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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战争前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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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的一个夜晚，齐阿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他的车子开得飞快，突然路遇红灯，他已经刹不住车，只听“咣”一声，一个骑车人几乎被撞飞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俩惊出了一身汗。“坏了，撞人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想齐阿会慌忙下车查看被撞的人是否受伤，谁料，老先生竟然纹丝不动地安坐在车里，表情自然，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等到被撞人爬起来冲他喊叫时，他依然不动声色地望着对方。可能是被齐阿的冷静震慑住了，那位倒霉的老巴拍拍屁股，搬起自行车竟然走开了。正当我们被这神奇的一幕弄得有些发慌时，齐阿茫然地摊开两手，冲着那人的背影连说几个：“怎么回事？”简直是得理不让人的架式。“这穷哥们儿真倒霉！” 孙浩愤愤不平地用中文对我说。我们一进齐阿家的大铁门，佣人连忙跑过来，点头哈腰地伺候主人，大黄狗也跟着叫了几声，大概是恭维主人欢迎客人。齐阿家让我感到惊奇。这个宽大的院子占地足有上千平米，一栋气派的二层洋楼坐落在院子中间，前面有平整的草坪，四周还种着鲜花。齐阿神气地带我们一处处参观，这是客房，那是客人洗手 123 / 185 间，旁边是浴室等等。我粗略一算，他家仅卧室、客房就有8 大间，另有多个厨房和洗手间。家里装修、摆设十分考究，各种电器包括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一应俱全。齐阿一边领着我们参观，一边大器地说：“哪天不想住旅馆了，到我这里来， 绝对比外面的条件好。”听他说，他家光是佣人就雇了三四个。他家大客厅里摆放着一些古董类的工艺品，装饰柜镜框里端端正正摆放着两张发黄的军官照片，一身戎装的军官神色威严。看到我们好奇的样子，齐阿自豪地说，那是他祖父和父亲在军队时的留影。齐阿出身军旅世家，祖父曾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军队里带过兵打过仗，而父亲也曾是位少校军官。后来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军政府统治下的巴基斯坦，军人的地位很高，他们不仅享受着某些特权，还拥有相当的财富。后来我注意到，在相对贫穷的巴基斯坦，许多地方最好的住宅都是军营。按照纳扎尔的话说，在当地，只要有关系、有地位，就意味着有钱、有势，拥有一切。曾有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巴政府机构， 特别是军队中存在着一定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也是穆沙拉夫总统上台后，发誓要全力整治腐败的原因。齐阿10 多岁的小儿子长得很帅，看上去文质彬彬。他有礼貌地向我们问候时，我带着鼓励的语气问他：“以后想到什么地方上大学呢？美国，英国，还是中国？”“不！我想到穆斯林国家去上学。”小伙子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后，扭头告辞，弄得我有些尴尬。齐阿赶忙解释说：“小孩子，想法就是多。” 齐阿家的那顿晚餐实在丰盛，烤羊腿、烧牛排、咖喱鸡，还有各色水果沙拉摆了一桌子。平日采访中饥一顿饱一顿的我和孙浩，甩开腮帮子吃得直打饱嗝。吃饱喝足，我望着剩了大半桌的饭菜和满嘴流油的齐阿，脑子里竟然想起那些贫 124 / 185 困潦倒的难民和纳扎尔啃大饼时的样子。齐阿是个很开放的男人，颇有些小资情调。他谈起女人兴趣盎然，两眼放光。即使在他家里，还是喋喋不休地大谈和情人幽会的历史。害得我们直担心，在旁边屋子吃饭的齐阿夫人听到后，会把我们当作坏人赶走。聊至深夜，齐阿还把我和孙浩带到后院的一栋二层小楼上，请我们看一盘VCD 影碟。看着画面，我俩愣住了。眼前这盘影碟分明是一部介绍“基地”组织的宣传片，片中大部分是反映“基地”组织成员在崇山峻岭中接受各种残酷训练的镜头。比如，如何使用各种武器对目标实施攻击，如何克服艰难险阻突破敌方阵地，又怎样在洞穴中藏身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等。此外还有娃娃兵练习匍匐前进、穿越火场、实弹射击的画面。其中还多次出现拉登手持他那把著名的AK －47 步枪，向支持者发表演讲的镜头。因为影碟是用阿拉伯语解说，我们听不懂，只能靠看画面、听齐阿翻译，去了解有关的情况。问齐阿影碟的来源，他说是朋友从阿富汗那里带过来的。他还说如果我们喜欢，他可以帮我们翻录一张。我俩真的很感兴趣，可后来担心带着这种影碟到处跑，会给我们的采访带来麻烦，就婉言谢绝了。谈及美国对阿富汗实施的军事打击，他表示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塔利班。他认为，阿富汗应该尽快摆脱长期战乱的阴影，早日走上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他还表示，等到阿富汗真正恢复和平的时候，他愿意回到家乡，去投资建设。幽会女友在我们的眼中，齐阿不仅是个“能人”，更是个“神人”。一次，他的“神奇” 举动，竟让我和孙浩紧张了好几天。10 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齐阿早早就跑到旅馆来敲门，说是想借用我们的房间 125 / 185 见见亲戚朋友。“什么朋友？”我们随口问道。“刚从伊斯兰堡来的远房亲戚。” 齐阿简单地回答。我和孙浩协商一下，觉得朋友既然有事，理应帮忙。于是，把钥匙交给齐阿后，我俩就各自出外采访。谁知，我们的这一举动，只顾了讲朋友义气，却差点捅出个大乱子。与齐阿见面的根本不是什么远房亲戚，而是他在伊斯兰堡认识的女朋友。那天下午，齐阿与女友会面后不久，孙浩就接到旅馆法努克打来的电话。法努克气冲冲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把房子借给外人？我们要报警了！”孙浩有些不明白质问的由来，还理直气壮地说：“好朋友借我们的地方，见见亲戚有什么不妥？”“他见的是年轻女人！”平日温文尔雅的法努克简直在电话里有些声嘶力竭。按照当地普什图族的传统习惯，互不相识、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女是不能待在一起的。经过孙浩的再三劝说，法努克没有去报警。后来，当孙浩见到齐阿时，发现他神情紧张，还没等孙浩埋怨，齐阿便不好意思地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是两年前在伊斯兰堡的朋友那里认识这位女学生的。此后俩人一直保持联系，还经常通过互联网倾诉衷肠。齐阿每次去伊斯兰堡都要找机会和她“幽会”。这次女友是来白沙瓦办事，他们早就约好要见面，可见面的地点却难住了齐阿。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违法的。他思前想后，最后只得谎称要见亲戚，借用我们的地方。那天，齐阿自认为很聪明，偷偷地把女友从后门带进旅馆。谁知，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服务员警惕的眼睛。有个小服务员发现有可疑女士进旅馆后，及时报告了前台，法努克立刻找人四处寻查。而此时齐阿提早一步将女友送走。法努克他们最后在我们的房间里找到齐阿，虽然齐阿一再极力推脱说他们只是与亲戚见 126 / 185 面，可法努克还是不依不饶，并大声训斥他：“你应该知道，旅馆是不允许带女性进来的！男女在这里约会是要判刑的！” 战争爆发后，白沙瓦始终处于高度军事戒备状态，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常驻机构、宾馆商店等公众场所的保卫工作。这期间， 各家宾馆、旅社均被安全部门告知，遇有可疑的人和事情必须立刻报告。当时， 白沙瓦大大小小的旅馆住了不少外国记者，当局不仅给每家旅馆都增派了治安人员，还派出许多身着便衣的安全人员四处秘密侦察。我们住的小旅馆就经常有身分不明的人士来访，他们喜欢抓住外国记者聊天，问这问那，眼睛更是不停地盯住我们电脑里的文字和图片看个没完，偶尔也会心有旁骛地说声“OK”。事后，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法努克才承认，旅馆的来人中确实有些是安全局人员，“不过，他们主要是防备印度情报人员和其他一些人趁机捣乱。”法努克解释说。“唉，今天算我倒霉！”齐阿似乎真的有些怕了。看到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孙浩不再忍心去过分责备他。后来，孙浩不止一次地向我感叹“世风日下”、“民风不古”，还深有体会地说：“原来哪里都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事一直让我俩感到害怕。第十七章：独家目击扎卢扎伊因为讲义气，差点把我俩害了。可还是因为讲了义气，我们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聊天中，齐阿夸耀地称自己在白沙瓦“没有干不成的事情”。“说吧，想去什么地方？”齐阿有一天突然问我们。“想去扎卢扎伊难民营。”我们故意想让他为难。 127 / 185 “扎卢扎伊？”齐阿犹豫一下。“什么时候？”他接着问。“现在怎么样？”我们有些得寸进尺。“OK，Letsgo（好，我们走）。” 位于巴阿边境地区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是巴基斯坦境内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早在战争之前，就已被当地政府宣布为“禁区”，拒绝外国记者进入这里进行任何采访。我们心里清楚，当时白沙瓦有多少外国记者“窥视”对它的独家采访机会，而齐阿的爽然承诺竟让我们有些怀疑他话中的水分。时值午后，齐阿亲自开车带我们踏上吉凶未卜的旅程。齐阿的车技很熟练。他一边漫不经心地拨动着方向盘，一边与我们闲扯，那感觉不是去冒险，倒像是去观光。我俩心里却有些打鼓。“如果进不了难民营，反倒被人家抓住，他能救我们吗？” 我们的车走走停停，齐阿仿佛在和我们变戏法。他时而跑到学校朋友家喝茶聊天，时而站在岗哨前与警察开怀畅谈。路过一处嘈杂的小集市，他又下车和几位路人说会儿话，其中一位竟然上了车，把我们带到难民营管理机构的一处大院子里喝茶、聊天。正当我们喝得浑身冒汗心里发急时，一辆破旧的日本丰田工具车疾驰而来， 车上跳下七八个拎着棍棒的小伙子。领头那位眉目间透着一股霸气的大胡子竟是难民营的治安总管古拉（Gulajia）。他们是难民营首领派来保护我们的。“魔术师”齐阿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后，终于“过关闯寨”，把我们带入了许多外国记者想尽办法都无法进入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我们也有幸成为当时首批进入这座难民营采访的外国记者。听古拉讲，前几日，有日本记者出上千美元作 128 / 185 “好处费”想进入难民营采访，被他严词拒绝。他的话让一旁的齐阿骄傲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后来听说，齐阿家从他父亲开始就和这里难民营的头人们有些特殊的关系。花钱买活路距离白沙瓦四五十公里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临时难民营。自1999 年建成以来，共接收约3 万多个家庭、30 万阿富汗难民。战争爆发20 多天后，又有四五千名刚刚逃离战火的新难民涌入。由于新近涌入的难民多是投亲靠友，散居在各处，其具体数字根本无法统计，客观上给国际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扎卢扎伊难民营，我见到过两位蓝袍遮身掩面的妇女。看到我的镜头，她们没有像其他阿富汗妇女一样仓皇躲开。其中一位略懂英语的阿富汗妇女告诉我，她和丈夫从硝烟弥漫的喀布尔带着五六个孩子，走了三天三夜，翻山越岭跑出来。过关时还把身上仅有的2000 多卢比都给了边防警察才算买了条生路。可如今两手空空的他们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类似的事情，我在纳扎尔的舅舅家碰到的纳齐也说过。刚刚从喀布尔逃出来的纳齐，30 多岁，曾是个开金店的老板。他说半个多月的轰炸已使喀布尔陷入混乱状态，约一半市民已逃离城市，商业活动基本停止。他们一家十多口人“不想坐着等死”，就跑出来，奔波了近300 公里，翻山越岭，最后花了5000 卢比买通了边境警察，总算得到了一条生路。“如果没钱呢？”当时我惊讶地问。“那就待在家里，等着挨炸吧！”纳齐平静地回答。据纳齐讲，虽然巴政府宣布关闭了巴阿边界，可边境线附近属于部落地区，没人管辖，许多边防哨卡管理松懈， 阿富汗难民一般花上三五千卢比“买路钱”基本可以过关。按照他的说法，逃出 129 / 185 来的难民多半是有钱、有关系的，而真正的穷人都留在战场上。“没钱的老百姓总是倒霉的。”他说。“救援有时根本不管用！”古拉坐在车上气愤地说。据他介绍，难民营的救援工作由国际救援组织（主要是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和巴当地政府配合进行。但是双方经常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要么互不负责，要么就是开空头支票，承诺的事情根本难以到位，导致许多难民在食品、药品及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方面处于极度匮乏之中。眼见冬天快到了，帮助难民过冬的大部分救援物资仍没有着落。伴着车轮扬起的阵阵尘土，我们钻进了由成百上千顶破旧帐篷组成的难民营。我几次试图爬上高一些的土坡，登高望远拍摄一张难民营的全景图，但都令我失望了。镜头中的灰色帐篷犹如我在腾格里沙漠中见到的茫茫沙海，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天边。正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发展的累累硕果时，我恍惚间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惊诧于眼前的景象，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无数次地举起手中的相机聚焦在孩子、妇女和老人们的身上。一个约摸四五岁的男孩赤裸着身子站在帐篷中间的一堆枯草里，黝黑而又凸起的肚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变形。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抚摸一下他的肚子，男孩伤感的眼神看得我心里一阵酸痛。刚做了“孩子他爸”不久的我，想想祖国家中自己又白又胖的儿子，禁不住一阵阵感叹。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钱包，一抬眼，周围一大群孩子在紧紧地盯着我，我的手又缩了回去。进入难民营前，我们曾希望买些大饼带去给孩子们，被总管笑笑谢绝。如今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知道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这里的问题绝不是几张、十几张，乃至几百张大饼能够解决的。 130 / 185 帐篷区寸草不生，风一吹，尘土四起。我正在专心地拍摄一对母子的照片时， 拍摄胶片的佳能相机快门突然出现故障。一检查，竟然是由于难民营里沙土太多， 灌进了相机左上部的调控按钮里，导致按钮不能正常按动。“什么出问题，相机也别出问题！”我急得使劲儿按了几下，还是不动，我只得赶紧换上数码相机继续拍摄。随行的一位难民营负责人告诉我，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这里已有许多孩子生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当地机构调查，当时在阿富汗境内约有六七百万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由于援助资金匮乏，当时该组织筹集的资金仅有1400 万美元，平均每人只有2 美元的资助。我想起近日来，随着美国军事打击的继续，逃到白沙瓦的难民数量明显增加。我们出外采访的路上，经常会遇到衣衫破烂、沿街乞讨的难民。他们多是一家老小、携妻带子，随身只携带简单的破包裹。开始见到难民跑过来扒着车窗乞讨时， 我会情不自禁地给他们一些卢比，但后来发现，我刚给了一个，后面还有八个、十个眼巴巴地等着。我向来崇尚“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给了这个又想给那个， 可实在又给不过来。后来，我只得咬咬牙假装没看见。我不忍心去多看难民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眼睛，只是默默地用相机和他们“对话”，然后想尽快把这痛苦的“交流结果”告诉世界，以唤起更多的人对他们的关注。我觉得，这或许是我这个中国摄影记者能够为他们做的惟一的事情。男人忙纺线在难民营见到最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男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心里琢磨着。难民营负责人告诉我：“有的不在了，有的出外找活儿干。”据了解， 阿富汗长达22 年的战争夺取了许多青年男子的性命，留下不少孤儿寡母。塔利 131 / 185 班掌权后，特别是战争开始以来，塔利班为弥补兵源不足，强迫每家每户的青壮年男子都要上战场。“有的战死，有的逃跑，侥幸跑到这儿来的也不能坐等饿死吧！”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在难民营里见到几位这样的老人。一位老人在自家破帐篷前垒泥巴墙，据说是为了过冬做准备；另一位老人抱着孩子，站在一截土坡上向远处呆望；另一位一只眼睛失明、一只眼带着厚厚近视镜的老人蹲在地上，手里捻着一串珠子像是在祈祷。当我用广角镜头贴近老人照相时，老人竟没有任何反应。他眼中没有光芒，只有平淡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悲伤。由于阿富汗连年的战乱和饥荒，生活的极度贫困导致阿富汗人平均寿命仅有40 多岁。有些40 岁的男人看上去俨然就是老人。我在难民营中采访时发现，从七八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许多人手里都拎着个白线轴或坐、或蹲、或跪、或站，聚精会神地用棉花纺线。据难民们说， 他们纺的线有些拿出去卖点儿钱，买回些生活必需品；有的织成布做棉衣棉被， 准备过冬。一对老太太和孙女纺线的情景吸引了我的注意，看上去约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帮助缠棉花，身边不到10 岁的小孙女动作熟练地纺线。在一处帐篷中，我见到几位上年纪的人正在喝茶聊天。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十分热情，非要拉我到他们的帐篷里坐坐。地上摆着一只破得不能再破的茶壶和一只茶杯。屋里除了两床破被褥，几乎是空荡荡的。问到他们以后的生活打算，年纪最大的老者说就等救济。另一位穿戴相对整齐的中年人说，准备到白沙瓦找亲朋好友帮助想想办法。“反正不能到街头去要饭。”他苦笑着说。其中一位老者硬要让我喝一口他们泡的“阿富汗茶”。说实话，望着那只黑乎乎的茶杯， 我真不情愿喝。最后实在拗不过他们的热情，加上在难民营跑得又累又渴，一狠 132 / 185 心，我接过茶杯，张大嘴连喝了几口。从喝茶的帐蓬中出来，正当我用长镜头对准一家三口坐在帐篷前纺线的画面时，一位40 上下的中年男子拎着纺线轴闯入我的视线。我正纳闷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对方已经在我面前摆开架势演练起来。只见他一只胳膊挂着棉花， 双手提线，像玩木偶一样上下左右摆动。雪白的线轴在离地很近的地方飞速打着转儿，一会儿工夫，线轴上的线就打出老高，他一边纺线，一边不时抬起头向我微笑。我终于理解的他的意思，赶紧举起相机给他拍照。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位先生是这里有名的纺线“高手”，他纺线的速度比一般妇女还快。我对男人纺线的兴趣并不高，但还是佩服他“困境成才”的精神。这时，我身后的几位“保镖”小伙子不时吆喝着，挥舞着棍棒哄赶着四周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已经习惯了被棍棒驱赶的生活，变得无所谓。只有当棍棒打到身上时，他们才痛叫着撒腿逃跑。看到这帮小伙子耀武扬威的模样，我又痛恨又感谢。痛恨他们粗暴野蛮的态度，也感谢他们忠实地保护着我的安全。据说， 每座难民营都要养上一批这样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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