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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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好莱坞美发师为其剪发，将“空军一号”停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上，媒体毫不留情地指责克林顿妨碍交通。后来有证据表明其他旅客并未因此而耽误时间，但却顿时掀起轩然大波。这正应了墨菲法则：原本就错了的事，最终会变得更无法收拾。克林顿的支持率因此下降了２０个百分点，低于４０％。　　　　
　　　　为什么这样一位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总统在上任伊始频频跌跤、屡屡失手？依我看，原因大概是在过渡期缺乏有效的准备。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尼汉仔细研究后指出：“他们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呢。”以上这些错误部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骄傲自大。从小石城到华盛顿是一个飞跃，克林顿却小视了这一点。他和希拉里均未能料到需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在世界上最复杂的政治体系中实施管理。他们两人过去走过的道路是成功的，战胜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因此他们正沉浸在能成为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夫妇第二的幻想之中。可梦想只是梦想罢了。　　　　
　　　　应该强调的是，克林顿的对手从未给他任何喘息的时间。许久以来一直是共和党掌控白宫，所以克林顿被认为是篡权者，许多人从克林顿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否认他的合法性，他们常常对克林顿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在里根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南方的共和党人在国会中为获胜的里根留有余地，与此不同，共和党在克林顿上任伊始的几个月，断然拒绝帮助克林顿。在他就任总统的最初的９０天里，参议员鲍勃·多尔组织议员们阻碍提案通过，扼杀了克林顿的经济振兴计划，没有一个共和党议员对他的预算计划投赞成票。媒体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克林顿本人。本可以表示同情或对其弱点忽而视之的报道变得格外刺耳。克林顿上任没几周，就有评论家宣称克林顿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近年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在上任的蜜月期遭到如此多的来自于新闻界和议会的非议。　　　　
　　　　


比尔·克林顿8　梦想与沮丧（5）

　　　　加入他的内部圈子　　　　
　　　　比尔·克林顿麻烦缠身时，他会迅速寻找补救措施，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其内部集团的成员之一。　　　　
　　　　１９８３年我离开里根政府之后，认为自己不大可能重新效力于政府，于是我转行进入新闻业，工作如鱼得水。１９９８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新当选的乔治·布什总统可能挑选我掌管美国新闻处，我致信给布什，尽管不胜荣幸，但还是希望自己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信中我重申了从前曾对他说过的话，即使我为他竞选成功效过犬马之劳，但我还是认为作评论员是我的首要职责，那样我才能为读者和观众提供尽可能公平的报道，偶尔我也会提出批评意见。诚挚的布什寄来一封言辞和善亲切的回信。　　　　
　　　　当比尔·克林顿１９９２年赢得大选时，我从未想过要给他寄出一封类似的信件。作为民主党人的他是不会向我寻求任何帮助的，而且他知道我也无所求于他，我们从未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我终于未能逃脱。５月的一天，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总统正在看我在《美国新闻》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文中我敦促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改革政府管理，其中有一些批评意见。他问我是否可以和他共进午餐，以便进一步探讨。当时我并不认识麦克拉蒂，但我接受了邀请，在白宫与他共进的午餐。此时，总统本人顺便也来拜访我，我们还就他所遇到的困难谈了一会。麦克拉蒂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白宫需要任用一位有华盛顿工作经验的资深的人士以便支持白宫的运作，并问我是否可以推荐几位，我答应考虑一下。　　　　
　　　　在那之后的星期六下午，麦克将电话打进我家，想知道我是否已有了人选，我推荐了卡特政府曾用过的两个人，斯图·埃曾斯塔特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就谈了这些，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的。我开始纳闷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星期三晚上，我在路易丝安那州立大学讲演，其后驱车返回新奥尔良，中途在菲利浦斯６６号车站停靠以检查电话信息，得知白宫接线员要我回电话。当我打通时，发现她将电话接进了麦克家。　　　　
　　　　“大卫，任命的事我们考虑了很多，总统想与你谈谈，希望你能亲自出任这个职位。总统对这件事非常认真，非常想与你谈谈。”电话差点儿从我手中滑落下去。“明天晚上你能否来我家共进晚餐？就我们两人。”　　　　
　　　　第二天晚上白宫与国会就预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麦克１０点以后才到家，他的妻子唐娜为我们烹制了美味的羊羔肉。他推心置腹地向我讲述了新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午夜过后，总统打来电话。　　　　
　　　　“我遇到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在一对一的交谈中克林顿颇具说服力，在其后的３０分钟里，他诚恳而令人信服地向我倾诉着。他告诉我他陷入了多大的困境，我的经验和判断力如何能帮助他走出困境，我怎样作为桥梁去沟通他与媒体、共和党和华盛顿要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国家来说多么地举足轻重。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一下。　　　　
　　　　他们所酝酿的这个职位有双重头衔：“总统顾问”和“联络处主任”。他们以前从未任命过“顾问”，因此这个头衔可以使用。至于“联络处主任”，乔治·斯蒂芬波洛斯一直担任该职。他们说他已经同意改换其他角色，作高级政治顾问，负责与议会中民主党人的联络事宜。　　　　
　　　　我说我愿意考虑顾问一职而不是联络处主任。如果我能来，我将愿意帮他物色一个新的联络官员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但我本人不想再做那个工作。此外工作期限要短。考虑到我与共和党的关系，协助克林顿管理政府将是相当困难的，但我强调在与共和党为对手竞选时，我不能留在白宫，而且我也不想因我的到来而使乔治的职位发生改变。总统与斯蒂芬波洛斯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应该留任。如果改换他的职位，我将被视为是怂恿总统做出这项决定的人。这对我与白宫办公厅中仰慕他的年轻雇员的关系有害无益。他们同意不再要求我出任联络处主任，而且一系列的竞选活动，我也可以不参与。可为什么要用我替下斯蒂芬波洛斯，我一直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其用意在于降低我的行政效力。　　　　
　　　　总统说他们非常希望立刻调动我们两人马上上任，他周五将出差一天，副总统会打电话给我继续协商此事。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时间与我的家人和朋友慎重考虑。我和安妮以及孩子们打算在星期六早晨去百慕大群岛短暂度假，下周三返回之后再做决定。我建议麦克在这之前宣布对乔治的任命。　　　　
　　　　第二天，艾尔·戈尔打来电话，坚持要我立即做出决定。他解释说，走漏消息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宣布对您的任命使全世界都感到很意外，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为我描述我的光明前景和五人集团的组成，即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办公厅主任和作为顾问的我。我说如果我同意，我应与总统以及办公厅主任保持直接的汇报关系，这非常重要。戈尔似乎应允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急切地找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商量，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力，也相信他们都能保守保密。一个是与我在《麦克尼尔／莱若尔新闻时段》一起共事五年的好搭档马克·希尔兹，另一个是我的挚友，里根总统最后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肯·杜勃斯坦，还有莫特·朱克曼，吉姆·莱若尔尔和艾伦·格林斯潘。惊讶之余，多数人善意地分析了我将为国家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并警示我说可能正将脖子往绞索中套。杜勃斯坦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这是我所见过的党派色彩最浓重的白宫。那些小子们一有机会便会绞死你。”马克也同意他的看法，并进一步劝告我说，离浪花越远越好。他了解那里的人，他们善于玩弄权术，那里绝对是个腐败的地方，每位朋友都给了我很多理智的建议。　　　　
　　　　我想再与其他共和党人谈一谈，包括其领袖鲍勃·多尔和缪特·金格里齐。我需要通过试探他们的反应来弄清楚我是否有可能起到联接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国会的桥梁作用，并且还想赶在任何声明或走漏消息之前告知他们我被任命的事，以保护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想法很荒谬，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可是由于时间仓促，我没能提前与他们沟通。　　　　
　　　　当晚在白宫官邸召开了会议。我将在晚餐后去白宫见希拉里，他丈夫白天外出了，晚上１１点以后才能回来，克林顿回来之后会与我面谈。副总统多次打来电话。麦克正在路上，我们用电话交谈了一会。戈尔直截了当地说：总统想当晚就解决我的任命问题，并立即进行新闻发布。当天下午晚些时候，ＣＮＮ发布了这条新闻，说白宫正与我商谈，还说乔治可能因此而被降职。白宫中有人故意泄露幕后消息，令人感到非常气愤，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凯瑟琳都鼓励我迈出这一步，我妻子安妮内心非常矛盾。她曾三度成为“白宫弃妇”。她得知总统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时非常高兴（她很喜欢克林顿）。但她为我即将再度效力于政府而感到忧虑。“我们为什么不多花些时间再考虑考虑？”她问我，“这种感觉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她这么说不无道理。当我离家赶赴与希拉里和克林顿的深夜会议时，她说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决定，她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但很明显她并不高兴。那些为政府公务付出代价最多的通常是他们的配偶。我要感谢她，在紧随其后的政治风暴中她始终固守着我们的婚姻。　　　　
　　　　


比尔·克林顿8　梦想与沮丧（6）

　　　　与希拉里单独会面时，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真的希望由我来出任这个职务吗？绝对是这样。比尔需要你的帮助，我完全赞同他的决定。从旁观者角度来看，您似乎正将您丈夫推向左派。这就是您的意图吗？。当然不是，媒体误解了我。事实上，我的大部分观点都很传统，尤其是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别忘了６０年代初我支持戈德华特。比尔控制政治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如此憎恨媒体？我并不是真痛恨他们，一开始媒体对我们很不友好，但我需要弥合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些，就像你能帮助我们沟通与共和党的联系。你是否考虑了华盛顿前任政府的要员？您为什么没请本·布雷德利和萨利·奎因在这个城市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也认为该那么做，我们正考虑今年夏天在白宫举行一些宴会，但你也能帮助我们。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她的回答都很合情合理。　　　　
　　　　晚上１１点过后，我记得我们还在谈话，克林顿掩着疲惫的脚步走上楼来。我们三人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和克林顿就去了他的书房。克林顿向我倾诉他在华盛顿遭遇的困难，并问我怎样决定。他说这对他当好总统很重要，他需要我的帮助，我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并且我们必须在当晚就定下来，明天一早好公布。这条新闻不会保密太久，我们的谈话已经泄密。斯蒂芬波洛斯与我是同病相怜，因为有关他的任职消息也被泄露出去了。我们不能等我度假结束再做决定了。　　　　
　　　　正当我疑虑重重，推三阻四之际，他却把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凌晨一点钟左右，我同意了。几个小时之后，即周六早晨７？押３０分，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乔治·斯蒂芬波洛斯还有我，我们四人一起走入了玫瑰园，宣布我的任命消息。　　　　
　　　　那之后人们常常问我：像你这样一个曾为三届共和党政府效力过的资深政要怎么能转向去帮助民主党的总统？我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很坦然。那天结束时，我想此决定是正确的。美国总统遇到了困难，需要我的帮助。　　　　
　　　　回顾住事，得承认有时我常问自己拯救国家的幻想已成为我的负累，我以为自己是谁？真能赤手空拳扭转乾坤吗？是不是总统的任命使我觉得受到器重致使我的自我意识失控了？也许其程度比我所承认的还严重。事实上，克林顿的白宫并不需要一个罗恩·兰杰式的人物来指手划脚，它需要的是一个富于从政经验和技巧的资深的官员，最好是来自民主党的，而且它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层领导集团。　　　　
　　　　我为共和党三届政府工作过，我深知有人会认为我背叛了共和党、缺乏信念。他们将会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的最新成员这一标签贴在我身上。实际上，我内心深处也在同自己较量，问自己我的信仰与我效力的总统之间能否协调统一，而且不止一次。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我与他们政见相同，但我中立的观点使我被排斥在里根的支持者——保守派之外，现在我又将被排斥在克林顿的支持者——自由派之外。由于里根的实权比他的言论更有力，因此那时我还安然无事。为民主党工作将更加艰巨，但如果克林顿拿出新民主党人的姿态，推行两党改革议程，我想我会没事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议程是新民主党的政策核心，它毕竟十分接近我个人的立场。如果克林顿偏离这个议程太远，我会重提考虑此事。　　　　
　　　　当时我更多地意识到的是其他一些情感因素，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为国效力、义不容辞”的观念。这次我面对的是一项特殊的使命，它直接来自于美国总统，总统认为不想让自己的职位岌岌可危，他的任职决定超越党派界限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纵观历史，当两党的领导层广阔合作，形成两党联盟时，国家通常运转得很好。我举一些较近的例子，二战中，罗斯福任用两位共和党人担任内阁重要职务；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任命共和党人担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尼克松总统启用民主党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白宫顾问，此后又让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担任财政部长，他是尼克松最喜欢的人。而我加入了克林顿的白宫，我不是想加入到他们的阵营之中，而是承袭了相同的传统。可这种传统正在暗淡，这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我希望我能尽我微薄之力保住这一种传统，因为美国亟需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从各方来信和评论中，我感到国内的许多人赞同我的观点。　　　　
　　　　许多有机会多年在白宫工作的人和我一样也想将自身利益同总统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仰慕这个职位并坚信它是美国民主王冠上的宝石，不管我们的总统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我们都希望他成功。　　　　
　　　　那天早晨我站在玫瑰园里，总统发言之后，我站在麦克风前表达了涌上我心头的话，我说：“爱国主义必须远离党派分歧，现在就让我们摒除弥漫在国会中的党派之争，让我们摒除充斥在新闻报道中的冷嘲热讽，让我们摒除旧的思想束缚。在过去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因党派争端而使政府濒于崩溃，现在的总统必须而且能够造就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现在就表达出美国的需要吧。”　　　　
　　　　几小时之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纽特·金格里齐从共和党总部第一次与我通电话，“祝贺你，”他说，“你做得对。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政应具有的气度，我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你的。”在此后的１８个月里，他信守了诺言，为我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我上任初期，类似的声音很少能听到。一些共和党人背后说我是另一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保守派气愤地替我抱怨道：那些人用卑鄙的言词攻击我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了。鲍勃·多尔是我多年来一直支持的人物，他首次访问白宫时，只与我简单地握了一下手。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前总统布什的反应，他暗示我说在１９９２年的大选电视辩论中，我一直在秘密支持克林顿，而我本应该为布什辩护。当初我是多么希望布什当选，我极力公开说服他应当改变竞选做法，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十分委屈。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仍然对我不依不饶，所幸的是，我的挚友和多数从前的同事终于理解了我。那些老手看到我并没有在大选中追随克林顿，而是继续做尊重保守派的中立者，我们的关系才得以缓和。　　　　
　　　　关于我的上任，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尽管我十分敬重逾越党派界限向我求助的总统，他和戈尔都想把我变成他们公共关系上的一个策略。最好人们更加惊讶，新闻标题做得更大，最好在全国造成强烈的反响，然后就会有人说：“啊哈！克林顿东山再起了！有人要耍这种花招时，我当然能辨明他们的动机。”　　　　
　　　　他们坚持让我匆忙上任，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赶上星期日的头条新闻，我被弄得狼狈不堪：我和妻子商量的时间太短，我也没有时间与共和党方面适当协商。还有把我和乔治的任命纳入到同一个公告，使我们俩在　　　　
　　　　之后的好几月里都感到深受伤害。我犯的一个错误是没有让脱轨的火车减下速度。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接受任命是正确的。我认为从那时起，在华盛顿架起连接不同意见的桥梁已经是当务之急。美国人民正在渴望一个摒除党派纠葛和人为破坏的政治体系。　　　　
　　　　一般说来，罗纳德·里根对此具有最后的发言权。那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首都公开露面时，微笑着对聚扰在他身旁的共和党人说：“重返华盛顿把我带回到美好的回忆中，我们的飞机即将到达机场时，我向下望去，看到了白宫，真像美好的旧日时光……南草坪、玫瑰园，……还有大卫·格根。”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1）

　　　　那年夏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到的比尔·克林顿，和一月宣誓就职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就职仪式前不久，他和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乔治亚·索伦森谈到他要做个变革型的总统，要以杰斐逊、林肯、两个罗斯福、肯尼迪为榜样。他们写到“要不了８０年，用不着从伍德罗·威尔逊就职算起，就已经有位新总统提出了深思熟虑的领导战略。”　　　　
　　　　到了夏天，克林顿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在我们早先的谈话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阻力已经公开化。他和希拉里刚到华盛顿时，心中充满了远大理想，甚至那时已经感觉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他们对共和党和新闻界没依惯例给新总统一个蜜月期十分恼火。他对自己的批评也是毫不留情的。不知什么原因让他感到，他已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大大地向左倾斜。但是他感到必须回复到政治的中心位置，他把政治中心喻为他的自然家园。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提出明确的工作重点，跟不上就职后公众的舆论信息，他甚至还为白宫的种种差错及办公的无组织现象承担了责任。　　　　
　　　　最糟糕的是他失去了自信。他一蹶不振，与早些时候大相径庭。当州长时，他总是充满乐观精神，不管星期一他遇到什么事情，星期二一早醒来时总想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正等待着人们去征服。人们应该从错误中学到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沉弥其中长时间不能自拔。华盛顿生活的头几个月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的抱负过于宏大。　　　　
　　　　不过，尽管他很沮丧，但却没有自暴自弃，他是从不轻易放弃的。相反，他喜欢以坚持来和反对派较量，或者如他所言，“我来的目的就是每天工作。”当总统是他从儿时起就向往的事情，他决不会还没参战就投降。作为州长和政治活动家，他准备好了从失败中振作起来，现在他就准备以总统的身份这么做。　　　　
　　　　能当上总统的人通常骨子里都储备着棘手时刻可以召之即来的力量，他就有一股这样的力量。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目睹这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达观、睿智、有勇气、善于说服人、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还有对公众利益的高度责任感，这些都是比尔·克林顿的优点，这些优点使他步入白宫，成为２０世纪连续任满两届的五位总统之一。　　　　
　　　　我在白宫时从未见他卷入什么卑劣或阴险的活动。他不急功近利，不搞勾心斗角。我知道他对女人还是很有一套的，男人么，我们或许会谈谈白天见过的这个或那个女人，副总统也喜欢参加进来。但是我敢说，那只不过就是谈谈罢了。我带了个年轻漂亮、聪明伶俐的助手黛安娜·皮尔斯，她经常和他单独在一起，他从未引诱她或说什么不合适的话。他也从未对她的女性朋友做过什么。我眼中的克林顿是个身着漂亮服装的正人君子。　　　　
　　　　他并非无可挑剔。我知道有些公众人物好耍脾气。要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脾气最坏的话，他就是最坏的那个。他就职后不久，我和他一同乘坐小型“空军一号”到芝加哥，当他得知与理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