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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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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⑶⑷）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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