痛苦地向员工们宣布了出售公司的决定后，心里非常难过。我在街上跑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路上经过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布兰森出售唱片公司狂赚10亿。我就这样泪流满面地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你不想赢吗？（2）
布兰森的庄园占地很大，有静静的湖泊和悠闲的天鹅，房子却朴素低调。他发现一家人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厨房，如果有很多空房间反而会显得空荡荡的。在这一点，英国人的喜好似乎跟中国人相近，自然朴实的田园生活更令他们向往。不过英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崇尚冒险精神，英国人尊敬那些探险哪怕失败的英雄，这恐怕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代有关吧。身价亿万的布兰森身体里流动着冒险的血液，他常常以身犯险。布兰森在家里总待不长，刚刚学会驾驶热气球一个星期，他就试图成为第一个乘热气球横跨大西洋的人。结果中途热气球失控，与他同行的伙伴跳伞，而他被孤零零地困在了高空，绝望地俯视着海洋。幸好命不该绝，他落入海中被正巧在附近的直升机救起。你以为这下他该消停一阵吧？可不久后，他又挑战飞越太平洋的极限。这回他遇上了一股高空气流，时速达到250千米/ 时，创造了热气球飞行速度的最高纪录。鉴于他热衷于冒险，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他投保，所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次，他在乘热气球穿越中印边境时，热气球被高空气流吹到了中国西藏的军事禁飞区内。面对中国边境部队的警告，他只有拨通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电话求救：“拜托你告诉中国军队，我实在无意冒犯，但这该死的风偏偏把我吹到这儿！求求他们千万别开炮！”他说：“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就要活到极致！”
不知是否是受到了布兰森的影响，一位中国的企业家也常常放下自己的企业，出门进行登山、航海、滑翔等极限运动。这个人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领军人物深圳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44岁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左腿剧疼，查出来是腰椎上长了血管积瘤，随时有瘫痪的危险。他一下懵了，发现原来一直想做却因生意忙而不断推后的事，比如去西藏看珠峰，恐怕再也无法实现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决定马上动身，没想到这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参与极限运动。他曾数次身陷险境，有一次离万丈冰崖只有咫尺距离，让他后怕不已。他数次咒骂着“我要是再来就是王八蛋”！但还是一次一次经不起远山的诱惑。极限运动不仅是对体能和意志的挑战，更是他了解自然，完善人格，提升智慧的途径。他知道山峰不是用来征服的，她只是允许你靠近。我采访他的时候是他刚以50岁“高龄”登珠峰归来不久。人又黑又瘦，但两眼精光四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自以为创造了中国人登珠峰的年龄纪录，却在不经意中发现一位70岁的日本男子和儿子一起也从峰顶下来，给正在长野室内滑雪场滑雪的99岁的老爷爷报喜！一时无语。我们一直以来给人生设立的条条框框是那么荒谬，甚至可笑。他告诉我，在一次商界聚会中，一位企业家听了他的故事，深受触动，感叹说：“人生还可以这样活，对比之下我们还以每天吃鱼翅鲍鱼当做生活品质的象征，实在太庸俗了。”极限运动不仅给王石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也让他对人生的轨迹产生了新的认识：“我发现登山中不允许你感情用事，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冷静。而且下山比上山更难，很多人就是因为登顶后太兴奋或大意，以为大功告成，结果酿成悲剧。所以其实在最高峰的时候你不能得意忘形，要到安全返回大本营才算成功。做企业家也是一样，要能够全身而退才是最有智慧的。有一位日本作家写过一句话：评价一个男人，后半生比前半生更重要。”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微博上传来王石赴哈佛大学研修的消息。这并不让人意外。让人生有多种可能性的王石，已经把下山的路设计好了！
你不想赢吗？（3）
要说全身而退，日本京瓷集团和KDDI 的董事长稻盛和夫算是一位。他与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并称为日本的“经营四圣”。技术员出身的他完整地经历了日本从“战后”重建到经济奇迹，又到泡沫破裂的全过程，两年前还应政府邀请出手挽救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他出身贫寒，大学毕业时正值“战后”萧条时期，求职竞争非常激烈。像他这样从农村来，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很难找到工作。面对社会不公，练过空手道的他甚至萌发了加入黑社会的念头。进入松风工业公司的时候，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别人都在抱怨、罢工，他却专心研制新产品，被同事们孤立了。晚上在宿舍附近的河边，他会唱起《故乡》，想起父母弟妹都在家乡努力工作，就重新鼓起勇气。后来他创立京瓷，经营工业陶瓷，使企业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股”。他把“敬天爱人”当做是商业精神和道德准则，并把17 亿日元的股份赠与一万多名员工，让公司成为员工的保障。1997年他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到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让他最难忘的是脚踏草鞋，沿街托钵化缘的经历。他初次化缘的那天，脚被磨破了，流着血。正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寺院的时候，一位正在公园扫地的大婶走近他，往他的钵里放进了100 日元，然后说：“师父一定很累了吧，路上买个面包吃吧。”稻盛和夫顿时感到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一种无上的幸福感把他包围，泪水难以自禁。他经手的资金何止亿万，但这100 日元所蕴涵的善把他带上了人生的巅峰。
企业家是个有趣的人群，他们天天和钱打交道，但十有八九不承认钱是他们的第一追求，抑或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往往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变得有资格谈点钞票以外的事？ 1917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身无分文从苏格兰来到纽约的福布斯创办了他的杂志，目光盯住了那些在商场上有所作为的人，并把自己的杂志定位为“资本家的工具”。他似乎发现了生意的真谛：“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快乐。”但是从1982年开始，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福布斯开始统计并发布前400名的美国富豪榜，而不是美国快乐榜们，可见人还是热衷于可以量化的标准。几十年来，产业轮替，技术革命一方面造就着新的富翁，一方面也让老面孔被迅速忘记。至于那些跌倒了又爬起来的，自然成为商界英雄。随着排位的上上下下，几家欢喜几家愁，最快乐的倒是《福布斯》杂志本身，特别是当广告纷至沓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开始真的享受起生活来，他在法国买城堡，在斐济买小岛，飞热气球，与伊丽莎白· 泰勒约会，收藏复活节珠宝彩蛋，骑哈雷摩托车，但他深知这一切也是为杂志做的最好的宣传。他的快乐有广告商埋单。在《福布斯》杂志总部的大堂里，并排挂着父子的照片：马尔科姆·福布斯穿着皮夹克，骑摩托车，一副西部牛仔的神情；儿子史蒂夫·福克斯西装革履，面带微笑，一派循规蹈矩的气质。与自己的父亲花花公子的作风不同，史蒂夫的乐趣是从政治中寻找到了。他曾两次试图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都在党内竞选中无功而返，每次白白花掉3000 多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让子女们都很不开心。史蒂夫终于买了一条教训：他的快乐必须自己埋单，而他在赢得读者方面比赢得选举更有天赋。对商人而言，没有快乐的生意做不好，可没有生意支撑的快乐也走不远。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你不想赢吗？（4）
《圣经》上说，富人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18 世纪，顺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新教又宣扬合理获取的财富是上帝对善良勤劳者的奖励。人类对于财富的观念真是充满纠结。商场上比的是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但是不论你赚了多少钱，你只能是财富暂时的保管者，企业家最后在乎的还是精神遗产。想明白了这件事，19 世纪美国的工业巨富卡内基与洛克菲勒先后决定捐出大部分财产成立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仅仅捐钱还不够，他同时认为钱应该捐给那些愿意为改变命运而努力的人，所以教育就自然成为他的首选。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声明：“那种以慈善的名义随意捐钱的人比守财奴还要可恶，因为这可能制造新的乞丐。”
当比尔·盖茨决定捐出40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立基金会后，他发现捐钱有时比赚钱还难。他提出了做慈善要允许犯错的主张，甚至每年会拿出百万美元做“试点项目”，买的就是错误和经验。他也不忌讳谈自己走过的弯路。他曾捐巨资改善美国的基础教育，却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标准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而且很难分清政府的职能与公益组织的作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通过基金会下疫苗订单的方式给制药企业提供市场，再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分发接种，从而形成政府－企业－慈善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模式。股神巴菲特认同盖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决定把自己400多亿美元的资产分年度逐渐转交给盖茨基金会。因为他相信，把钱交给盖茨夫妇这样既聪明又有诚意做慈善的人很放心。
2010年9月，盖茨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北京举办“巴比晚宴”，盖茨和巴菲特与五十几位中国的企业慈善家聚首，谈的就是怎样更“聪明”地做慈善。我问盖茨：“过去企业家往往制定遗嘱，在身后捐出财产。你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决定捐献？”盖茨说：“如果你已经死了，怎么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时候组建专业的团队。”巴菲特也相信慈善要趁早，他要在身前就把财产基本捐掉，所以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把他捐的十几亿美金全部花掉，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这下盖茨夫妇立觉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给自己的钱难上加难！”夫妻俩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日常营运。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也不仅体现在捐赠的巨额数字，而更是一种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而非成为它的奴隶，人有机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有者。当我问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他笑着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他们两人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点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盖茨说他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而巴菲特立马就从裤兜里掏出日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言下之意：“孩子们，别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你们还得学着点！”
有时，赢的定义可以很温暖。
真相（1）
2002 年3 月的一天，阳光卫视北京制作中心一位名为君达的纪录片编导接到了上海总部的紧急电话，让她放下手头工作，立刻随《杨澜访谈录》摄制组去美国。去美国？君达一时间还回不过神来。
此时《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即将赶赴美国实地采访拍摄，日程安排很是紧张。因为是出国采访，过境时指不定会遇到什么麻烦，所以栏目组想找一个英语好、出入境方便的编导。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在海外留学多年的君达，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这并非《杨澜访谈录》的首次美国之行，但对首次接触《杨澜访谈录》的君达来说却是一次“富有挑战”的工作之旅。《杨澜访谈录》有一家长期合作的美国纽约本地摄制团队，所以一般去纽约采访，《杨澜访谈录》是不带国内摄影班底的。在摄制组完成了首站纽约的采访后，君达一行就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
因为美方摄制团队是按照一天10 小时计算费用，如果超出10 小时，则按照美国的实际工资来支付费用。而此次去华盛顿坐火车就要十来个小时，如果带着这支纽约摄制队去华盛顿，超过10 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要多出数千美金的昂贵费用。所以，在去华盛顿之前，《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就联系了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的记者，想租用他们的机器拍摄。然而，到了华盛顿之后，君达才发现华盛顿记者站所用的摄影器材是新闻摄影机，和《杨澜访谈录》视频设备采用的PAL 制式无法匹配。在试用机器的时候，又发现这台新闻式摄影机一直无法正确对焦，几经联系寻找，终于在当地的一家中文电视台找到了可以勉强使用的摄影机。
摄影机的问题刚解决，灯光的问题又来了。原来，华盛顿记者站使用的灯光是新闻灯光，其质量标准根本无法达到人物访谈类节目的录制要求。发现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而第二天下午就要开始录制采访。如果现在打电话让美国纽约的摄制队赶来，时间肯定来不及，成本上也不允许。没有办法，当时的君达拿起宾馆里的美国“黄页”（电话簿），逐个打给华盛顿的制作公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租到了价格合适、质量过硬的专业灯光设备。
第二天下午，《杨澜访谈录》一行出现在了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华盛顿办公室。就在杨澜与布热津斯基进行礼节性的寒暄和问候的当口，摄影师和灯光师早已提前将设备调整到位。“布热津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当杨澜的开场白安全响起，一场访谈顺利展开的时候，站在摄影师旁边的编导君达终于吐出了来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口大气。
与放松下来的君达不同，现场有一个人始终与访问者杨澜的思维一起紧绷着，他就是总策划蒋昌建。作为《杨澜访谈录》2002 年大制作“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智囊，此时他手里拿着的是上万字的《布热津斯基访谈策划文本》。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他对布热津斯基的解读更多地来自于其英文原版著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主要从宗教和哲学的视野来分析未来世界的形势；《大棋局》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分析方式。对于和自己同样有着“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布热津斯基，蒋昌建设置了这样的提问：您为何选择进入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系求学？我们发现有关您的资料，大多是关于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的，对您年轻时候谈论得很少，当时是不是您自己决定要考政治系的？在中国，现在孩子们选择大学的专业都要听取父母的意见，您是不是也问了您父亲应该如何选择？
真相（2）
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 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 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于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息”，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
1994 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
就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魔鬼考试之后，26 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 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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