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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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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红卫兵惊呆了：总理舍命保陈毅，这可非同儿戏！
第二天，周恩来病倒，竟一天半无法工作……
周恩来对贺龙元帅的保护，更为曲折和艰难。
近40年前，贺龙是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扯起“跟共产党走”这面大旗的，并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领导南昌起义，共同创建人民军队以来，周恩来与贺龙情同手足、生死相依。对贺龙元帅的了解，周恩来就仿佛像了解自己一样。
然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篡党篡军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打倒”的目标瞄准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
为打倒贺龙，他们各显神通、机关算尽，找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1966年夏天，康生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1966年8月中旬，林彪在听取吴法宪汇报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时，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和李作鹏分别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军队搞所谓“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整贺龙材料的专案组很快就成立了。到了1968年4月，康生又进一步信口雌黄地对专案组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这样的罪名何其严重？在他们眼中，贺龙“十恶不赦”。一时间，“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打倒贺龙”的口号充斥于耳，贺龙的家也被抄了。
1966年12月24日，周恩来找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一段时间。
随后，为保证贺龙不出事，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将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接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居住。
12月25日，贺龙一家刚被安排在钓鱼台里住下，第二天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他们赶快搬家。原来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住在钓鱼台，为避开他们，周恩来把贺龙转移到了北京西郊一个叫“新六所”的地方居住。
有中央文革通风报信，造反派的嗅觉很灵敏，他们很快又知道了贺龙在新六所的住处，便跟踪到新六所，整天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进驻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
气愤的贺龙对家人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力保栋梁（8）
薛明主张：“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明情况。
得知情况愤怒了的周恩来安慰贺龙：“你不要去，我顶着。”随即拿起桌上的电话，接通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严厉地对正在那里的造反派说：
“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
造反派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来又对贺龙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贺龙的妻子薛明说起这件事时曾感慨道：“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冲击下，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亲自安排贺龙和薛明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前厅，住进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后来回忆起在西花厅居住的日子时说：
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
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
不久，席卷全国的派性斗争也渗进了中南海。在江青一伙的挑动下，许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负责人受到了冲击。中南海墙外“打倒贺龙”广播声更是不绝于耳。中南海并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厅也非安全之所。
无奈之下，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于1967年1月19日找贺龙谈话，他恳切地对贺龙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形势如此险恶，连周恩来的住处都不安全了，贺龙只好与周恩来依依惜别。
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呆一会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周恩来自己都没有想到，与贺龙这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老战友的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贺龙和薛明搬到了周恩来所找的另一处“安静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
贺龙“消失”后，林彪、江青一伙并没有放过他，他们四处打探贺龙夫妇的去向。但有周恩来顶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揪斗贺龙”、“打倒贺龙”的计划被搁浅。
贺龙一走，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等秋天形势好一些后去把贺龙接回来，不曾想，1967年秋天以后，由于林彪一伙加紧了对贺龙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周恩来失去了与贺龙的联系。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受林彪一伙控制。
1969年6月9日，贺总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得知贺龙被害死的消息，周恩来悲哀至极。贺龙是他极力想保住的人，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一场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来推向了内心痛苦和焦虑的深处。
直到贺龙平反以后，在1975年6月9日中央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才得以向这位逝世已经6周年的老战友“当面”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颤抖地对薛明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力保栋梁（9）
带着簇簇地流下来的眼泪，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所谓“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全局性的内乱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且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这样的内乱中，周恩来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护住了，而有些人（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他却无力保护住……
对刘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来最感到无能为力的一件事。尽管周恩来在关心、保护刘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标。“打倒刘少奇”，既有毛泽东的支持，又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被推上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周恩来的心情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来整夜未眠，在屋里来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在全会上，他也不得不违心地谈到刘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韩素音曾通过引述邓颖超的话，描述过周恩来的心态：
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韩素音还通过引述斯诺的话，说明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
1970年10月的那天晚上，周对1936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像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
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写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邓小平后来又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古稀之年（1）
古稀之年，“解放”干部，为邓小平等人复出费尽心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早在两年零5个月前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个“副统帅”林彪，由于迫不及待，抢班夺权，阴谋败露以后，又仓皇出逃，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这件事，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的毛泽东，已是78岁高龄；周恩来，也已在古稀人生中度过三个年头了。
林彪出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为批判极“左”思潮、解放老干部以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周恩来曾经说过：林彪之死，天造地合。历史，为周恩来准备了又一个力挽狂澜的舞台。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到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等要职的位置上，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再加上不久前因制造“天才论”和从事反党活动被揭发批判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们一个个从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层中消失了。但这一核心层并没有就此安静，另一伙人——以江青为代表，对权力的欲望并没有减弱。斗争更为险恶。
自“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曾多次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在“文化大革命”类似“地狱”、“虎穴”的政治旋涡中，周恩来一方面要清理林彪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还要与江青一伙周旋。
林彪事件爆发，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局处在更加危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妥善地处理了林彪事件，实际上给毛泽东主席分担了重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
林彪叛国出逃后，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里，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曾经连续工作达50个小时都未休息。肩上的担子重了，身体的状况却日渐下降。
时间不饶人、岁月不饶人、身体也不饶人。清除林彪遗毒，批判极“左”思潮，并借机“解放”老干部，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然而，73岁的周恩来在处理林彪事件的当月底，就由于操劳过度导致心脏不适，许多日子都只有靠吸氧方能入睡。为争朝夕，周恩来加快了工作的进程。
1971年9月下旬，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宣布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的工作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同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周恩来于10月4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办公会议的所有成员。毛泽东在讲话时，表明了要解放老帅，解放老干部，整顿军队的想法。同时也表明了对周恩来的信任。他说：
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
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整顿军队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放”一大批被林彪集团打倒的军队高级将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对刚刚上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投了“信任票”，他对代表们说：
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1972年1月6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毛泽东处商谈工作时，毛泽东又一次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他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毛泽东还交代：“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古稀之年（2）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成为周恩来“解放”老干部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当天，叶剑英到医院向重病中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话。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受林彪、江青一伙的非人折磨，听到毛泽东意见的当晚，陈毅元帅便溘然长逝。
陈毅离去，对周恩来的打击非常之大。在悲痛中，他审改了陈毅的悼词稿，补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其中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他阅后删去了有关功过评价的补写文字，还批告周恩来：基本可用，但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周恩来意识到，要为老干部们彻底平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走得太急，毛泽东可能接受不了。
1月10日下午，在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决定出席陈毅的追悼会。
这是一个对解放老干部极为有利的事情。机敏的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凡是提出要去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去参加。”
令周恩来欣喜的是，在追悼会上，还来不及换掉睡袍、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的毛泽东肯定地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
更令周恩来高兴的是，毛泽东还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寻找和利用时机逐步“解放”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计划，在周恩来心中酝酿开来。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低沉的哀乐声中，周恩来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主席给邓小平问题“定性”的话传出去。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在不断地为邓小平“复出”和“解放”老干部制造舆论。
1月24日，周恩来在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谈到邓小平问题，他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他还说：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周恩来还多次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强调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
1月份，周恩来又指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将彭德怀及其他被监护者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某单位，改善他们的居住、饮食等条件，并给他们配备医护人员。
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周恩来的做法会使他们打倒老干部，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功亏一篑。为此他们加紧了阻拦的步伐。
就在这种对抗的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79岁的毛泽东和74岁的周恩来身体状况都明显地下降了。
1月中旬，毛泽东曾病危一次，经周恩来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毛泽东才转危为安。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工作。就在毛泽东身体出现险情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4个月以后的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这时候的江青，则更为猖狂，对毛泽东的治疗，她一再干预，甚至以吵闹相要挟，以至引起毛泽东愤而拒药。对周恩来的治疗，江青也百般刁难，到后来，江青甚至闯进周恩来的病房捣乱。这件事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都看不下去了，宋庆龄曾对老朋友陈翰笙说过：“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古稀之年（3）
此种事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凸显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政治权力将如何归属？身患重病却政治头脑极为清醒的周恩来，看准了一点：决不能让党和国家的权力再次落入阴谋家的手中。在他和毛泽东等人百年之后，必须把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真正地为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人！
由于操劳过度，此时的周恩来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
8月4日，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发展，医生强制他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住了几天，边工作，边休息。
就在周恩来搬到玉泉山的当天，邓小平从江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信中揭批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并表示：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8月14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信批给周恩来，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邓小平，这一点与周恩来不谋而合。
……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后，又在1969年秋天戴着这顶“第二号”的帽子被以“紧急战备疏散”的名义疏散到江西。当初为保证邓小平在江西的安全，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详细交代：“要保证邓小平一家的安全，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他，1970年秋天，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还深情地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起过很久不见面的老朋友邓小平，他说：
这里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注：指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经根据父亲的谈话得出过这样的结论：“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
在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解放”邓小平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接到毛泽东传来的信号，周恩来迅速对邓小平复出一事做出周密的部署。他当即批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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