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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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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偶遇”过一回，远远地“瞄”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也沦陷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临别时与姥姥约定：“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由于这些机构的合法存在和活动，西安街头到处可见抗日救亡的标语，这就更坚定了姥爷去延安的信念和决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个主要城市有线电报的几种机电设施和使用情况以及国际国内无线电台的设施和通报情况。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了解放后邮电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挺进东北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8年浴血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然而蒋介石却下山摘桃子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以5个美械主力军向东北发动进攻。摆在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1945年九十月间，中央军委三局派姥爷从延安来到东北，分配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
司令部进驻郑家屯（双辽）后，政委李富春指派姥爷筹建地方邮电管理机构，成立西满邮电管理局，被任命为代理局长。该局在西满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接管西满地区邮政、电信和电业（发电厂）机构，恢复并发展地方邮政、电信和电业业务。姥爷对我说，刚进入双辽，到处可见日本人遗弃的物资装备，东北野战军可发大财了。他甚至在一个日本遗弃的军医院里收集到不少药品和医疗设备，还有几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日本籍医护人员。他不仅动员他们参加了民主联军，还和吕正操司令撮合成一对日本医护人员的婚姻。到达双辽后，姥爷托人到沈阳将姥姥、母亲、舅舅接到了双辽。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北地区进扰，邮电管理局奉命将大部分人员疏散至白城子，在白城子成立了西满邮电管理局的办事机构。齐齐哈尔市解放，姥爷率部进城，并接管了齐市邮政、电信和电业局。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军曾一度准备撤出齐市，根据李富春政委指示，要做好再次打游击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为此，姥爷组织邮电干部职工除将电信局的无线发射台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外，又搜集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具交给部队使用。
齐齐哈尔市是当时西满较大的城市。姥爷接管该市邮电和电业后，除了支援部队通信工作外，当务之急是保证对全市的供电。因为它影响全市粮食加工、报纸出版及生活用水和照明等。但当时齐市对外交通已被国民党阻断，煤无来源，电厂不能正常供电，这无疑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邮电管理局发动工人挖出电厂内铁路专线下残留的散旧煤，混合废油代煤发电；也曾拆用日伪军的木质马棚以木代煤发电；最后不得以还用电信局库房内的木质电柱来代煤发电。
在此期间，姥爷组织干部职工还接管了当时的嫩江地区邮电局以及毗邻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部分邮电局，打通了各邮电局及辽北各局间的邮路和电路通信，从而在西满地区以齐市为中心较全面地恢复了邮电业务。同时，为开通电报业务需要，恢复了电信学校，培训了大量报务员。
东北邮电管理局于1946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姥爷11月从西满邮电管理局调总局任副局长，分管电信工作。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欲将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中央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让出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支持东北的解放战争。哈尔滨市是我东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正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进扰，已到达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我东北党政机关已做好撤离准备。
东北局责成姥爷代表总局接管中长铁路以东的合江、牡丹江、吉林三地的邮电管理局和所属邮电局，统一开展邮电业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军事通信和开展城乡邮政业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姥爷利用休息时间拟定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电报、电话业务暂行章程》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颁布。此时他还兼任吉林邮电管理局局长。吉林省的延吉市是朝鲜族聚集地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鲜族人。姥爷在该地开办了一个40至50人的邮电学校，就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邮电干部。至此，除了哈尔滨以南的中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和邮电局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外，东北解放区的邮电机构都由总局接管下来，并初步开通了邮电业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哈尔滨市电信局当时是东北解放区较大的电信局，又是当时东北解放区电信线路的枢纽所在。因此，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对各管区统一进行由点到面的技术、业务督查，东北局确定哈尔滨电信局为东北解放区的电信中心局，在技术、业务上对各地区的电信工作进行协助指导。为此，1947年10月，总局指派姥爷兼任哈尔滨市电信局长，同时还兼任该局电信处长。电信处成立后，建立健全了各管局电信技术和业务的管理规章制度，组织维修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通向各管区的主要电信线路，如抢修五常——舒兰一段线路，这是通向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为解放长春准备的一条外围电信线路。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我东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部署，由北向南横扫国民党败军，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初夏，我军解放了陶赖昭松花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向南节节败退，逃窜中炸毁了陶赖昭松花江大桥，并将黑龙江双城至长春间的铁路和长途信线路全部炸毁破坏。当时哈尔滨以南的火车和长途电话只能通到双城，我军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为确保辽沈战役号令的顺畅下达，决定全力以赴沟通哈尔滨至长春的通信联络，并将修复任务交给了哈尔滨电报电话局。
哈尔滨至长春的长途信线路原有一条架空明线和一条日伪时期敷设的地下电缆。架空明线因裸露在地面，电话杆被严重毁坏。要重新建设，当时的财力、物力、时间都不允许。最有希望修复的是地下电缆，但因地缆的埋设走向和破坏程度都不清楚，地缆入孔内还有敌人埋设的炸弹，且沿途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骚扰，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哈局”挑选了政治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线路员与东北民主联军通信三处联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埋设地段逐段地进行测试检查，并在遭破坏处做了标记。
1947年底，我东北野战军继续向南挺进，驻守在陶赖昭松花江桥南的国民党军队逃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再次派人，在野战军三处协助下，检查双城至卡伦镇地下电缆情况。他们从双城出发到三岔河，逐段、逐孔井检查，一直查到卡伦镇。当时卡伦镇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地区，以南是尚未解放的长春，线路附近常有逃亡地主、土匪和国民党散兵袭击。时值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多数老百姓跑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走的连冻带饿走起路来直打晃。抢修队经一个多月艰苦工作，顺利完成了三岔河至卡伦镇地下电缆的调查任务。1948年春夏之交，兼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长的姥爷再次派人三赴前线抢修通信线路。因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战争环境，上级从黑龙江、吉林等地邮电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吉林省军区调来九九式步枪40支，子弹2000发；吉林省政府支援胶轮马车8辆，战马30匹组成了武装工程队。工程队的同志白天武装抢修，夜间和衣而睡，轮流站岗放哨；饥一顿，饱一顿，还时常遭受土匪袭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完成了哈尔滨到长春长途通信抢修任务。不久，辽沈战役打响，哈——长通信线路保证了战斗号令的顺畅下达，武装工程队因此集体荣立三等功。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济南战役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对解放的大城市接收工作下达指示：今后对大城市的接收工作，除要贯彻有关政策外，还要按组织有交、有接、有序地进行接收……
吉林解放后，东北局成立了接收长春的军管会，姥爷是军管会邮电系统的军代表。他率队经九台到达卡伦时已经夜幕降临，当时长春市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60军起义部队已经向人民解放军交防，并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整编。但局部战斗仍在进行，枪声不断，流弹四处乱窜。沿路上，邮电接收队伍遇到了总局线路工程队的同志，他们全副武装，一派战斗气氛。大家在战场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地互相打着招呼问候。
这时郑洞国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尚未彻底放下武器，直到第二天接收队伍才进入长春电信局。长春电信局是伪满时期东北最大的电信局，日本人为了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是下了大本钱的。局舍建设和电报电话技术设备当时在东北、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电话容量大得惊人。姥爷兴奋地说，照这个容量，不扩容也足够我们使用30年！（1980年该局的电话使用量才达到设计容量）但长春被围困期间，电信局除市话机械室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动力室粪便满地，电报大楼的地下室被用做军队的弹药库，甚至在室内过道上还停放着一具尸体，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被国民党遗弃的伤员20多人。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长春电信局内的职工绝大部分因无工作闲散在外，长期不上班。从接收情况看，这是个亟待整理的大乱摊子。
这时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孙辛改回了孙继述，以军代表孙继述的名义，召唤东北邮电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参军前姥爷曾做过国际电信业务，在邮电系统有一定知名度。大家得知孙继述代表共产党回东北接收邮电，思想顾虑少了许多，很多老职工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迅速恢复邮电业务，总局武装工程队主动承担了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派人看守电报大楼的弹药库和处理国民党伤员。当时只有市内电话开通，但多为国民党军队使用。姥爷带领大家着手进行清理工作，控制了市内电话线枢纽——配线架，掐断了全部市内电话，采取逐一登记、逐一开通的办法，彻底清理了市内电话。在接收长春电信局的当天就开通了直达哈尔滨的长途电话，保证了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1948年10月底，随着沈阳的解放，总局令姥爷立即出发接收沈阳邮电局。接收沈阳的军管会设在沈阳的辽宁宾馆，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张学思，姥爷作为邮电系统的军代表，兼任沈阳电信局局长。
陈云同志对邮电工作的指示是：“为了政治影响，要在24小时内开通全沈阳市市内电话。”姥爷和同志们一道，利用电信局电信设备较完整、技术业务管理机构较健全的有利条件，在当天就开通了全市的市内电话，同时也打通了沈阳至哈尔滨的长途电话线路，新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同志参加了首次与哈尔滨的通话。
沈阳解放不久，总局由长春迁到沈阳市。为了加强总局与东北地区各管局的内部联系，总局请示了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同意，由姥爷负责，在总局暂设无线电台。由于当时沈阳解放不久，电信部门留用人员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为了安全保密和便于管理，姥爷将这部美制450瓦发射机临时放在自己在邮电局的宿舍中，由两名自己的同志轮流值机。同时将电话二局库存的一部500门自动交换机经过整修拨给东北野战军三处专管专用；在二局为军用有线电报通信设置了保密报房；协助军区三处为苏军在沈阳的防空指挥部作战室安装了室内外线路和部分通信设备；拨给苏联空军一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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