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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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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形成高潮。
“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策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运动的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
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
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
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三反’从严，‘五反’从宽”。
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5％，因此判罪应从宽。
“三反”“五反”（8）
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
1952年3月5日，是周恩来54岁生日，这一天，他压根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四条甲款中，对“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作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参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3月12日，经周恩来审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关注。2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及时的指导。
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它是从战役来部署的。
3月15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5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五反”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报告。
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
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
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向老舍详尽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认识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
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
“三反”“五反”（9）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
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
“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资本家。
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出现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
6月13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指示》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10月份，然而，自7月份以后，这两项工作都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
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示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
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折冲樽俎（1）
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她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一股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风格的“红色风暴”。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天，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来到会场，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新中国按照什么样的外交思想搞外交？
周恩来回答非常明确：
外交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苏联的外交学可以借鉴一部分，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
新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什么？
周恩来回答简明扼要：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简单地说就是：“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
周恩来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门艺术，它绝不是只凭信心就能搞好的。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联合和如何斗争的策略。他细心地给麾下的外交新兵们传授了经验：
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新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在新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新中国外交的总方针是“一边倒”——鲜明地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
这一点，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了新中国所有的外交官们。
为了使大家对这个简明扼要的“一边倒”不至于产生误解，周恩来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并不是依赖别国，“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
刚刚建国，在“一边倒”政策确定下来后，毛泽东就决定出访苏联。这次酝酿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活动，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筹划的。
1949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约见刚到北京就任一个月的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
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
他请罗申尽快转告苏联领导人。
得到消息的苏联领导人自然非常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们迅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1月13日，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参赞曾涌泉的电报，告知：毛泽东主席将于12月初访问苏联。
12月6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毛泽东一行出访苏联。新中国首脑的第一次出访行动，自然任重而道远。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我先行一步，一方面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问题。如何达到后一目的，恩来将随后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欣赏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他心里清楚，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他强。
折冲樽俎（2）
经过10天左右的长途跋涉，毛泽东于12月1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
半个月后，周恩来等来了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夜里自莫斯科发来的消息：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一下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
毛泽东力主（甲）项办法，得到苏方的同意。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认为非周恩来莫属。（甲）项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心急火燎，恨不得恩来早日到来。他在电报中给了周恩来五天的准备时间：
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准备，实在不易。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末了，他又在电报中以商量的口气对周恩来说：
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周恩来极为理解毛泽东在苏联的处境。在谈判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斯大林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只认为毛泽东去莫斯科就是为他祝寿的；况且苏联政府认为在1945年8月14日曾经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必要再签。所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一度出现分歧，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
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事宜趁热打铁。周恩来心想，此行前去苏联协助毛泽东，宜早不宜迟。
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才三个月，党、政、军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国，此事非同小可。
为让国内明白这件事的必要性，毛泽东次日上午再电中共中央，托周恩来等人向有关方面解释：
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上述安排，周恩来一一做到了。
1月9日深夜即1月10日凌晨，周恩来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带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恩来在领导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经过10天的艰苦行程，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下午5时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亮相的地点，是同样以“红色政权”立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折冲樽俎（3）
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人。
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胜一筹。面对车站站台上刺骨的寒风，1997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专程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
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
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特长，毛泽东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多次赞许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道：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颇费心思，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条约区别开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师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自1月24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
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
《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充满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折冲樽俎（4）
在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到周恩来面前敬酒。米高扬早在1949年初奉斯大林命秘密到西柏坡时，就对周恩来的才华感叹不已，他当时就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这次又与周恩来多次谈判、接触，米高扬对周恩来那东方似的儒雅和风度，机智敏捷的思维反应，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以及滴水不漏的谈判技巧，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米高扬举杯由衷地对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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