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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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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烽火剧社，长华管过道具，烧过炭，赶过猪，看过仓库。由于年纪太小，他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一样，贪玩，经常小小不言地犯点错误，挨批评后也哭鼻子，还尿炕，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功课就是到窑顶上晒被子。但是在这革命大家庭里，他是无忧无虑的，他任劳任怨地去做好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
第一次上台演戏的经历，让长华终生难忘。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抗日将士的罪行，团里赶写了一个独幕话剧，领导让长华出演戏中的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报童。长华天生怯场，被领导和导演逼到绝路上，只好硬着头皮上。排练的几天里，简直是首尾难顾，他非常后悔接受这个任务。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在陕北公学院礼堂西侧的露天舞台上，观众是党校和中央机关人员。长华从侧幕布向台下一看，妈呀！毛主席和留守兵团萧劲光、莫文骅几位首长都在前排坐着，吓得他立刻筛糠，竟忘了上场，是同志们把他硬推上去的。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长华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懵了。这时，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台下的毛主席用浓重的湘潭话说：“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
戏演完了，他羞得把自己裹在侧幕条里不敢见人。同志们将他拉出来去见萧、莫首长。萧司令却鼓励他：第一次上台难免出错，演多就好了。尽管日后同志们老用毛主席那句“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来取笑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逐渐喜欢上了话剧这门艺术。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他从一些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开始，在《九一八前后》他演个叫狮子神的小孩，在《军火船》中扮演一句台词没有的日本兵，在活报剧《十月革命》中扮演一个报童。依靠这些积累和沉淀，逐渐走出了自己的戏路子。而后，他在《治病》、《小小锄奸队》、《假皇军》、《打狗》、《刘顺清开劈南泥湾》、《徐海水锄奸》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的戏越演越好，最后成为了烽火剧社的台柱子。那时在延安，他可算得上一个人物。上至中央、兵团领导，下至普通战士、百姓，无人不晓李长华。谁见了都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打招呼，走到哪里都有好招待。也就是凭他那近似本色的表演，为广大部队干部战士所喜爱，并成就了他终身为兵服务的夙愿。长华叔叔的老伴赵晶辉阿姨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长华不仅戏演得好，嗓子也敞亮。几千人的大场子，根本不用扩音，照样声震四邻。后来在冰天雪地里演出呛了风，嗓子劈了，变沙哑了。”我倒觉得，除了上述原因外，长华叔叔坏嗓子，可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他和许多陕西人一样，见了辣子不要命！即使这样，也没影响他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他那副现在许多歌手需要用烟熏酒烧才能养出的沙哑嗓子，是那么的厚重而富有磁性，听起来令人回味无穷。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冼星海的名字和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一样家喻户晓。当时延安上自高级首长、下至普通群众都称呼他“星海同志”，或称“冼星海同志。”烽火剧社的小鬼们也这样叫他。管他的爱人钱韵玲叫老钱同志。在延安，许多人对“冼”这个广东姓氏很陌生，大都把它误读成了洗澡的洗字，叫他冼星海。星海同志也不计较，从未做过解释和更正。许多同志是在星海逝世后的纪念会上，才知道将星海同志的姓氏搞错了。
星海同志很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1939年1月，他第一次应邀到烽火剧团上课，进北门不久，被一个坐在门蹲上弹三弦的小八路纯朴悠扬的琴声吸引了。星海快步走到街对面，也坐到一家店铺的门墩上，认真地听小八路弹琴，并且掏出小本本，用铅笔一段一段地写着什么。陌生人的举动逐渐引起了小八路的注意。
小八路慢慢收住琴声，好奇地跨过街道走近陌生人，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问：“你做啥哩？”答：“记谱。”小八路不解又问：“记谱？啥叫记谱？”星海解释到：“就是用音符把你弹的曲调记下来！”小八路惊奇地问：“我弹的曲子你能记下来？”星海：“对呀！”小八路：“我听听。”星海把刚才写下的谱子唱了一段。小八路拍着后脖梗子叫到：“噫呀！这真神了！”星海：“小同志，你弹的曲子是……？”小八路：“陕北民歌‘刮野鬼’。”星海又问：“你还能弹什么曲子？”小八路自豪地说：“多呢，迷糊（眉户）、陕北道情、陇东小调……”这就是烽火剧社小八路任青发和星海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以后，任青发与星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任青发业务提高很快，成为一名很出色的乐手。
烽火剧社门外有颗老榆树，树下有盘碾子。这里是星海和群众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战士们弹琴，听乡亲们唱民歌小曲，组织大家开“碾盘音乐会”，唱“保卫黄河”……大冬天里，两耳冻得通红也全然不顾。
当时星海正在修改《黄河》准备第二次上演。但他住的地方狭小而且非常嘈杂。萧劲光司令知道后，指示剧社为星海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后，剧社除每月给星海同志送去两块五毛的补贴外，有了大米白面也给他送去些，每星期还多发给他两支蜡烛。剧社为星海解决了一套内外两间的套窑住，同时派了一个叫杜虎的陕北娃娃给星海当勤务员。可是这孩子眼里没活儿，扫完地便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领导发现这情况后派长华去带杜虎。长华高兴极了，连蹦带跳来到星海同志住处。星海见到他便说：“啊！是狮子神呀，今天不排你的戏？”长华说：“领导叫我来带带杜虎。”星海说：“杜虎挺好的，刚从家出来有点迟钝，时间长就好了。新环境他不熟，送信老是找不到地方，有功夫你领他认认路就行了，没事不要来，把你的戏演好。”星海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事事为别人考虑，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当问星海还缺什么时，星海同志用延安话说：“盛（什）么也不缺，就是缺灯油和洋蜡。”长华立刻做了汇报，剧社及时送来一瓦罐麻油和一包洋蜡。入冬后，肖劲光司令让长华带给星海一件棉大衣，星海同志非常激动。长华看到星海同志整夜地写东西，鼻孔让灯油熏得黢黑，他知道星海不愿麻烦别人，但还是向领导做了汇报，不多久，肖劲光司令让警备五团从长延送来一驴驮子蜡烛，星海知道后，还埋怨长华不该给领导找麻烦。
1939年到1941年春天这段时间，是星海同志最忙的日子。《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三八大合唱》等作品，差不多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他很强调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乐器也多，每种乐器都有它的独特表现能力。特别是在今天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就地取材，发挥每种乐器的长处，让它为革命服务。他帮助烽火剧社组织了民乐团，从如何识谱，到使用乐器如何掌握音准、节拍、手法，手把手地教大家。他要求队员们多做练习，不要怕枯燥，不要怕手痛，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在星海同志细心指导下，乐团小鬼们有了惊人进步。结业汇演，乐团演奏了《黄河大合唱》组曲，受到肖劲光、莫文骅、周扬等首长的好评。星海兴奋地说：“这些年轻人多好啊！我太喜欢他们了。抗战胜利后，不打仗了，我一定要帮助烽火剧社建立一个管弦乐队！”
1940年5月，星海同志去苏联的当天，开车前还托人叫来烽火剧社的人，传授他刚谱好的《留守兵团进行曲》，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材料说，是林彪从苏联回国，拒绝星海上他乘坐的飞机而迫使星海客死他乡的。这过于牵强，是曲解历史。实际情况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上层判断失误，苏军被打得猝不及防。前线吃紧，自然对滞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便紧急安排他们回国。在苏联养伤的林彪和十几个在苏学习和养伤的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踏上了回国的途程。10月到达乌兰巴托，准备从那越过边境，经内蒙古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经苏方与国民党紧急交涉，国民党方面同意派飞机将林彪接送回国。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是有限度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百般限制和刁难。林彪是国民革命军115师师长，身份是公开的。而其他同志都是我党秘密派出国的，身份不能暴露，只能另想办法。刚开始苏驻蒙使馆还管管，时间一长，供应发生了问题。使馆无能为力了，便让他们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这样，滞留在蒙古的李天佑只能去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了一家农场干苦力，在长征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一条右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了卖票人，贺诚在一家医院做护工。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那时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的境遇不过如此，更何况音乐家冼星海了！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抗战时期，尽管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环境复杂，但延安纯朴的民风和融洽的干群关系，为中央领导接触群众制造了机会。那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在大街上自由地漫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交谈，身后最多只有一个警卫人员在远处跟着。
烽火剧社去陇东演出，为了增加一些节目，团里成立了一个魔术小组，其中有几个节目需要使用玻璃酒杯。当时延安很少见过这种稀罕物，有的同志说，曾在毛主席那里见过两只玻璃杯。于是高波社长写了张条子，叫李长华到毛主席那里借一只。长华自然很乐意办这件事，因为又能见到毛主席了。杯子顺利地借来了，同志们都倍加爱护，细心手巧的女同志还给杯子缝制了一个装有棉花的布套子保护起来。可是事情总有不测之时，陇东巡回演出快结束时，保管杯子的同志在行军中滑了跤，把酒杯底座碰掉了。虽然那同志从医院讨来胶布把它粘上了，可是杯子总是坏了，没法子跟毛主席交代。回到延安，长华怕领导要他去给毛主席还杯子，天天躲着领导。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后还杯子的任务还是落在他的头上。
往常从剧团驻地桥儿沟到杨家岭15里路，不大工夫就能走到，可是这回觉得路特别长。在路上长华还指着能遇上个熟人，把杯子往他手上一交便溜之大吉，但直到主席驻地也没遇上个熟人。他扒着墙头一看，毛主席正坐在躺椅上看书。无奈之下只能喊了声“报告”硬着头皮走进去。主席见他进来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询问演出情况，还问葫芦河两岸稻子的长势、庆阳地区的麦子收成等等。长华都一一做了回答。当主席问他还有什么事，他才哼哼唧唧地说来还杯子。主席看出了他的窘态，单刀直入地说：“坏了是不是？”长华不好意思了。主席拿着坏杯子转身进了窑洞。不一会儿，毛主席举着两只玻璃杯从窑洞出来说：“小陕西，我这里还有一只，放着没用，都给你们了，让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吧！”长华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不仅不责怪，反而将自己的杯子全部给了剧社，他有些得意忘形了，连礼都没敬，拿起杯子撒腿就跑。主席在后面喊：“不要跑，小心摔跤子！”他一口气跑到沟底，回头看时，看见毛主席仍站在山坡上，不住地叮咛“不要跑，小心摔跤子！”
为了加强演戏效果，剧团从文化俱乐部萧三主任那里借了台留声机。戏演完了，送留声机的任务就交给了长华和杜虎。老式留声机体积大，方不楞登的不能提也不能背，只能使杠子两人抬。因为杠子不合适，机器捆绑得又不好，不是碰屁股就是磕膝盖，15里路竟走了大半天，弄得两人精疲力尽。可是到了萧三同志窑洞前还要爬一个不小的坡。两人抬着杠子，前高后低，留声机贴着长华的肚子，挡着腿迈不开步子，眼看着机器要滑脱，长华失声大喊：“杜虎拽住了，不能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杠子离开了长华肩头，一个纯厚的川音说道：“小李子你挪开。”他让开身子定神一看，是朱德总司令一只手举着杠子。他高兴地喊了声：“总司令！”朱总司令冲着杜虎说：“小娃娃，上！”一鼓作气冲上山坡。长华接过杠子谢谢总司令，总司令说：“莫客气！”还完留声机，长华看见总司令在坡下向他招手，他和杜虎跑到总司令身边。总司令和蔼地问为什么派两个娃娃出公差呀？并指着杜虎说：“这个娃娃我没见过，叫啥子名啊？”杜虎过去也没见过总司令，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总司令说：“噢，这还了得，斗虎，敢和老虎斗。”杜虎忙说：“不，是杜梨树的杜，不是斗老虎的斗。”朱总说：“好哇，那可有杜梨吃了呀！”杜虎说：“你这个老同志真有意思，那他姓李一定有李子吃了！你姓啥？”总司令说：“我姓朱。”杜虎说：“那你家一定有猪肉吃了！”长华觉得不礼貌了，忙喊：“杜虎！”可是总司令笑眯眯按住他的手不让他阻止杜虎说话，说：“我那个朱是红颜色的朱，不是猪肉的猪。”杜虎高兴了，“嗬，那就是红猪了！ ”
这时延安的工运理论家朱宝亭老人骑着毛驴走过来。朱总司令拦住他说：“这两个娃娃累了，让他们坐会儿驴吧。”说罢，便亲自牵着驴缰绳，和朱老边走边聊，还让警卫员为他俩买了烧饼充饥。小哥俩吃饱了，坐舒服了，竟然在驴背上昏昏欲睡了。
在那个年代，中央领导无时无刻地关心、呵护着烽火剧社。周恩来副主席多次来剧社审查节目、看彩排。每次来团就像回家一样，和长华他们拉家常，还让警卫员帮助长华挑水洒舞台。有一阵子，长华单独在中央大礼堂看道具，任弼时同志每天早上都来叫他起床，和他聊天，还亲自帮助他修改日记。长华叔叔深情地说，在他们这些小八路眼里，中央领导就像一群慈祥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是娃娃们最亲的亲人。
在战火中成长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长华随宣传队开赴东北。他们边行军，边演出，追赶这汹涌向前的大部队。当时敌情严重，在山东烟台渡海时，不得不换上便装扮成逃荒的难民。把军装书籍日记本裹上石头放在船舷两边，一旦有了敌情就把它推下海去。半道上船还坏了，又遇国民党兵舰，真是祸不单行。幸而突然天降大雨才逃过一劫。经历千辛万苦才踏上了东北这块沦陷了14年的土地，许多同志掉下了激动的泪水。到达辽宁安东后，只见满大街都是无人管理的日本败兵。据说日本投降后，光安东就有20万之多。他们成群结伙四处游荡，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见到我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点头哈腰的，还管我们叫“太君”！
紧接着，长华随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经历了整个辽沈平津战役的全过程，在战火中得到锻炼。战争年代文工团员的工作远比现在复杂繁重得多。他们不仅要用文艺做武器，配合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行军鼓动，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战争勤务工作。组织担架、抢运伤员、设查兵站、组建政府、筹粮筹款等等。在战争中，宣传队员又是各级指挥机关最可调动使用的机动力量，作为兵源补充到部队。在塔山阻击战中，各宣传队一直坚持在前沿阵地上，传决心书递鼓动口号，每打退敌人一次冲锋，宣传队立即把作战勇敢者的事迹写成诗歌快板活报剧沿交通壕分段演出。阵地上常是锣鼓喧天，欢呼声不断，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夜间，宣传队把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像柴火垛一样高高摞起来，旁边竖起芦席，上面画着一只指着敌尸的大手，手旁写着：“你们看！”带惊叹号的三个大字，让敌人心惊肉跳！
在辽沈战役每个战斗发起前，文工团都不失时机地到部队进行宣传鼓动。这期间，长华演出的节目有《徐海水锄奸》，在戏中演徐海水；《军民互助》演主角陈勇；《刘顺清开辟南泥湾》演张老汉。还有《霸王鞭》《斗笠舞》都有他的角色。经常忙得连换装都来不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团里专门组织人写了几个演唱节目穿插在幕间，才解决了难题。那时长华是名角台柱子，走到哪里，干部战士都要指指点点议论他，向他微笑点头致意或者问长问短。随后长华又在《杨勇立功》中饰杨勇，在“四野”更是名声大震。但是他并没因自己是名演员而得意忘形，反而更加严格自律，认真去演好每一场戏，他用戏中的人物激励自己，保持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本色。在整个战役期间，长华多次跟随部队进入战区，清点俘虏，破坏敌人铁路线，深入部队了解情况，组织兵站抢运物资护送伤员，押车运送伤员时曾被敌机追赶扫射轰炸，多次遇险。二下江南在德惠为抢运伤员累得瘫倒，一时不省人事。我军撤退，敌人反扑过来的枪声都没把他惊醒，险些落入敌手……
心里永远有战士
长华叔叔是靠出演战士而成名，他又是一名表里如一的战士。由于他在话剧中成功塑造了各类基层干部战士的形象，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所喜爱，也受到电影界的关注，使他成为部队演员中最早“触电”的人。1950年8月正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他，被调往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参加电影《人民战士》的拍摄，在影片中担任主角刘兴。尽管长华从未接触过电影；尽管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影片还是在1951年3月份完成拍摄，6月份在全国上演，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1952年《人民战士》被国家送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卡罗维伐利第七届国际电影节。并组成了由蔡楚生为团长王震之为秘书长，田华李长华等为团员的电影代表团一同前往。代表团出发前夕，他恰好去长影补录台词，完成任务后匆匆赶回北京与代表团汇合。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我东北许多地方投放了细菌炸弹，所以进出山海关要打预防针。此时他出关时注射的疫苗开始反应，发烧浑身不适，迷迷糊糊的。不料黎明前，从大虎山押上一个送锦州处决的死囚犯，利用上厕所卸掉手铐的时机，抢夺押送人员的枪支。当时软座车厢里只有他一个军人，他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与囚犯搏斗，手臂多处受伤，十个指甲缝里鲜血淋漓。因没工夫治疗，只好双手裹着纱布随团登上了出访的飞机。
建国后，尽管长华叔叔已经做了领导，他仍然对部队倾注着一往深情。他多次到基层连队代职，长期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月。他将当战士的体会真实充分地运用到今后的表演实践中。他把扎根基层视为团队建设的基本宗旨，战士话剧团每年有8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基层演出锻炼，家中自然无暇照顾。儿子出生两个月了，他才匆匆从长影赶回来。儿子4岁以前可以说是话剧团的公共“财物”，整天被同志们抱走，逮哪吃哪住哪，成了吃“百家饭”的人。为此儿子两岁就被教会喝啤酒、一次能喝大半缸子。两口子工作实在太忙，女儿在襁褓中就交给保姆看管。由于好东西都让保姆偷吃了，女儿缺乏营养长得黑矮瘦小。女儿长期跟着姥姥，和父母彼此显得生疏；而且性格倔强，非常独立。
长华叔叔很重视培养演员们的军人情结。他非常熟悉部队，和许多干部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部队能随口叫出许多基层干部战士的名字。50多年来，部队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成为了将军，更多的人回到地方成为平头百姓。他们分散在祖国各地，不管在哪里，他们始终忘不了与长华叔叔建立的友谊。凡到广州出差，都要到他家里走动走动，因此他的家总是显得热闹些。长华叔叔不仅自己成天“泡”在部队里，而且他要求团队必须深入基层。他将战士话剧团的实践基地放在野战军下面的部队，每年大多时间都在部队渡过。我多次听到曾在战士话剧团工作过的同志说：长华团长规定，凡是新学员，必须到部队体验士兵的滋味，不在部队呆上个一年半载，把兵当够了，别回来演戏！就是他自己在部队搞创作，也从不放过接触战士的机会。我就见过在部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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