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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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代表和上海的帮会大亨们，在聚义堂上商讨反共大计。杜月笙这才明白，原来国民革命中暗潮汹涌，国共两党的分裂，已势在难免。蒋总司令就会在上海有所行动了，青帮务必密切配合。
帮会分子把胸脯拍得山响：“上海劳工中至少也有八成是我们这边的人，如果我们真跟总工会打的话，不用说总工会，就是其他所有的左倾势力，都不堪一击。”［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海帮会开始行动了。
杜月笙亲自挑选的帮会“死士”，组成“中华共进会”，准备以暴力捣毁总工会。与此同时，另一批帮会分子设立了“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秘密帮会纷纷浮出水面，以各种合法社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第45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15）
4月11日，上海的军队忽然散布步哨，戒备森严。上海大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
数百名身穿党军服式、臂缠白布“工”字符号的壮汉，冲击商务俱乐部。工人纠察队一名副队长上前理论，被当场击毙。双方爆发枪战。二十六军第二师派出第五团前来，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另一批青帮弟子在杜月笙亲自指挥下，攻占了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商务印书馆。
南市方面，二百多缠白布黑“工”字臂章的青帮死士，从法租界南洋桥乘汽车冲入华界，手持手枪、盒子炮、炸弹，分三路包围了南车站前的华商电车公司，向纠察队开火进攻。沪西曹家渡也出现了佩戴白布“工”字符号的帮会弟子，冲击申新、民生、丰田各纱厂工会，将工会委员长等四名工会领袖当场打死，又将各工会砸得稀巴烂。
纠察队被“尽解其甲”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工人和市民在4月12日举行群众大会，向国民党严重抗议，并要求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和取缔反动团体。
“反动团体”显然是指杜月笙的“中华共进会”。但当天的谈判，并无成果。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再于闸北青云路召开大会。工人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行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突遇第二师士兵向游行队伍开枪，驱散人群。并用机关枪扫射，死者血流街头，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其时雨势甚大，宝山路上血流成河。附近各商店纷纷闭门停业，居民惊恐万状。
4月14日，由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中国济难会被查封。4月15日，国民党部分中委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改为谈话会），宣布清党和奠都南京。推举胡汉民为国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军总司令。18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后，农民运动的中心，也从广东移至湖南。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会议，对日趋高涨的农民不满情绪和农村骚动进行了讨论。毛泽东主张急进的土地政策，即使引起国民党的对抗，也在所不惜。中央犹豫再三，依然决定采取抑制的政策。
究竟农民运动有没有过火的地方？是不是犯了幼稚病？要不要加以纠正？对这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一直没有定见。他们时而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时而又主张征收土地税；时而是土地赎买，时而又是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
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局已定，国共两党势必分道扬镳。
1927年4月，蒋介石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和共产党决裂了，广州立即步其后尘，从南部到东部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屠杀共产党的血腥事件。
汪精卫在上海和蒋介石见了一面，便不辞而别到了武汉。他不可能站在蒋的一边，因为他急于要报一年前被蒋逐出国的一箭之仇。国民党现在公开分成了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和上海的国民党（蒋介石）。
武汉政府面临来自南方农民、西北地主集团（冯玉祥）、东部资本家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他们简直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当东部资本家公开表明反共态度后，由武汉政府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急忙向工人发出命令：“应该暂时停止对资本家的斗争。”
暮春的长江三镇，这个南北双方的交界点，东西两部的结合处，水和天，春寒与雾气，全都浑然一体，停止不动，凝滞起来了。只有江面上的小舟，似乎还保持着往日的柔和与平静。然而，谁都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了。武汉街头行人寥落，处贴着“不要同洋人冲突”、“让外商企业和工厂复工”、“服从革命法令”、“打倒危害武汉金融市场的蒋介石”、“逮捕造谣者”、“禁止哄抬物价”的标语口号。一种四面楚歌的危机感，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对于武汉政府来说，唯一可以依靠的，似乎只有南方的农民，然而，在土地问题上，他们迄无定论。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4月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会后，特委会成立了一个土地调查委员会，以便确定没收土地的办法和标准。毛泽东指责这是无故拖延时间。
第46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16）
不久，土地调查委员会决定将没收土地的限度定为500亩，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即没收土地只限于没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地主家庭，否则，不管有多少土地，一律不没收。实际上还是政治没收。
在鲍罗廷和国际共产代表罗易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鲍罗廷要继续麾师北伐，其用心和当初孙文北伐有相似之处，是为了避开已经失控的南方；而罗易则坚持先土改，后北伐。罗易是一位39岁的印度人，领导着第三国际中亚局的工作。
4月27日，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关于是先北伐还是先土改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无休无止。
陈独秀对目前的局势深感悲观，他对与会代表们说：“中国革命，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天津、汉口或任何工业最发达的地方都不能发展！”为什么呢？“是啊，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结论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在中国的沿海和中部地区，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占有更强大的地位。”
那么，共产党革命的出路在哪里？
陈独秀
陈独秀宣称：“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到大西北去！因为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积聚起来，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②［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意味着放弃南方！放弃城市！退到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10年后的中共才意识到陈独秀这个意见的价值，但如今西北是冯玉祥等军阀的地盘，他们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很可能会站到在这场角逐中占据上风的蒋介石一边，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起来反对陈的意见。
只有鲍罗廷表示支持，但他的出发点是觉得大西北离苏联较近，容易获得物质上的援助。他竭力主张继续北伐。
武汉的国民党赞成鲍罗廷的主张；共产党则意见不一，有人建议南伐，回师广东；有人建议东征，先打倒蒋介石再说；有人支持鲍罗廷的意见；也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想办法保住两湖？在一片异议蜂起声中，蔡和森断言“北伐和东征都不是我们的事！和我们毫不相干！”他劝告自己的同志，“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了，让我们来干自己的事情，取得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就是说，让我们注意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即解决两湖问题！”②
所谓两湖问题，就是立即占领粤汉铁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向湖北和广东进攻。这意味着和国民党公开宣战。鲍罗廷期期以为不可，共产党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决裂。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提出了许多解决时局的方案，但没有一个是切实可行的，几乎全是纸上谈兵。大多数人都在有意回避土地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棘手了。
军队和农会的对立，与日俱增。5月，当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政变，强行推翻省政府和捣毁农民协会以后，普遍的看法是必须限制农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廷严厉批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和哥老会而不是我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秘密帮会在南方的势力依然很大，甚至比孙文时代还大。
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在继续扩大。鲍罗廷主张减租减息、乡村自治，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罗易则主张立即推翻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罗易决定绕开鲍罗廷，直接向武汉政府和汪精卫施加压力。他把国际共产的一份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向共产党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农民自动没收土地；二、武装共产党五万人；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四、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
汪精卫大吃一惊，立即表示武汉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份电报的条件。
破裂已成定局。人们后来把国共最后决裂，归咎于罗易把共产国际的电报给了汪精卫看。其实就算没有这份电报，国共两党间脆弱的合作关系，也已经山穷水尽了。
几乎是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翻版，当南方革命军已经接近全面胜利，完成统一大业之际，这场革命的民主色彩却在迅速消褪，只为新的军事独裁者搭好了表演的舞台。
以军事北伐开始，以政治南伐告终，成了现代政治一幕唱完又唱的老戏。
7月中旬，中共发表对时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央举行会议，正式分共。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乡下的农会大部分瓦解，小部分转入地下。大批工运、农运活跃分子被杀。
共产党被迫离开城市，进入了深山密林。
从太平天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国民革命，南方对北方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虽然潮起潮落，但南方人以永不言败、永不妥协的精神，毕竟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第47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1）
第二部北方，帝国龙脉所系
◇第四章沉寂的帝都
◇第五章还政于清
◇第六章道德调和的失败
第四章沉寂的帝都
【壹】当袁世凯定都北京时，已决心维护帝制了。因为北京具有最雄厚的专制文化基础和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新旧政府只要办理一下移交手续就行了。
说到北方，不能不从义和团说起。
有关义和团的来龙去脉，已有无数学术著作论及，史料也基本上搜罗俱尽，罔有遗漏，在此亦无庸赘述。然则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类似的社会运动，会引起那么多、那么复杂而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是伟大的反帝农民运动，有人说它是盲目排外仇教的暴民运动。这种争论不仅发生在后世，即便在当时，也已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分裂，不少朝廷重臣，因为支持拳民而血溅法场，丢了吃饭的家伙。
义和团的开坛老祖朱红灯，是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据说曾参加过白莲教，为此遭到政府通缉，遂遁入江湖，专门结交天下豪侠、捻军余党、大刀会首领等，深受流行于山东的八卦教影响。不少论者指出，后来他创立的义和团，与八卦教是有其思想渊源的。甚至有人指义和团为白莲教的一大分支，亦有人说义和团是洪门的支派，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的洪太岁后裔创立的。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成立，但这伙北方的草莽英雄，最初是从山东西北平原崛起，则确实无疑。义和团老家93％的人口都是农民，“是山东省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但却毫无繁荣的景象”。［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便孕育出最纯粹的农民暴动。
1900年义和团把北方闹得天翻地覆，是中国与东西方列强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义和团极端仇外，认为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洋人带来的，洋人都是妖魔鬼怪。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蓝眼睛是因为他们都是乱伦的产物。（乩语有云：“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语虽荒诞不经，但反映了当时民间对洋人和洋文化的认识水平，亦无可厚非，史家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苛求古人。
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后，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开始了攻击北京的战斗
然朝廷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洋务新政、戊戌变法，与西方接触频密，毕竟比民间清楚得多，却妄想利用这些草莽英雄，替天行道，扶清灭洋，挽救日渐衰败的大清江山，则是病急乱投医，吃不成羊肉，反惹一身膻了。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大队人马，在朝廷的默许下，把孔夫子的“尊王攘夷”口号变化一下，变成“扶清灭洋”，从孔夫子的家乡出发，像蝗虫大军一样，掠过故城、景县、东光、阜城，杀入直隶。“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沿途攻打教堂，拆毁琉璃河至涿州之间的铁路，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车站；继而又拆毁琉璃河到长辛店100多里铁路和桥梁；火烧了京津线上的黄村车站。
第48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2）
义和团自称会画符念咒，刀枪不入，最擅放火，据说可以用刀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再向地上指画，一声吆喝“着”，立即火鸦火鼠乱窜。拳术练三个月就有神附体；红灯照练五个月即能飞天，随意取物；沙锅罩练成后，空锅能够生出食物。京城哄传大师兄已派遣红灯照飞往各国，阻击来敌，然后再将中国境内的租界一扫而平。
江湖公开提出要扶助庙堂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而庙堂居然也公开扶助江湖，则更为罕见了。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采取招抚之策，并命令义和团开进北京抗洋，与官军实行联合军事行动。义和团在京城奉旨团练，设坛作法，烧毁洋宅、教堂、施药房、医院，杀死传教士和教民，最后发展至配合官军进攻外国使馆，闯下弥天大祸。1900年8月，由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事后有些江湖人物为义和团丑表功，称义和团实际上是在“间接反清”，他们烧教堂、杀洋人，并非灭洋，恰恰相反，是想激怒洋人来灭清，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们的目的已达到了，便不辞而行，回山西太行山息影去了。这种天方夜谭，见诸坊间《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一类书籍。殊不知，如果义和团真的有预谋地借洋人来打北京、灭清廷，那就比“扶清灭洋”更可恶了。秘密会党要充大头鬼，把义和团拉来壮声威，实不足采信。
事实证明，所谓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其实距离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君不见朝廷的六部、五寺、四院官制，在江湖的山堂里，亦有袖珍的微缩版。哥老会的内八堂、外八堂，其组织架构之严密，分工之明确，等级之森严，与北京皇城内的各大衙门，不相上下。那些帝王将相、国家栋梁，也不全是满腹经纶、阳春白雪的鸿儒硕学，当国家遭遇大故时，照样露出一身下里巴人的江湖味、痞子味来。直隶总督裕禄不也把黄莲圣母接到官署里，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吗？大阿哥溥儁在颐和园里，不也是一副义和团装束，头裹红布，趾高气扬，自称二师兄吗？老佛爷慈禧一怒之下，下诏同时向西方11国宣战，不也充满了草莽英雄的豪气吗？当满朝文武高唱着“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壮胆时，这些庙堂上的当权者，与江湖中人，竟是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义和团既没有能够杀尽洋人，也没有能够救活大清，但在朝野两面，却各有深远的影响。在野方面，刺激到大江南北的秘密会党大盛，反洋教运动蔓延至中部和南方各省；在朝方面，为一个人日后登上权力的顶峰，做好了铺垫，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根本不相信义和团那套东西管用，他当山东巡抚时，就曾严厉镇压过义和团。义和团是被他赶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才离开山东，移师直隶的。庚子巨变之后，朝廷红黑变脸，支持过义和团的朝臣，人头纷纷落地；镇压过义和团的人，则平步青云。袁世凯合当发迹，叙功升赏，由直隶总督升入军机，一时权倾天下，成为推动清末十年新政的重臣。
清末十年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事件之一。可惜匆匆光阴，都成逝水，百载基业，已及残年，无论如何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一声巨雷，把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震坍了。继之而来的是一套从西方传过来的代议政制，诸如国会、内阁、总统，以及公民投票选举权，所有这些让西方感到自豪的概念，在中国已一应俱全。
但是，权力制度的表层结构，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民族的深层人格精神，和许多非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的所谓民主政制，其实是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盲目的模仿心理的产物。
尽管没有出现实质的转变，但革命至少给人们一线希望。孙文回国之前，已在伦敦向国内宣布：“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孙文《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1912年由官方主持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使这种假象的可信程度，达到极点。100多名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计划。谁亲耳聆听着人们的慷慨陈词，都会以为新时代已经降临。
第49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3）
但这仅仅是天边闪现的一道曙光，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而且不知道怎么建立。政治家们对此毫无兴趣。
北方既是一块培养义和团的土地，也是一块培养袁世凯的土地。
由前清士大夫阶级里脱胎而出的官僚集团，迄今仍是北方政治的主导力量。
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的社会。1894年清廷开始建立新军（新建陆军），以取代暮气日深的八旗、绿营旧军。最初主其事者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1895年袁世凯写了一篇《上督办军务处禀》，陈述练兵之法与营制饷章，大获赞赏，于是接替胡燏棻，负责督练新军。在距天津70里的新农镇（俗称小站）建营驻扎，并在淮、徐、鲁、豫等地招募壮丁，开始练兵。这就是北洋军阀的基本班底。
从那个时候起，袁世凯就梦想着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但究竟什么才叫“现代化”？它和传统的兵由将招，军以将名，官兵之间以私人感情为维系的部曲制度，究竟有何分别？袁世凯自己也说不清楚。在他心目中，采用西方国家的军制与操练方法，再装配现代武器，就是现代化陆军了。但这支军队的效忠对象，仍然只是个人，而非国家——所谓“个人”，不是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氏，而是袁氏。
经过10年奋斗，他如愿以偿了。北洋集团的势力足以控制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个由军人、官僚和政客组成的松散联盟，臃肿、迟钝、保守、顽固。袁世凯虽为一代枭雄，亦不曾料及，这个集团居然可以助他登上总统宝座，最后又把他推下了皇帝的宝座。
在北方的政治社会中，人际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势力划分派别的依据，恒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亲近程度。这种关系建立在籍贯、历史、私谊、利益的分配、各个派别的相互作用等等上面。政治伦理弥漫着强烈的人性色彩，在西方奉为圭臬的抽象观念，在中国没有谁会当真。
真正懂得现代民主的军人几乎没有。他们之所以和共和制度妥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可以大大利用，谋取更多的利益。那些带兵打仗的军人们，看上去像是在为新世界浴血奋战，其实他们对新世界一无所知。每个军阀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以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最后狠捞一笔。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方的官绅并不把这个南方人的政府放在眼里，他们已经在积极谋划，准备一旦朝廷退位，便组织北方的临时政府，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便索性拥袁为皇帝。
然而，孙文很快便同意，只要清室退位，他愿意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但有三项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出生于南方的孙文，坚持把首都建在远离官僚政治核心的东南方地区——南京，或者武汉。他说：“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伍廷芳《共和关键录》。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