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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帝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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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为奇了。
第六章 上天的“杰作”：神风的魔力
强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陆上几乎横扫之后，他们的领袖忽必烈又把铁蹄踏向了大洋的对岸——日本。这时，与大元王朝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日本独立于大元王朝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5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5次遣使、5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
关于忽必烈的两次出征日本，日本国内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进攻日本时还曾经遭到了以“神风”命名的特攻队的死亡攻击，可见神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不是“神风”的力量让日本两次逃离了死亡边缘呢？先看看战争的经过再加以分析吧。
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此时的日军处于不利的形势，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200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当台风乍起之时，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似乎又找回了当年惩罚花剌子模的气势。
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忻都等率蒙古、高丽及汉军4万人，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 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
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
两个月之后，即8月15至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公元1283年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引起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公元1285年，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后因部分大臣反对，忽必烈才不得不于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能实现。
表面上看，这两次西征的失败都是与日本人所敬仰的“神风”有关，而且，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努力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板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从当时另一个细节也可以推断出，船只质量的不过关。忽必烈由于想要迅速征战，所以让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要的船只。在忽必烈强压之下，这个任务要想完成实属难事。结果，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七章 不仅跨稳战马更要握紧锄头
马背上的民族是对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形容。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马背上可以解决的。在大汗带领蒙古军横扫天下的时候，马背政策是蒙古军制胜的法宝。然而当硝烟渐渐散去，马儿渐渐放慢脚步，需要考虑的就应该是下马之后的事情了。那只有锄头才是治国安天下的硬道理。在消灭了金国之后，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拿起了锄头，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设司，由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元朝首先加强的就是要对荒地的开垦，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对于元朝建国后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需要相应的水利建设。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农田开垦上花了大力气外，还在种植的内容上作了细致的研究。木棉的推广就是成功的典范。木棉的种植在元代江南一带被推广的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10万匹。桑哥败后，罢废6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
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赋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个重农政策就是关注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僰等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园农艺等大力发展的天堂。而江南农民则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这为元朝的农业带来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跃的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关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37卷（现存36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而《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全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没有超越王祯的。
第八章 空前活跃的经贸往来
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远赴欧洲。
海上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事务的发展。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 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说得更前卫一些，元朝在对外的世界贸易政策上实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真正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第九章 纸币兴衰沉浮的背后
时间回到公元1275…129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唯一官方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管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的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如果此条法令放在现在，那制造假币的冒险者们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复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元朝初期，也就是忽必烈皇帝时期纸币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因此，马可·波罗称赞蒙古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这说明当时聚集在中国的财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元统治的彻底腐败，在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顺帝年间开始一路贬值起来，到顺帝至正六年，银钞比已变成1？誜30（中统钞），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严重的恶化，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无本虚钞的大肆泛滥使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又加之此时印钞所用纸张质量低劣，纸钞用不多久就糜烂粉碎不堪使用，各代铜钱的兼行也加剧了流通的混乱。
此时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黄河水患和蜂起的各地民众反抗又大大减少了元的财政收入，钱钞子母相权的制度仅具虚文根本无法实行。最后发展到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以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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