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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战争前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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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逃⒉荒芄ぷ骶鸵档龋狗诺缬埃细窨刂朴槔只疃Ｌ钡氐陌⒏缓古笥阉担酥荒芑氐郊抑薪铱嫔春螅拍芏宰啪底邮嶙贝虬纭⑼恐ǚ邸？蠢磁堪赖奶煨晕薹ㄣ稹Ｎ以谇跋卟煞弥校陌⒏缓古源蠖济勺琶嫔础Ｕ庵置嫔炊嗍擅薏蓟蚱渌闹分瞥桑丈星忱渡⑸罾渡⒑谏油芬恢备堑浇牛醚涎鲜凳怠Ｖ皇窃谘劬Φ牟课挥猛该鞯纳床贾瞥赏褡矗袷歉觥疤齑啊币谎┧亲呗肥北嫒戏较颉Ｓ捎谒堑氖酉呤艿胶艽笙拗疲翟诳Σ级劝⒏缓勾蟪� 98 / 185 市里，妇女出交通事故的比较多。朋友们向我介绍，阿富汗妇女穿着的这种传统服装在当地称Burga，英语是Veil，中文可称之为布尔卡（音译）。如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生活的地方，绝大部分妇女都穿这种服装。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些妇女不再穿这种把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服装，平时把面纱蒙在头上，脸露出来。当然， 如果见到男人，她们会动作神速地把面纱收紧或拉下来。按照塔利班的观点，让女性蒙面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以免受到男人的侵犯。我在白沙瓦，曾经看到一家外国电视台播放的新闻纪实片，记述的是塔利班统治时期如何在刑场处决“犯人”。那是在喀布尔一座大型的运动场，一位穿着长长的蓝色罩袍、裹着面纱的女人，被几个塔利班士兵拖到场地中间。妇女跪在地上，周围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不一会儿，随着一声枪响，穿蓝色长袍的妇女应声倒地。据说，她犯了和男人私通的罪。直到这位死去的妇女被几个人拉走，也没人看到她的模样，只看到蓝色的长袍在画面中慢慢消失。在采访中，我曾多次被当地人警告：“不要对着女人拍照。”然而职业现念又逼着我一次又一次将镜头对准她们。我也不止一次遭到过她们的“白眼”，乃至“咒骂”。在纳扎尔·巴难民营采访时，我看到远处河对岸上坐着几个年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有的怀里还抱着婴儿，就悄悄地用长镜头对准了她们。谁知还是被机警的孩子们发现了，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女孩抱起孩子撒腿就跑，其中一个身手敏捷的孩子顺手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我也迅速地钻进汽车逃之夭夭。“这就是你拍人家女孩的结果。”孙浩一边开着车，一边开玩笑讽刺我。还有一次，我坐车路过一处阿富汗人居住区时，见迎面走来几位身穿黑色长 99 / 185 袍的妇女。我隔着车窗抓拍她们匆匆走过的样子，但被对方发现，她们一边躲闪一边怒斥我。我不明白她们说的话，坐在后面座位的阿富汗朋友告诉我，她们说的是：“瞧这个坏蛋！” 恐惧的目光被别人骂心里自然不舒服，但是，我经常安慰自己：“这是我的职业。” 在我从前线发回的数百张新闻照片中，反映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的照片占很大的比重。在我的观念中，原本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是这场战争最主要的受害者。我应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和图片去为她们呼吁，呼吁和平早日到来。在历次的难民营采访中，我见到的最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由于连年的战乱，许多阿富汗男子被迫去当兵打仗，侥幸逃到难民营里的男人，大部分男子又出去干活打工，想方设法挣钱养家，家中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妇女们的身上。“我们拼了命地跑出来，可现在没吃、没喝、没家，我们什么都没有。”两位刚刚从坎大哈逃到扎卢扎伊难民营的妇女“勇敢”地站在我的面前，向我诉说她们几天几夜的逃生经历和眼前的生活窘况。另一位眉头紧缩的妇女看到我拍照，瞪着眼睛毫不客气地质问我：“你能帮我们干什么？”我赶紧拿出几十卢比塞给对方，那位妇女不再说话。难民营里到处是贫困潦倒、神情呆滞的妇女守着她们空空如野的残破帐篷， 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太多的忧伤、恐惧、无奈和渴望。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我的镜头中分明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妇女和这样的目光。在扎卢扎伊难民营外国际救援机构门前，几位刚刚逃到这里不久的妇女蹲坐在地上，苦苦等待着可能的援助。面对陌生的世界，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100 / 185 胆怯。那种恐惧，已不仅仅是对战争的恐惧，更有对前途的恐惧和无奈。出外采访中，几乎随处可以碰到沿街乞讨的妇女和少女。她们中有的已是年迈老人，更多的是妙龄少女。只要我们的车子在路口停下来，站在路边的孩子们就会跑过来，扒着车窗，向我们伸出可怜的小手。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随车的朋友或同事就提醒我：“赶快关窗。”我不忍心关上车窗，觉得那样太不近人情。施舍了几次后却发现，根本给不过来。我的“爱”是可怜而有限的。与生活在甜蜜生活中的现代女性相比，这些挣扎在战争阴影下的妇女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她们期待战乱尽快结束，自己能够回到家中，过一种普通的女人的生活。握手遭遇在白沙瓦，我曾有过两次与女士握手的“不平凡”经历。每一次都让我记忆深刻。记得第一次握手是9 月中下旬，那是刚到白沙瓦不久。我和孙浩到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正坐在尼亚兹先生的办公室和他聊天，一位50 多岁的女士走进来， 尼亚兹起身笑着向我们介绍：“这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某某女士。”我赶紧站起来，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和那位女士握手。这位女士轻轻地和我握了握，似乎有些不大自在。等到双方落座后，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白沙瓦见到女士，不要去和人家握手，这在穆斯林国家是不允许的。”同时又讲了些诸如此类的“禁忌”。看到我一副犯了错误的懊悔神情，她又赶紧笑着安慰我：“不过，我可以握手。”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那位女士的教诲，绝不再轻举妄动。我不长记性，采访一紧张，脑子里“不能和女士握手”的这根弦就松了。10 101 / 185 月底的一天，我到纳扎尔家做客。当时因为我们已经来过纳扎尔家，感觉和他的家人比较熟悉，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与他们全家人合影时，我正好和纳扎尔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站在一起。合影之后，大家笑着互致问候时，我又不自觉地伸手抓住了老奶奶的手握了老半天。老人家和我握完手，慢慢地抽出手，赶紧笑着走开。我猛然想起第一次的教训，可为时已晚。直到今天，我还在心里一直埋怨自己对不起那位老人家。第十三章：偷喝啤酒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白沙瓦一会儿是抗议示威，一会儿又演变成暴乱冲突、军警镇压。“整天采访像打仗一样的抗议活动，真烦了！”一天，孙浩有气无力地说。眼见这些日子，1 米8 多的孙浩又消瘦了许多，原本才100 斤出头的他，现在可能只剩下90 多斤了。这几天的抗议冲突事件，也把我搞得疲惫不堪。一天到晚抱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东奔西跑，回来还要趴在电脑前发稿，我的体力也感觉有些支撑不住。晚上回到屋子里，通常是一躺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孙浩诚恳地告诉我，我打呼噜的水平又有提高。我们在白沙瓦居住的小旅馆，位于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大学城。说是叫大学城， 却看不出什么大学城的模样，街道和建筑显得破旧凌乱，为数不多的几栋高层建筑也是黑乎乎的，我和孙浩调侃过，与北京海淀的大学城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我们住的旅馆是在当地最常见到的那种私人旅馆，一栋不大的二层小楼，一 102 / 185 共也就十几间客房，其中多一半客人都是记者。在战时的白沙瓦，我们把这家几乎被记者包下来的旅馆称为“记者之家”，一是叫起来亲切，二是减少些想家的念头。旅馆条件一般，能够“吃饱喝足”就已经达到了我的要求。这里也有缺点， 有时经常会突然停电、停水。有时候采访回来一身臭汗，刚刚开始洗澡，擦上肥皂，热水却突地没了，我只好咬牙切齿地洗个凉水浴。此外，我还会在旅馆里， 大半夜起床和蚊子们“战斗”。可能是受当地特殊环境的熏陶，这里的蚊子特别凶猛、毒辣，无论我往身上洒多少从香港带来的驱蚊水，这帮家伙还是一个劲地在我身上叮咬，而且叮出的包很长时间都下不去。后来，我曾经担心，被蚊子咬了会给我传染上什么“登革热”之类的传染病。因为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地区一向是传染病的高发区。孙浩打趣说：“巴阿边界的蚊子也很勇敢，根本不畏惧香港的驱蚊水。”无奈之中，我赶忙跑到旅馆前台找法努克要了驱蚊香战胜蚊子。一瓶啤酒40 块！ 10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发完稿子肚子已经饿得难受。可是一想起又要吃旅馆里的“巴餐”，孙浩就大呼“没胃口”。说实话，旅馆的“老三样”巴餐虽说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胃口，还是挺有营养，有咖喱牛羊肉、沙拉、馕之类，虽说通常只有几片干瘪的西红柿和黄瓜条，但动物蛋白和维生素也算齐全了。按我的理论，已“基本可以补充每天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当然，如果每天都是这一成不变的两样饭菜，味道又咸、又辣，咖喱味十足，确实有些让人倒胃口。“要能喝瓶冰镇啤酒，配上我从香港带来的午餐肉，那才棒呢！”我忍不住也透露出自己的想法。来巴一个多月，我们连瓶啤酒也没见过。 103 / 185 “干脆，咱俩去找个地方喝杯啤酒吧。”我俩一拍即合。当我们把想法告诉门口的司机时，老巴司机吃了一惊，连连摆手说：“违法的事我可不做。”按照当地普什图族的民族宗教习惯，当地人是禁止饮酒的。我曾问旅馆一位混熟的小服务员，他是否喝过酒，他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然后告诉我，那属于一种“犯罪”。“当地人不允许喝酒，可我们是外国人。”我俩这样想。我们一再向司机解释，说只是自己买瓶尝尝，绝对不会说出去。看我俩不像那种容易出卖朋友的人，老巴总算答应拉我们去找地方。车子开出城时，外面漆黑一片。我们跑出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要去的地方。街上没有路灯，也见不到什么人影。我们每次问司机还有多远，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答说：“不远了。”其实他并非态度不好，而是有些害怕。因为如果我们属于“犯法”的“主犯”，他就成了“从犯”。“荒郊野岭的，这哥们儿不会把我俩骗了吧？”我们心里开始犯开了嘀咕。“唉！要真是打劫的话，就把身上的东西都给他们，给咱留条命就行。”我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更加忐忑不安。车子左转右转，终于在一处僻静的小院中停下来。院子里黑乎乎的，隐约看到前面有几间小房子。司机示意我们别下车。他独自走进一间昏暗的房子里，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过了半天，司机和一个老巴匆匆忙忙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司机走到车边飞快地从怀中掏出两个瓶子，塞进车里。“600 卢比。”司机喘着粗气说。“600 卢比，约合80 块钱人民币，差不多合40 块钱一瓶！”这个宰人的价格实在让人惊讶不已。“像北京这样高消费的城市，一瓶燕京不过卖两三块钱。” 104 / 185 我气哼哼地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司机和老巴很不情愿地以300 卢比的价格，卖给了我们两小瓶啤酒。为了安全起见，司机把两瓶啤酒塞到脚垫的最底下，然后一路飞快地往回赶，途中还不停地提醒我们：“不要开窗！” 回来的路上，经我们一再追问，司机才告诉我俩刚才到过的地方属于部落地区。听了他的话，我们既有些后怕又有些后悔。怕的是，深更半夜跑到部落里要是出点儿事，可真麻烦。后悔的是，我俩不该这么嘴馋。回到旅馆，一杯啤酒下肚，原本有点儿酒量的我感觉有些飘飘然。“这酒里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我涨红着脸，感觉浑身有点不对劲儿。孙浩开玩笑说，我要么是酒精过敏，要么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后来听分社其他同事说，其实，我们喝的酒叫“茉莉啤酒”，里面根本没有酒精。土老外同事都说巴基斯坦没什么好吃的，我却对街上推小车卖的烤玉米和旅馆里的大饼（当地称为‘馕’）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有到农村钻玉米地掰人家老玉米的经历，如今在这里见到玉米，感觉特别的亲切。第一次吃玉米是和孙浩去伊斯兰堡无线通讯公司大楼，办理手机的入网手续。在大楼门口，我看到一位推车的老巴推着一口大锅卖烧烤的玉米和玉米粒， 做法新鲜：用木柴烧烤的大锅里装满碎沙石，伴入盐、辣椒等佐料，将玉米或玉米粒放入混合烧炒，并用木棒不停地搅拌。我买了一包尝了尝，又香又辣别有风味。便多买了一包带给正在营业厅里办事的孙浩。谁知孙浩似乎并不领情，反而用埋怨的口气说：“别吃了，那边的服务小姐看着你呢。”我一扭头，柜台旁边一 105 / 185 位漂亮的巴基斯坦小姐正微笑着望着我，那份表情显然是见到一位“土老外”。土不土、洋不洋，我不在乎。平时采访一忙顾不上吃饭时，我经常挎着相机， 沿街买上两包用废报纸包着的玉米粒，站在卖玉米的破车前，一边和老巴聊天， 一边大吃起来。有时随手多买一包，塞给同事，人家老担心不干净经常婉言谢绝。后来为了讲卫生，我不再用手抓着吃，把用报纸包着的玉米粒往嘴里倒，可那形象又引来过路人不少好奇的目光。我们在白沙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中国餐馆，叫九龙中国餐馆。据说这是白沙瓦惟一的中国餐馆。60 多岁的主人是从印尼来的华侨，根本没回过中国大陆。这里的饭菜与其说叫“中国菜”，不如叫“中巴菜”，吃起来总觉得味道挺怪。后来在我们强烈要求和具体地指导下，老板才终于给我们做了两碗白菜面条汤，算是让我们解了解馋。据说这家餐馆在当地还算是高档饭店，能够在这里就餐的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常有同事总结，干摄影记者这行，特别是去战场采访的记者，一定要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的前提，是必须有个好胃口。第十四章：我们的塔利班雇员10 月中旬，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进入第二周。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神，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搅得白沙瓦整日不得安宁。有消息说，美国的特种部队突袭了塔利班的老巢坎大哈，可很快又被塔利班吓跑了。美国五角大楼说，空袭取得了预期目的，基本摧毁了塔利班的防空力量。而塔利班称，曾击落了美军的飞机。我随时关注着战争的变化，但更焦虑自己下一步的任务。是继续留守白沙 106 / 185 瓦？还是进军阿富汗？我始终在等待着上级的指令。有一天，突然听到一位当地记者说，塔利班驻伊斯兰堡使馆正准备组织一批外国记者赴阿富汗境内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孙浩临时决定立即返回伊斯兰堡。我们连夜赶回伊斯兰堡。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有关塔利班组织记者赴阿采访的事情，并向前方报道组力陈争取这个机会的重要性。分社首席告诉我们， 曾请示过有关部门，并看过相关文件，考虑到安全没有保障，上级指示我们暂时不参加这种采访。我和孙浩顿时大眼瞪小眼。上级已经定了“戒规”，我们还能说什么，只得眼睁睁地与机会失之交臂。后来回到北京，总社副社长马胜荣找我谈话表扬我时，我仍然有些耿耿于怀， 一股脑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塔利班组织的采访最安全、最方便，是我们进入阿富汗采访的最佳时机。丧失这样的机会，对报道是个损失。”听完我的话，马社长微微点点头，然后告诉我，当时不让我们进阿富汗采访，主要还是担心安全问题。如果再出现像上次科索沃战争中中国记者遇难的事情，不仅自己的家人接受不了，还可能因此给国家带来各种难以预料的影响。他又举例说，美国空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包括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在内的3 名中国记者遇难，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许多地方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听了社长的话，我明白了许多。原来这里面还有许多需要“讲政治”的问题。可当时，我确实想不通，一连几天都气哼哼的。后来，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外国记者从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发回的新闻和图片，我心里更是酸溜溜的。战争爆发后，伊斯兰堡街头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许多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公 107 / 185 共场所都加强了戒备，一些主要的路口搭建了临时防御工事和掩体，增派士兵把守。那时间，在伊斯兰堡当兵的似乎和老百姓一样多。10 月中旬的一天，我出外采访。走到总统府附近，我诧异地发现堂堂正正的总统府前，竟然也有一处用麻袋垒起的掩体，士兵在里面站岗。我用长镜头抓拍几张之后，走近隔在掩体外的铁丝网拍摄。这时一位大个子士兵走过来，冲我连连摇手。我连忙说是来采访，大个子点点头不再管我。一看对方不管，我想干脆到掩体里面去拍，便一猫腰准备从铁丝网中间的缝隙往里钻。“站住！”那位士兵猛然转过身，大声冲我喊道。一看事情不妙，我连忙缩回身。士兵冲到我跟前，满脸愤怒地抬手向远处一甩，命令我：“走开！” 走至10 多层高的沙迪大厦（SaudiPKTower）时，我发现不仅地上有不少警察站岗戒备，就连楼顶上也晃动着巡视的哨兵。这里是联合国等驻巴机构的大楼， 在伊斯兰堡算是比较高的建筑。我过去探问得知今天要有抗议活动，警察们提前过来戒备。我边寻找新的拍摄目标，边等着游行队伍的到来。等了近一个小时，示威者也没露面。其间，几个警察闲来无事，坐在地上打起牌。看着戒备状态中闲散的警察， 我举起相机刚拍了一张，就被一位表情严肃的老警察制止住。我想，他大概是怕我把照片登出去，让上司看见后会臭骂他们一顿。这时走过来遇到一位据说是到过北京的什么警察局的局长，他硬拉着我给他拍照，还给我留下地址，让我把照片寄过去。在伊斯兰堡等了两天，我开始感觉有些无事可做。街上的那些新闻，都已经让我拍得差不多了。此外，分社的位置相对偏僻，信息来源不多，有些时候还要 108 / 185 坐等新闻。比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10 月16 日访问伊斯兰堡时，我急得火上房， 到处联系想去采访，竟被告知：“只能在分社等着人家发邀请。”结果老鲍上午开了记者会，下午就走了。等到最后，“邀请”也没来，我们什么也没采访到。一时抓不到大新闻，我就每天坐着出租车满街转。伊斯兰堡的出租车一般分黑色和黄色两种，大都属于那种“超期服役”的车辆，跑起来晃晃悠悠，声音很大。别看车不好，出租司机还不错，常向我提供一些信息。老巴司机都喜欢我这种乘客——没什么目标，满街跑。秋天到了。路边宽阔的草地和成片的树林，在阵阵秋风中显得格外寂静。远处的群山在阳光的映照下连绵起伏，清晰可见。可眼下，美景是别人的，我根本无暇欣赏。如果可能的话，等战争结束了，我再来专门观赏这异国的美景吧。那些天，我陷入难以自拔的郁闷之中。要么躺在分社的地铺上，望着天花板发愁；要么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发呆。去不成喀布尔，也找不到提气的突发事件，我心里真着急。退而求其次，我遵照总社的指示精神，寻找些和战争有关系的内容采访。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采访拍摄些反映市民生活的内容。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费萨尔清真寺在远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壮观。我对它并不感陌生。1995 年我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第一次访问伊斯兰堡时，曾到这里参观。这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前是一处宽阔的草地。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学生从草地上走过，他们都是来这里参观或是秋游的。不远处，有两位青年男女坐在浓密的树阴下倾心交谈； 一位年轻母亲怀抱婴儿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身边的一对儿女快乐地奔跑着、享受秋日的阳光。眼前的和平景象，让我烦躁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舒缓。 109 / 185 我将眼前的画面一一摄入镜头，以“战争中的人们更渴望寻回平静的生活” 为题，将稿件发回总社。尽管发回的稿件被统统“枪毙”，但那些镜头代表着我希望战争早些结束的心声。我没有泄气，继续按照后方指示，去拍些反映当地民俗风情的图片。我终于在一个市场里拍到一个趴在桌上绣花的小伙子。据周围人说，他绣花的技术在这附近很出名。我将小伙子专心绣花的照片发回了总社，心里却很别扭。要知道，那是当时新华社惟一战斗在巴阿前线的摄影记者，憋得没办法竟然跑去拍男人绣花的结果。三进白沙瓦憋了几天，实在受不了。这不是我的风格，也不应是战地记者的工作状态。10 月20 日，我和孙浩决定第三次奔赴白沙瓦。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凉，我似乎感到先前的斗志随着窗外的风渐渐冷却下来。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我担心当初心中那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怀已开始消退。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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