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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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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路总是围绕着斗争而展开：
“从我上井冈山起，就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溜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大为恼火。”毛泽东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觉得奇怪吧？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在当时可就是我的罪状呀。但秋白等人一句话，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传到井冈山以后又说把我的中央委员也给撤掉了。又有人说把我的党籍也给开除了。这样一来，我们那些在井冈山打游击的人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你们看，井冈山的人对我好吧？我是永远也忘记不了这里的人民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几乎是彻夜难眠。
他对汪东兴等人说：“这次上井冈山，许多的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给你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军队也不是完全纯洁的，军队里也是有派别的。军队里的人也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常常要闹事的。我们军队几十年里就有人喜欢闹事。你有什么办法呢？闹就闹吧，闹一下子也不要紧，闹一闹就不闹了嘛。闹得最厉害的是张国焘。他自以为他的人多、枪也多，要求中央得听他的。其实人多枪多不是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你的路线对不对。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乱子没有少过，有人在井冈山闹，在江西也要闹，赣东北也闹，中央苏区也闹过，一直到了延安还要有人闹。现在就没有闹了吗？照样有人闹。闹就让他们闹吧，这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你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掌握主动权，作好应付的准备。”
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写出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新词。
许多中央领导人品味很久，但是很难理解毛泽东隐含在词内的奥妙：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江青最先得到毛泽东写的这首词，她把这首诗词送给了张春桥看：“这是主席最近的新词，你能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吗？”
张春桥看了后，赞不绝口：“写得好，写得好！毛主席的气势和胸怀真是无人能比，联想到主席最近接见外宾的谈话，我认为这是主席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发出的战斗号召，那就是随时准备重上井冈山。当然，这个井冈山是革命的象征，是有政治上双关语的。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我张春桥生是毛主席的坚强战士，死是毛主席的忠实卫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随时准备上井冈山！”
江青佩服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敏感和远见。她点点头说；“你理解主席的诗词，理解得很有见地。”
是的，张春桥看到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会见外宾时，所谈的几句话，思考了很久。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推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是究竟能否避免，还要靠我们的斗争和努力。我本人是作好了被人家打倒的准备的。”
张春桥把这句话和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联系起来，又和江青布置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考虑得自然就很深远了……
第十八章 柳暗花明
＇在军事上要攻克敌方阵地，一定要寻找突破口，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如此。当他和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从彭德怀的微笑里再次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于是，他终于找到了全面反击的突破口……＇
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催促下，毛泽东终于同意彭德怀出来担任三线建设的副主任了。他说：“西南三线建设现在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那我们一起和彭德怀同志谈一谈，请他出山，就担任这个职务吧！”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一）领导和督促监察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二）领导和督促监察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三）领导和督促监察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四）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文件规定的三线总指挥部的任务后，做出了决定。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左右，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等候着彭德怀。到八点钟的时候，彭德怀来到整整六年他再没有去过的曾经是非常熟悉的神圣之地，感慨万千，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眼角流露出了笑意，很难令人解释的笑意。这个倔强的汉子被冷落了六年后，竟然泛起了强烈要求出来继续工作的欲望，一次一次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终于使毛泽东再不能置之不理了。
毛泽东拉住彭德怀的手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恩来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不能来了。我们一起谈谈吧。”当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都到齐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照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彭德怀说：“过去的问题今天不要再提了，让历史给我们作结论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的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按照你所说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让他到三线是我考虑决定的，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这件事，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局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们来找我谈。就这样吧！”
他在和彭德怀谈话以后，彭德怀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怎的，这一微笑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刺激。他对江青说：“彭德怀和我握手的时候，那丝微笑很恶毒，他似乎他觉得赢了，他要东山再起了。连刘少奇也露出了亲近之意。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了。但是，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是他们高兴得大早了。
江青说：“你要考虑到放虎归山的后果。”
毛泽东的脸色一变，随即恢复了常态。他沉吟片刻，想了想才说：“江青呀，我现在同意你的那个主张了，公开批判《海瑞罢官》。时机已经成熟了。过去我总是限制你，是为了让你体会到我的难处，一旦出了后果，我们也有一个退路。现在，退路没有了。我们只有进攻这一着棋子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躺在沙发里，闭上了眼睛，思潮陷人回忆之中。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个党可是经过了大灾大难的党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率领的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这时，蒋介石派来的追兵也步步紧跟而来。我在第二天就要召开军队干部会议研究歼灭敌人的追击，刘少奇呀彭德怀呀这些人不大同意。刘少奇说：‘红军还是先休整一下再打仗吧，我军的疲劳已经到了极限，在再打仗怕有困难。’彭德怀也跟着说：‘恐怕会把我们的底子打完了。’我当时就顶他们：‘到了陕北还不割掉尾巴，还要把狼引到根据地来吗？我们疲劳，敌人跟着也很疲劳呀，我们以疲劳打疲劳，加上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都对我们有利，消灭敌人是有把握的。’这样，我又在吴起镇的庙台亲自给红军战士作动员，才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江青说：“我早就知道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天生是老右倾。从来是惧怕敌人的，但是对我们自己人他们很凶哪！”
毛泽东的思维还陶醉在当年的炮火中：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我把部队兵分三路从三道川出发，到了我们的埋伏地。我到五点多的时候来到指挥地，在一个山腰里调兵遣将呀。到七点多的时候，敌人的追兵过来了，都是骑兵。我马上下达攻击的命令，整整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歼灭了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的一个团，击溃敌人的三个团。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这就是抓住了时机，选择好了打仗的突破口。现在，我觉得你抓《海瑞罢官》抓得好。抓到了我们对手的要害处。彭德怀是死老虎，弄得不好也会缓过劲来变成活老虎呀。”
江青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真正意思了。
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特意嘱咐：“这件事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不管写成写不成，此事不能让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人知道，也不能报告总理。总之在未发表之前，这件事一定保密。”
她这种超乎平常的态度，愈发使人感到蹊跷和不安，他们都以种种借口婉言拒绝。
“好呵，北京真是一块独立王国了，看来我们插不进去。”江青对康生说。
康生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你往后看就知道了，这里面的东西深着呢。许多问题，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暴露的。这些年来，我也觉得要在北京办一些事情十分地艰难。
“康生同志，”江青笑着地改变了口气，说：“主席让我到上海看一看，换换空气，我觉得是南方的气候好一些。为什么主席不愿在北京呆着，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是嘛，哦，我也明白了些。”康生依然是那么一副古怪的神态。“我这个五人小组成员，不过是跑龙套的角色。毛主席点了彭大个子挂帅，我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彭真批的一些文件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一条，我要给你早点说清楚。不然到时候，又分不清是非了。”
连江青也听不出，他这话的含义究竟是发牢骚，还是另外有什么含义。
康生对江青说：“我这个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在解决了同苏共领导的理论分歧以后，现在开始往国内的问题上转移。我们的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对国内的修正主义，我看得写九十篇文章才行。国内的问题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根子很深哪。我主张你要再作一些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抓住问题，彻底树立起毛主席在文艺路线上的权威，把他们彻底摘掉才行。用四清的办法究竟效果怎样，我还在考虑。”
是的，还在这年的五月，毛泽东在和康生谈话的时候，就这样向他提出：“我们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分清了理论上的是非，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是真正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赫鲁晓夫的下台，表明了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现在是到了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的时候了。谁要说我们国内没有修正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要继续搞革命了。”
康生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反复思考了很久。
毛泽东在单独和他谈话时，多次讲：“有人在秘密地整理我的材料，包括我的讲话和一些人的指示。我是从来不想给别人什么指示的，有的人专门搜集这些，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总结经验，如彭真这些人，我看也有些人是为了秋后算账。到时候人家拿出东西来，你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嘛。”
康生说：“杨尚昆指示一些人秘密录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组织上的解决，就会给一些人留下口舌。我看还是要尽快把他的问题解决。”
他又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间和他、陈伯达等人几次谈话内容，实际上已经给他们交了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实底：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认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找哲学。现在你们这些人搞得东西都颠倒了。党内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你们参加不参加？你们不参加就熟悉不了哲学在我们党内的运用。所以，我劝你们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党内包括最高层斗争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不能太保密了。”
陈伯达说：“我在天津搞四清，就接触到了许多严重的阶级斗争，都是和上层有牵连的，也就是说，幕后的党内走资派活动得很隐蔽，也很厉害。”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和他们谈话也很坦率：“你们多搞点阶级斗争，那是个真正的大学。什么北大、人大，究竟哪个大学好？我看还是阶级斗争的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我们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过去读过孔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当然也学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老师还讲了教育学，也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是社会斗争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充其量是个小学教员，中学只是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后，我学过的那些东西搞革命根本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书，可以查文字，至于内容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爱仁，实际上是爱那些剥削者。我都是如此，你们难道能例外吗？”康生说：“我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走过了一个过程的。我在中央机关里接触的都是最尖锐的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叛徒和奸细把你出卖了。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次主席号召全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农村和工厂去搞四清，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今冬、明春，你们分批下去。都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这次，刘少奇把他的老婆王光美派下去搞四清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离开了中央的规定就不好了。她下去也无非发几天烧，知识分子就是不能吃苦，经过锻炼，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你们都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总之，你们不下去就取不得对阶级斗争的发言权。”
康生说：“如果不接触实际，我们的各种研究所快要不食人间烟火了，成了神仙世界。包括现在的哲学，还有光明日报，什么文学，还有那个周谷城，以及他们的经济所也是搞利别尔曼那一套，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毛泽东笑了：“搞资本主义也可以呀，社会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是片面性了吗？我从来就喜欢他们搞点名堂，就怕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才能真正地教育和锻炼出坚定的左派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个手势，说：“刘少奇估计，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同盟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你们看，革命是何等的艰难呀！”
这时，陈伯达插话说：“脱离实际的事情，从古人到黑格尔，古今都有之，于今为烈罢了。波格达诺夫，那察尔斯基是讲造神论的，所以他们并不要求和现实所联系。”
康生马上顶他：“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好一点，考茨基比赫鲁晓夫好一点，热拉斯还讲斯大林几句好话，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犯了错误的，正因为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我们夺取政权，后来才向我们道歉。斯大林对毛主席很尊重，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完整的纲领。我们在革命的实践经验上，要比斯大林丰富得多。”
毛泽东点头后，问陈伯达：“是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谁想到马列主义？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听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意大利、兰杰、富兰克林这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地熟悉起来。”
陈伯达说：“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
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进化，动物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只有人才能进化，要研究自然学史，不学自然科学就不行。要读点书，为现在的斗争需要去读书。我讲的这话和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氢和氧经过千百万次才化合成水。这是一个简单的合二而一。历来说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设有几句话，我曾和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分析、综合，共产党、国民党怎么综合？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最后把国民党吃掉了嘛。吃掉他们也就把他们给综合了。你们说是不是？”
康生笑起来，众人也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动不动就说，跟着国民党走，是看了他们的报纸的缘故。事情就那么简单，我看不见得。我们当时也看报，也没有什么受影响嘛。大学不让学生看《红楼梦》，说是怕受影响。我看完全不尽然。《红楼梦》我看了三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当历史看的，有的人看《红楼梦》不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它的总纲，四大家族都写到了。这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研究历史不用阶级观点就搞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怎么综合？就是吃掉，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而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是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而不是他所说的那套。这些都是要从生活上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说：“杨献珍的那套东西，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个人有点狂妄得不得了了，好像他已经是什么哲学上的权威，多年来一直在犯右倾错误，后来干脆就以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自居。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写过一篇《从斯大林问题上得到的教训》的文章，公开教训我们的党：‘苏共二十大正在走向正常的道路，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对任何人的迷信都是要不得的。我建议今后不要发致敬电，致敬信，不要给领导人鼓掌。这样很难堪，叫人感到很不自然。报刊上今后登领导人的讲话，能砍掉的尽量砍掉。今后也不要对毛主席讲什么英明领导。连他未参与的也说成了什么英明领导，完全是一种讽刺。’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干部轮训期间，公开说：‘党的威信过去很高，现在是一落千丈。有的地方把毛主席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的这些言论，已经接近是反动的了。”
“也可以把他的话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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