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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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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趁此机会，王ND064运表示要辞去自己的国史馆馆长和参政院参政的职务，其“理由”具于呈文之中：“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在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职兼各职事。”所谓“帷薄不修”，也就是内宅家眷行为不够检点之意。当时，王ND064运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保姆周妈，特别爱张扬的王ND064运公开对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时报》发表了《周妈传》；一首写王ND064运与周妈关系的《老荡子行》传遍全国；北京的《顺天时报》还揭露了周妈左右王ND064运，在国史馆招权纳贿等事。因此，他在辞呈中说：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这个辞呈是话中有话，把周妈当做挡箭牌，借坡下驴。于是，他把国史馆的大印交给杨度保管，11月间登车而去。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忘了给袁世凯写信，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不过信中主要提到了国史馆经费不能到位，馆职本属名誉性质，因有月俸，遂成利途，弄得他很不开心，于是，便掼纱帽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借口。章太炎就说：“缃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如此。”
令人奇怪的是，一辈子都幻想要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起“谋主”作用的王ND064运，为什么面临着即将出现的洪宪王朝，却不肯与袁世凯合作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已老，阅历已多，不太愿意陷入前途莫卜的冒险中去，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不愿意在他驾下称臣。王一生热衷于“帝王术”，要选“明主”而事，抓住非常之机会，谋划非常之韬略，建立非常之功业。换句话说，“帝王术”就是物色、选择、辅佐“真龙天子”的权术，其中“物色”是第一义的。杨度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感，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大多吻合，他把袁看成当时的第一伟人。而王ND064运与袁世凯没有个人渊源，对于他没有特别的好恶（袁处理他的门生宋育仁一案，还使其虚惊一场），因而，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客观一些。比如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也是畏首畏尾的，不仅要各省之“公推”，又要广询“民意”。对此，王ND064运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专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没有受过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的王ND064运主张的，更是“原汁原味”的纵横家的一套，只要有力量就有理，只要拥有最后的胜利就拥有了历史。这是原始纵横家观察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原则。在王的眼里，袁世凯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其帝制操作更是瞻前顾后，当断不断。因此，王ND064运虽然也认为“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只有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是袁世凯断非未来皇帝的适当人选。用他给杨度信中的话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因此，他劝杨度不要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最好是回乡隐居。当民国4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时，此时在湖南的王ND064运还是“遥领”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杨度只好替他拟了一个“劝进电”，以应付袁世凯。据小说家言，因为王的“劝进”是有代价的，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ND064运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
二
杨度虽然不是洪宪王朝的权力核心人物，但他还是进入了袁世凯的圈子，是袁能向他讲私房话的人。自1912年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就不断地向皇帝这个目标努力，而且，做了许多为帝制作铺垫的事情。然而在公开场合，谁要谈论复辟、谈论帝制，还是要受到惩处的。湖北商人裘治平上书大总统，说“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请袁世凯下令恢复帝制。袁借此下了一个很长的命令，严惩裘治平，以表白自己对共和的忠诚。公开不能谈论帝制，而心中又常惦记着做皇帝，这种心里话袁世凯是可以与杨度说的。杨度自然明白袁世凯的心理，所以杨度公开谈论帝制就会受到袁的保护。他之所以敢于打出“研究学理”的旗号建立筹安会，这是得到袁世凯秘密授意的。表面上，杨度们说建立筹安会是为了研究一下看什么制度更适合中国，实际上是想探测国人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态度。当有人向袁世凯指出，杨度等人搞的危害共和的帝制活动应予取缔时，袁搬出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作为挡箭牌，仿佛是个人权利的捍卫者。杨度自己认为他从留日以来就守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十多年来不变，因此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他把这场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的政治赌博，美化成实现自己政治追求的理性活动，事后也决不认错。实际上这是欺世之言，难道他不知道，他挑头办的筹安会是与袁世凯在演双簧？杨度在拉严复进入筹安会的前一天，到严家对严复说起数日前他打麻将赢钱的经过，“挟二千金之天津访所眷某姬，约友作雀戏，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会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然后自摸成和，“一次所赢，已逾万金也。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以有所图，必当如愿。”杨度认为自己正处在洪运高照之时，会一通百通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杨度才办筹安会。在动员严复加入筹安会时，杨说：“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将扶摇上青天。吾不得已告公博ND237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从，何鳃鳃虑夭阏也。”通过洪宪王朝获得个人的发达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王ND064运和杨度（3）
洪宪帝制活动中，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没有多少。袁是北洋集团的缔造者，北洋集团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不是他提拔的？可是连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所谓“龙、虎、狗”），不是站在帝制活动之外（王士珍），就是阳奉阴违，而且，背后还搞小动作（段、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幕府高参张一麟，公开向袁讲明他不赞成帝制，而且劝袁世凯也不要这样做；甚至连“皇二子”袁克文也“作讽诗示几谏之意”，他的《感遇》中写道：“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盛传于当时，气得袁世凯把他拘禁在北海。这些是被袁世凯所知的其内部不赞成帝制，或不积极支持帝制的人物。就是那些洪宪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自称是袁氏父子“开路先锋”的“四川将军”陈宦，在袁世凯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除了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外，当时帝制不得人心的大环境是个决定因素。
非常奇怪，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没有那些北洋军人们深，然而他对帝制的忠诚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洋军人们都已有了实权，袁若做了皇帝必然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客气点的是杯酒释兵权，残酷一点就是身首异处，自然他们不会支持帝制活动。而杨度则是要通过支持帝制来获取权力的。
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杨度显得特别笨拙。他本来是立志帮忙的，目标是“洪宪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所以才办筹安会，第一个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旗号。没想到筹安会毫无作为，只在“征求民意”上下功夫。难怪王ND064运嘲笑他，说“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无愧是搞“帝王学”的专家，哪个皇帝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呢？杨度的“迂”，使得他从帮忙滑到了帮闲。《洪宪纪事诗》中所记筹安会的活动，大多属于帮闲一类，许多是很可笑的。如《洪宪纪事诗》第九十九首：
讲经别会定南池，一卷楞严报主知。
说到波斯亡国事，城东黑夜走禅师。
这首诗说的是筹安会建立后，杨度、刘师培（北大教授，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以儒教为经，迎衍圣公孔令贻入京。孙毓筠自命耽精佛典，乃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这两位禅师被迎到北京后，在东城的锡拉胡同设静禅堂，听讲者每日达数百人，上至“皇子”，下到洪宪群臣，都有人来听讲。有一天，月霞升坛讲“俗念”一章，他说：“万事皆起于欲，万事亦败于欲。至人无欲，能通佛路。达人去欲，乃获厚福。常人多欲，一切事业，纵因欲兴，亦因欲败，事成知足而能去欲者鲜矣！天道之盈亏有定，人生之欲望无穷。当日波斯国王，征服邻近诸国，身为皇帝，仍穷兵黩武，欲使世界无一存在之国。一旦事败，内忧外患迭起，国破而身亦随亡，足见欲望者为败事之媒，是以君子务慎欲也。旷观世界历史人物，做小官者，欲为大官；做大官者，欲为宰相；得做宰相，欲为皇帝；既做皇帝，又欲长生不老，求仙寻佛，以符其万万岁之尊号，皆‘欲念’二字误之也。”这本来是中国道家、佛家的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月霞大师没有想到其座下的听众正是一帮“欲为大官”、“欲为宰相”、“欲为皇帝”的名利之徒。他的这些话，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于是，这些听众大怒，纷纷指责月霞是“藉口说法，诋毁当今”，甚至要把他送到军法处，按军法处置。吓得孙毓筠连夜把月霞送往丰台，坐火车逃往天津。本来是想通过“三教”名流在北京讲坛上宣扬其教理，以体现盛世能包容一切，最后还是弄巧成拙，可笑之极。
像这一类事情，杨度、筹安会干得很多。如“论证”共和制度没有力量，因为它是女性，因为《汉书·外戚传》所载汉代宫中女官里有“共和”这个名号，严复等就把共和制度定为“女性”。于是，筹安会的理论家们就说，实行共和制度，国家必弱；帝制是阳性的，中国只有靠帝制才能富强。又如，当年北京郊区闹蝗灾，蝗虫遍地都是。这时筹安会的考证家们又提出，蝗虫背腹皆显现出“王”字，这是上天藉此预示着人间将有“王”产生了。正如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对袁世凯所说的，“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杨度立志帮忙，却成了帮闲。
袁世凯对帮闲人物是持可有可无态度的，杨度在筹安会运作起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从袁世凯的帝制策划人，慢慢滑向“皇太子”袁克定，成了他的高级幕僚。洪宪帝制活动中最积极的实际上是袁克定，如果说袁世凯搞不搞实际的帝制，当不当真皇帝，自他做了大总统之后到他死，都一直是有点犹豫的。可是袁克定一心一意想的是促成帝制，把老爸赶紧捧到皇帝位子上去，将来他好接班。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杨度是非常一致的。袁克定退居小汤山之后，每天与杨度往来，事无巨细都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人说，“杨度言论，代表克定”，这对杨度本意来说也许是个悲剧。其实，他帮助小袁做的无非是如何坚定袁世凯对帝制的信心，如何让袁世凯更快地走向皇帝的宝座。杨度在协助小袁的过程中倒是充分运用了“帝王术”，像老袁只看《顺天时报》，小袁就伪造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报上刊登的都是支持“洪宪”帝制的文字，这种“奇谋”，可能就是杨度的主意。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奇谋”，早就被战国时代看重“术”的纵横家嘲笑过了。
《洪宪纪事诗》记载杨度在洪宪帝制活动中的种种作为，除了丑恶一面外，大多是喜剧性的，令人感到可笑可气。之所以说是喜剧性的，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严肃和崇高的成分。而杨度认为洪宪帝制活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软弱才使其中途夭折。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1916年，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杨度对此不满，于该年4月10日辞去参政职务。之后人们追究帝制活动的责任，要求袁世凯从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杨度于4月20日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表示反对要求“元首退位”。当然，这些都是激愤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不仅不错，而且，正确得很。人们把洪宪帝制看成滑稽戏、闹剧，但杨度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确实也只有他演到了最后，戏的主角袁世凯的精神和身体都顶不住了，他第一个退场了，从皇帝位上下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于6月6日病死。临终之前，他的遗言是“杨度误我”。次日，杨度到袁府上吊唁，他用丈余长的贡缎书写了挽联，从中可见其对洪宪帝制事件的认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以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副挽联的用意很明显，是说中国特有国情，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共和制度耽误了中国，而且勉强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也败坏了共和制度的名声。下句是批评袁世凯轻易地放弃了洪宪帝制活动，结果不仅自己吃亏，而且，也败坏了君主立宪制度。
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为了满足各地各派反对帝制者的要求，由黎发布通缉“洪宪帝制”分子的命令。被通缉者，最初主要包括筹安会“六君子”和以朱启钤为首的“七凶”，共十三人，或称“十三太保”。后来“十三太保”中的许多人因有各种关系而被保护除名，惟有杨度等个别人不得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杨度藏到天津租界里，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也决不认错。不仅对他所敌视的段祺瑞如此，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时，杨度请孙先生实践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准许他加入国民党，孙先生要他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杨度仍然不肯检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筹安会的“副理事长”孙毓筠，孙写了“忏悔录”。不过，到了晚年，杨度以加入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组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为国之心。这是不是“帝王术”的再一次实践，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
大儒杜甫（1）
大儒杜甫
1问题的提出
读杜甫诗近四十年，真正能够读懂杜诗是在十年内乱时期。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全村仅有八户人家，为了节省开支，老乡天一黑就上炕睡觉了。没有早睡习惯的我，要靠阅读消磨永夜。当四壁沉寂，灯影幢幢，一卷杜诗，仿佛是多年相识的老友，可以
寄情、可以对语，可以得到安慰，也可以从中认识生活。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战乱和社会动乱的感受是类似的。“文革”之初，那时“革命小将”争相表现其残忍，乱杀无辜、无法无天的情景，至今在诗歌创作中也没有得到生动的表现。而杜甫许多作品是描写战乱的，他在《草堂》一诗中描写了当时成都战乱时，乱兵杀人取乐的情景：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ND066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
古今多么相似。可见人类本性中攻击性的一面，如果没有法律或道德律令的节制（就是诗中说的“纪纲”），再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挑动与唆使，便会干出极其残忍的事情来。这些残暴的乱兵把杀人当作一种娱乐活动，他们已经丧失了人的本性。杜甫不仅关切刀下屈死的冤魂，而且，他还质问那些以“鬼妾与鬼马”为取乐的杀人者，难道他人的痛苦就会成为自己的“威福”和快乐吗？这样的人还能算人吗？杜甫关心的是世道人心，才把它写到诗中，留此存照，供人自省。当人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读到杜甫这首《草堂》都不能不怦然心动，促使我们追问：难道人都变成野兽了吗？几千年的文明积淀，难道会在一个早上扫地以尽吗？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人们，如果喜欢或读过杜诗，都不能不为杜甫描写的社会现象和他提出的问题所震动。
如何认识杜甫呢？为什么他如此关心世道人心，并把这些写入自己的诗中呢？这是被杜诗感动之后的思考。过去，有些论者往往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的胜利”。人性中是有执着于现实的一面，为什么有的人一度关注现实，后来转为不关心现实了呢？如诗人王维早年关心现实，中年以后变为逃避现实，沉迷于佛教，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其头脑中的指导思想变了，这是对的。杜甫也是如此，他自始至终执着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然而，“文革”中没有人这样说了，杜诗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被当作“四旧”之一，扫出了“文明”的门槛。
2《李白与杜甫》引起的话题
1971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书中对杜甫竭尽诋毁之能事，看了很使人生气。有时下放人员在公社开会，遇到同事、同学对此书多有议论，不满者居多。《李白与杜甫》在诋毁杜甫时是与批判儒家思想并行的。郭沫若也把杜甫看成是儒家的，在郭老看来，凭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杜甫作品的罪状。1974年以后搞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孔子与林彪并称，儒家又一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要否定杜甫，当然就更方便了，因为，有杜甫的自我交代作证：他承认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儒生；要肯定他的难度加大了，首先要择清杜甫与儒家的关系（当时有的文学史家为了迎合时风就是这样做的）。这种风气直到粉碎“四人帮”多年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980年3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李白与杜甫》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针对这一点，我说：
“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影响，但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是《孟子》中“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名句的改写，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虽然，这些说法至今看来也不能说错，但是当时之所以如此说，是有意要规避杜甫与儒家的关系的。这样既不符合实际，也反映出在我内心还是把儒家社会影响看成是负面的，特别是对杜甫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伟大诗人。
经过了二十年对儒家思想和杜甫及杜诗中所表达思想意识的研究，我感到有必要对儒家思想、杜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出新的阐释。
3黑格尔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
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很蔑视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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