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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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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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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2
一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 ？ 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 ？ 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 ＊ ＊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 ？ 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 ？ 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 ？ 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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