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ㄉ瑁吻炝浞⒒幼疟鹑瞬豢商娲淖饔谩Ｖ芏骼闯扑肮灞Α薄�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作古多年的孙中山作为“破”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毁。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宋庆龄的事，平常就得到周恩来的极大关心。此次受冲击，消息很快就传到周恩来那里。
这还了得！连宋庆龄都敢冲，其他人还有安静之日吗？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修复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问题的批示，把宋庆龄列为第一号被保护的对象。
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好后的第三天（9月1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郑重地讲到了尊重和保护宋庆龄的问题，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极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听周恩来“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的保护口气和态度，红卫兵这才收敛。此后，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当年10月，周恩来还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4）
11月2日，周恩来还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等出席了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表示：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遭到大的冲击，人身也没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来亲笔开列的名单中，排在最后并特意用括号标出来的，是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李宗仁这位转瞬即逝的“代总统”便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这年12月，李宗仁经由香港飞往美国，从此过起了长期流落异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尽管美国在台湾海峡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但是中国政府仍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李宗仁接到这一信号后，开始了积极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外来干涉的活动。不久他便表达了想回祖国、“叶落归根”的愿望。
经过精心准备，1965年，李宗仁回国的时机终于成熟。7月18日，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这位重要人物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周恩来偕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就两次到机场迎接，足以见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这位为祖国统一作出应有贡献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重视……
李宗仁“叶落归根”后不到一年，祖国大陆的一场政治动乱便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便担心李宗仁会受到冲击。因为李宗仁刚刚回到祖国大陆，还不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在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的热浪中，李宗仁自然更容易被牵连进去。
为此，周恩来及时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护的名单中，并向他家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在抄家之风刚刚开始时，李宗仁还比较安全。但为以防万一，周恩来还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进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入院之前，李宗仁曾与其他上层民主人士、著名爱国人士“应总理之邀”参加了1966年国庆盛典。
盛典还未开始，李宗仁等人先聚集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与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走到李宗仁面前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仍执意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李宗仁的“家”，即归国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周恩来指示下安排的位处——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1966年3月21日，李宗仁原夫人郭德洁病逝以后，他于7月25日与原阜外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婚，继续同住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胡友松首先受到红卫兵冲击。
周恩来此时对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受冲击一事已有所耳闻，他严峻地问李宗仁：“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摆手说：“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到细密和对人的关怀备至，李宗仁是知道的，他不愿在小事情上麻烦总理，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庄严的场所，他更不愿给已经在混乱局势中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增加心理负担。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5）
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住处仍很关心。他又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了这话，周恩来哈哈一笑：“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周恩来越来越担忧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对李宗仁的安全，周恩来仍不“放心”。
一天深夜，周恩来两次派人动员李宗仁夫妇到安全的地方疗养、避风。最后一次是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动用总理的专车，才把李宗仁夫妇接到301医院“将军楼”保护起来。
按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入301医院后，和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一样，与外界的混乱局面几乎隔绝，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任何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每个人还按要求更改了姓名。
在一段时间里，民主人士们在周恩来安排的处所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躲过了“文革”初期强大的抄家之风。
……
在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对“文革”的做法很想不通，甚至充满对立情绪，这更是给红卫兵们造成了口实。对那些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接受入院保护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加以保护。他批示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对象家中做警卫，并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还交代警卫部门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不只限于名单上列出的人，凭着多年革命斗争和政治风浪的经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所有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安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运动中，周恩来担心民主党派进一步受到冲击，他于1969年5月4日特意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并转人大、政协军代表，在信中提出：应与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
他还说：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这封信，被民主党派领导人称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
许多当事人对周恩来这种在艰难中周密地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有过详细的回忆：
——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8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 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驻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 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
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6）
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曾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的任荣在回忆周恩来对阿沛·阿旺晋美的保护时，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6年9月27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
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了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 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
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阿沛说的是实情。如果不坚决、周密地加以保护，那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处境的确是不堪设想的。对他们，周恩来尽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文革”开始后，早已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自然免不了受到冲击的厄运。1966年8月下旬，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强行冲进班禅在北京的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红卫兵对班禅过火的批斗行为。
之后，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由解放军保护起来。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要好好保护班禅，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他弄走。你们要向中央负责，不能让班禅出事。”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7）
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周恩来这才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刁难，班禅被送进监狱。但周恩来仍想方设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禅，并试图让班禅出来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班禅重新获得自由后，曾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正地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混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为减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周恩来付出了艰难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对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所说的：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文革”中，党的统战政策是最难坚持的政策之一，统战工作也是最难坚持的工作之一。为使这一政策和这一工作不至于崩溃，周恩来尽了极大努力。尽管艰难，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969年初，当李宗仁在直肠癌、肺气肿、肺炎等多种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时，他仍深深地惦记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临终之前，他交代：把周总理拨给他的生活费送还给国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几百年历史的外国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周恩来对干部和民主人士的保护，其力之所及也越来越有限，他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有时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需要想方设法保全之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心境：“对党和人民，我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力保栋梁（1）
力保栋梁，生死相依，在艰难处境下尽最大努力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斗争的矛头一下子就直指党内高层。
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直到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这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屈奋斗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些自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就与资本主义道路无缘的人，也不知怎么的，很快就被打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
如此“革命”，许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问总理，总理也不明白。
谁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伙人——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打倒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达到篡党夺权目的阴谋家——明白。
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过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一大批妨碍阴谋家篡党夺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作为“党内一小撮”揪了出来。
这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揪出来的人，大多是与周恩来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在特殊的环境中尽量保护他们，成了周恩来义不容辞的责任。
怎么保？在“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伙人有毛泽东的直接支持，正红得发紫、得势猖狂，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公开为大批受冲击者开“绿灯”，显然不是时机，也根本行不通；正面与林彪、江青一伙冲突，也未必是好的办法。历史的扭曲给周恩来造成了十分艰难的处境，这使得他必须对老干部采取巧妙的保护办法。周恩来发挥了他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也为此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最初对老同志的担心，是他们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言语。“文革”开始以后，随着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和到处夺权之风盛行，许多老同志开始既不理解又产生反感。周恩来手下的一些部长们意见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他们知道，心中憋闷只有到总理这里讲一讲，总理是了解他们的。但一开始他们没想到，周恩来与他们一样，也对“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总理”这样的位置上，不理解要执行，理解了也要执行。
得知部长们的这些牢骚话，周恩来很焦急，生怕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会在政治斗争中惹火烧身，引来麻烦，以至于无法挽回。为提醒他们，周恩来多次对他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
他让军事秘书传了三句话给这些老部下：
心中无它，积极革命；
实事求是地检查；
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斗争是严酷的！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
力保栋梁（2）
1967年“二月抗争”后，老帅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忍无可忍”，公开表示要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斗到底”。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明知面临着“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的危险，但毫不畏惧。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先是江青密谋向毛主席进谗言，告了“三老四帅”们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一脸怒容，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