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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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跃进”年代（4）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有三次大会发言的机会，一是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二是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三是25日谈反冒进的经验教训。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任何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直接针对反冒进，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跃进”年代（5）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跃进”年代（6）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跃进”年代（7）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跃进”年代（8）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既讲调整，又讲斗争，在困苦中走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由周恩来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的年份，这个时候，搞调整的人们基本已经能够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
然而，从这年的秋天开始，调整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下面，却被人为埋下了一条“斗争”的附线。一个后来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号，逐渐充斥人们的耳膜和脑海。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后来被人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九中全会以后，全党按照八字方针的思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调整国民经济上面。从九中全会到十中全会，仅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形势又有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严重困难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的附线。
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想法，毛泽东由来已久……
往远了讲，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对其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印象极深。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但是在大规模地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对抗因素并不令人乐观。
往近了说，自“大跃进”以来，经过天灾和人祸的冲击，许多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向人民政权进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现实随时都在提醒党的领导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正当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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