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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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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变法维新的过程
8 变法维新的过程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将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大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它的首府——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9 中国女学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国，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创办，倡始者是中国电报局的局长（总办）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学校坐落在去江南制造局的路上，距圣凯瑟林桥不远。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应邀推荐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条件是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接受过培训；另外推荐一名外国妇女，教授英文课。这个职位她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她自己则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视学校一次，检查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到位。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我的文章则有三十一篇被编者选中。陈炽——曾帮助我修改、写定献给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献了一些文章。10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 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⑴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⑵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⑶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⑷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⑸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⑹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⑺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⑻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⑼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11 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和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和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三个月，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和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12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日本时报》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13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的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第205页）。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湖北巡抚陈宝箴 。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为了防止变法维新分子逃跑，城门关闭了。但梁启超想方设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儿乘日本船出逃。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只小船的追捕，但他还是逃脱了，最后安全登上了甲板，驶往日本。我也去了天津，为的是与英国公使会面，他正在从北戴河回来的途中。我请求他尽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对维新变法派早有偏见，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欧格纳爵士。他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来于无知。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在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有为。14 遇害的改革派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但也有人根本就没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经审讯即被处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人，父亲曾任湖北省巡抚，大约三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经多位官员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 。在康有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诏令过程中，谭嗣同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有刘光第、杨锐两位，都是四川人，四十岁左右；还有杨深秀，是一位翰林，也是一位御史检察官；康广仁，三十五岁左右，是康有为的弟弟；最年轻的是林旭，只有二十六岁，是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初，他在广州销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的后代。六人中的四人曾在内阁任下级秘书。在解往刑场的路上，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绝了。但谭嗣同却不理会允不允许，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词：“我愿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国家能够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继续忠于皇上，反对篡夺！”就这样，维新变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林旭的未婚妻听到他被处死的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15 其他改革者的命运被处死的改革者中有四位是湖南巡抚沈宝箴推荐的，因此沈宝箴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苏之庆（音译），一位杰出的翰林，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推荐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后半生；他的儿子、湖南学政苏胤之（音译），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因为他向皇帝上奏，要替父亲在狱中服刑。我的老朋友张荫桓，担任过驻美公使和作为全权使节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经历，可能使他的命运得到了缓和：他被发配到喀什干。1900年，张荫桓被义和团的首领下令杀死。陈炽，是他帮我写定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因为极度伤心而死。文廷式，是皇帝后宫女学的老师，在1895－96年间的冬季里，我与他经常见面。朝廷下令逮捕他，但他逃到了国外。王滔，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坚定支持者，逃到了日本。大概是一两年后，在上海，当我去广学会的一处仓库时，一个和尚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认不出来。他不送给我名片，而是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王滔。16 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的严密软禁，导致皇帝久病不愈。1889年1月4日 ，朝廷发布诏令，声称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皇帝决定退位。这在皇帝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引起了惊惶。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抗议当中，有一封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的电报，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并称皇帝退位会引发外国的干涉。起草电报的人叫经连三（），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的校长。三天以后，经夫人在电报局一位职员的陪同下，来我家拜访我，请求我帮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女学很快就被查封。校长在逃往澳门之前，给了我一份有关女校资产的中文文件，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以免校产被政府没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1 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天台山位于浙江省，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许可以跟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 、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的驻地相提并论。这里是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莲华经为其主要经典。也就是从这里，大概来于埃及的、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踏上了远东的土地，并迅速普及整个中国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庙属于这个净土宗。它在佛教历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非常渴望前往一游。1895年5月，在伦敦会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师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圣山。2 打算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我们带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姓童的满族基督徒同行。他这人很不简单：罗马天主教为他举行了洗礼，希腊正教为他举行了坚振礼；他在长老会传教士手下学习过医学，又在斯格特（）主教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口授教义者。他有杰出的个人能力，又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企图证明一切事物并且坚守那些正确的东西。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他与来中国的好几个教派有关系，他就应该去欧洲，请求教皇把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教派统合为一个整体。带着这个目的，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找我。我们是老朋友，有一个时期，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由于他没什么经济来源，也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便来向我求助，让我给他出主意。知道他的计划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建议他同我和包克斯先生一起游天台山。与此同时，我写信给斯格特主教，说我发现了他丢失的羔羊，在得到他的回信之前，将替他照管着。3 奇怪的迷信风俗下面是从我当时写的日记中摘录的：在一个叫贾里镇（）的地方，当地人的迷信行为使我感到吃惊。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仅有纸做的，也有丝绸的。许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把这种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样，尽管大部分同我们给孩子做的玩具差不多大小。商店出售大量纸钱，有成捆的纸钱和纸做的金元宝。走过街道时，我们碰到了两处举行祈祷仪式的场面。第一处在主街道的一所商店里。四幅五彩缤纷的佛像，长约18英寸，宽约12英寸，装在镀金的木框里，以增加其吸引力。佛像面向街道挂着，每一幅前面都跪着四个半出家的居士，只是他们不像和尚那样经过剃度。他们身穿特制的宗教服装。其中一人敲着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像是为其他那些正在诵经的人控制时间。第二组做法事的人在某些方面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为举行祈祷仪式的人大多是女人，并且更加虔诚。显然，她们是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我们听到了诵唱赞美诗的悦耳声音，循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一所空房子里有一个男人和大约二十名中年妇女围成一个马蹄铁形，正在一齐诵唱佛教的阿弥陀佛经。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是当地一个传教者。他告诉我们，那些人属于一个叫做“无为派”的佛教团体。正在举行的两处仪式都是为病人祈祷。在当地，人们习惯举行祈祷仪式而不是请医生。继续走下去，我们目睹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迷信场景。一座古老的牌坊，是为纪念本城里一个生活在一百年之前的人修建的，正在重修。为了避邪，街道两边二百码以内的房顶上，都伫立着一到五英尺高的稻草人：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着弓箭，有的拿着来复枪，做好了回击任何攻击的准备。屋顶上，还有猴子以及各种长着尾巴的野兽的形象。我们还看到在有些门上贴着道家的符子，上面还盖着官印，写的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以上可以看出，显然，对这里的人来说，那些看不见的神灵鬼怪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具有很好的宗教潜质。对我们传教工作而言，这里有可能成为一块大有收获的土地。这个地区盛产丝绸。我们发现，为了避免对蚕造成伤害，有一些词语是忌讳的。人们不说“死”，而说“静了”；“茶”使人想到“蛇”，于是这个词用“汤”来代替；“油”是永远不能提的，因为它带有在水中漂浮的意思，这暗示着有毒的东西，是不吉利的，因此必须用“木”这个词来代替“油”。在养蚕的季节里，各家的门都是关着的，否则蚕就会生病或死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杭州的寺庙
4 杭州的寺庙乘坐一条小船旅行了五天之后，我们到达杭州。杭州在上海西南110英里。公元1130年，它是正在垂死挣扎的宋朝的首都，那时人口大约有200万。城里有很多佛教寺庙。布道会教堂的梅因博士告诉我们，很多佛寺被太平天国叛军毁坏了，由地方官员和士绅捐助正在重建。到达杭州北郊后，我们去了每年四月底的进山朝香者停留的地方。一到那时，这儿非常繁华，但现在却冷冷清清，安静得很。我们参观的第一座寺庙叫“弥陀寺”，即阿弥陀佛的庙。阿弥陀与Amitabha是同一个词，上帝的波斯名字。大殿里供奉的三尊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观音，仁慈与幸运女神，拥有圣灵的诸多本性；而“大势至”意思是“伟大的救世主”，相当于“世界的拯救者”。释迦牟尼佛被放到了后面的背景上，似乎在重要性上要逊于这三位尊神。在城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佛教书籍协会开办的书店，这使我们大感意外。在那儿，我们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寺庙指南，上面标明了佛教徒的数量，在有的寺庙里，达到数百人。其中有一座寺庙，灵隐寺，在著名的西湖以西约三、四英里的处，沿途景色迷人。一条林荫道，两边大树耸立；右边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石，刻着佛陀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再往前走是四个守卫天门的大力士；除此之外，都被叛军毁坏了。一位和尚领着我们到了寺里西边一所院落里，那里供奉着五百罗汉，每一尊的尺寸都比真人大，全部镀金，表情形态各异。这种场面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两个和尚忙来忙去，给他们上香，直到整个殿里都烟雾缭绕。罗汉中间，是头罩杏黄伞盖的乾隆皇帝的造像，另一个厅里则供奉着嘉庆皇帝。我们参观的第二座寺庙是城东边的海潮寺。这是杭州最主要的佛教寺院，游方僧人可以在这里免费食宿。仅杭州一处就有二十座这样的寺院。整个寺院总共有一百多名僧人，还有一到二百名游方僧。它最近刚刚整修过，焕然一新。主殿里供奉的神灵是：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手是阿弥陀佛，而药师佛（伟大的医生）在左边。这三尊佛像坐在高出地面二十英尺的台子上，大约有三十英尺高。将要离开时，我那位北京来的朋友，董先生，招呼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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