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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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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大总统颁布明令，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交出河南地盘。冯玉祥百般无奈，只好到洛阳向吴佩孚辞行。吴佩孚向冯玉祥提出三个条件，一、河南可以每月为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协饷20万元；二、冯玉祥只准带走他的第十一师；三、近几个月来冯玉祥在河南新招募的三个混成旅，应该留在河南。
“一切悉听大帅安排。”冯玉祥毕恭毕敬，倒行而出。但一回到开封，他立即命令新招的三个混成旅以第十一师的旗号，连夜向北京开拔。他们走后，把旗号运回开封，第十一师才正式动身。就这样，他的西北军队终于堂而皇之地开入了北京帝都。
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很严格的队伍。从招兵开始，就非常重视士兵的素质。普通士兵以青壮年农民以主，挑选新兵时要先看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头上有辫、手上有茧，是老实巴交、单纯保守、能够吃苦耐劳的标记。
冯玉祥喜欢问士兵：“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HQDOOR。◇欢◇迎访◇问◇
第9节：第七章土皇帝们（9）
士兵们要回答：“我们是从乡间来的。”
“你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都是老百姓。”
他也常问自己的儿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
儿子要回答：“当过农民、渔夫、兵丁。”
听到这样的回答，他便高兴地笑起来。
冯玉祥利用一切机会，向他的官兵灌输平民意识。但西北军里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冯玉祥的命令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在冯玉祥的心腹军官里，没有一个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他们打仗靠的是经验和从说书艺人那儿听回来的故事，直至模仿《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来指挥战斗。
为了维护冯玉祥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他把士兵们“结盟”、“入会”一类的活动悬为厉禁。但实际上，帮会势力早已渗透他的军队，他的长兄冯基道就是一个黑社会大老，他手下第一战将张之江也是一名帮会分子。
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作以维系他的军队的基础。他要求全体官兵都受洗入教。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消防水龙头给他的官兵行受洗礼。但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帮会而已。
冯玉祥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向士兵灌输禁欲主义，对加强军队的纪律非常有用。不过，西北农民对基督教，并非真正接受，连冯玉祥也不是认真信仰。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物，也没有真正信仰的思想。孔子、孟子、关公、岳飞、曾国藩、胡林翼、耶稣、列宁、甘地、孙中山等，都在他的脑子里，占了一席之地。而万物的轴心，就是冯玉祥自己。
他治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鼓励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这有利于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家庭，而冯玉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唯一家长。他总是给结婚的双方都送些礼物，以示威严而有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官佐家的联姻，“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必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愈加巩固。”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冯玉祥希望扮演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但却常常力不从心；他是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但这些改革却往往停留在皮毛琐事上面，诸如不让妓女穿漂亮衣服、宴会菜式的丰俭之类。
冯玉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政绩，非常羡慕，他在河南时也模仿山西制订十项治豫大纲。当有人向冯玉祥揭露山西的种种虚假做法时，他不以为然地反驳：“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山西的完整，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然而，就地方建设来说，他连阎锡山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能够学到。
他不如阎锡山之处，在于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
西北军每到一处，所谓的政治宣传工作，就是在墙壁上画满红红绿绿的国耻地图和二十四孝图像，在电线杆上钉满写着古圣贤格言的木牌。连士兵们的衣服前后，都缝上白底红字的标语。如果说中国有“标语治国”的传统，那么冯玉祥是开山祖之一了。
冯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干部，在担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为了禁止妇女缠足，限令各县县长按月缴送一定数量的妇女缠足布，以缠足布的多少作为铨叙的标准。结果，堂堂的民政厅里，缠足布堆积如山，臭不可闻。
冯玉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打算实践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教义到三民主义，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称是农夫儿子，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并不真正关心。陕西的捐税预征了五年，到处民怨沸腾。冯玉祥在河南时连开征“古玩出土捐”这样的主意都想到了，还有什么会从他的指缝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农民已经完全破产，乃至遍地土匪。当时的观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占甘肃，随下陕豫后，不但没有把旧有小股土匪使之敛迹，倒反给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众，弄得匪氛益炽，冠于全国。”康天国编《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陕西与宁夏、甘肃、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处，几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当农民协会成立时，入会者非常踊跃，仅陕西一省，一下子便达15万人。农民已身陷绝境，忍无可忍了。他们提着装着“土豪劣绅”脑袋的笼子，到西安送给政府。他们说，我们惩办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现在把他给你们送来了。
真正令冯玉祥担心的不是激化阶级对抗，而是过分活跃的农民运动，必然会影响他在西北的绝对权威。他训斥农民：“这里有驻陕司令，还有省政府，若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
和阎锡山一样，在冯玉祥这位农夫儿子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之上的西北地主集团。中原将在它的面前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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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1）
第八章农夫的政治
【壹】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冯玉祥发动第一次北京政变，把黎元洪赶下台去。他似乎尝到了政变的乐趣，这将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冯玉祥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北洋官僚集团的心脏。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南苑的航空署旧址。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冯玉祥的老上司，辛亥年间，张绍曾担任二十镇统制时，冯玉祥是他属下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在北洋系统中，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凭着这层关系，冯玉祥一到北京，就得到了每月从崇文门税关和京绥路局拨款15万元给冯玉祥西北军的保证。
1923年，北京的政治形势一团糟。曹锟利用他在内阁中的三位心腹——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正密锣紧鼓地酝酿倒阁，以便为他竞选总统铺平道路。
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最终导致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瓦解。冯玉祥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冯玉祥做了陆军检阅使，从西北的穷乡僻壤一跃龙门，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一尝朝廷重臣、御香中人的滋味了。他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参加黎元洪总统星期六会餐的高级官员之一，开始参与中央机密。通常这个周末会餐邀请的只有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人。
在这些大官中，冯玉祥和卫戍司令王怀庆的关系十分亲密。据说王怀庆是一位喜欢坐在马桶上发号施令的将军。尽管冯玉祥在自传中，对王怀庆作了尖刻讽刺，把他称作“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人才，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却足以影响北京政局。
曹锟自从打败了奉系以后，头脑有点发热了，总想坐上总统的宝座。吴佩孚一直强烈反对，但毕竟身在洛阳，鞭长莫及，而曹锟身边的一群津保系的政客，整天在他耳边聒絮，和当年煽动袁世凯当皇帝一样，曹锟不禁心动，终于作出“便宜行事，斟酌办理”的批示。
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由暗而明，汹涌席卷北京政坛。
冯玉祥和王怀庆全都卷入了曹锟的倒阁阴谋之中，成为积极的同谋者。他们打着索饷的旗号，不断向内阁施加压力。因为财政部拖欠驻京军队的军饷，的确十分严重，以这个名目闹事，易获官兵支持和舆论同情。
4月26日的北京城，天昏地暗，寒气逼人。冯玉祥、王怀庆会同警察厅、卫戍司令部、步军统领衙门、第九师的军警长官开会，宣布武装索饷。由各部派出的军需官，一窝蜂前往财政部、盐务署和总理、总长私宅严密把守。然后，冯玉祥带领全体高级军官和重要僚属等85人，把国务院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索饷军人推举王怀庆出面和国务总理张绍曾交涉。王怀庆警告国务总理说，这关系到北京的治安，如果不迅速筹拨饷需，就无法维持。张绍曾支吾其词，把责任推到财政总长刘恩源身上。
刘恩源答应在三五天之后一定解决。
刘财长是河北河间人，早年在天津武备学堂肄业，又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碌碌无为，担任谘议、参事、顾问一类闲职，后来投到曹锟麾下，极获宠信，才开始平步青云，成为保定系的干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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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2）
冯玉祥倒不是要和保定系过不去，他枪口瞄准的是黎总统。经过软硬兼施，讨价还价，财政部答应从5月3日起，至5月10日止，分三期拨发一月饷项139。7万元。实际上，财政部一文不名。到了5月1日，这笔钱还是没着没落。冯玉祥、王怀庆派人向国务院传话，如果5月10日仍领不到钱，就把财政总长绑架到南苑。当天晚上，刘恩源一溜烟逃到了天津，张绍曾也想一走了之，但在西直门被军警挡了回去。绝望之中，这位总理竟被自己的老部下逼得有点精神错乱了。
冯玉祥催款十万火急，张绍曾走投无路，只好任命冯玉祥的亲信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这是一个人人垂涎的大肥缺。但任命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一口拒绝，要求内阁改任薛笃弼为盐务署长。
6月6日下午，全体阁员召开特别会议。高凌蔚首先发言，他说总统对崇文门监督的任命不肯发表，又以命令形式指示内阁任命盐务署长，已经构成侵越职权，违反责任内阁的原则，提议内阁实行总辞职。参与了倒阁阴谋的阁员们立即齐声附和。
张绍曾并不想辞职，但迫于无奈，只好在辞呈上忍痛签名。当天晚上，精神有毛病的总理，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乘火车直奔天津去了。
倒阁成功，下一步就是驱逐黎元洪。这一幕闹剧的主演者，还是来自大西北的冯玉祥和坐在马桶上办公的王怀庆。
内阁垮台后的第二天，首都的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冯玉祥、王怀庆极力鼓动部属向政府索饷。
政府垮了，就直接向总统索饷。黎元洪是直系捧出来的总统，而冯玉祥是直系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倒起总统的戈来，理直气壮，绝没有半点愧疚。
军警们的情绪被刺激起来了，他们又喊又叫，欢腾雀跃。下午，这些比别人多了几支破枪的丘八，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出来了，他问军警们：“是不是要我也步内阁的后尘辞职？”军警们回答：“不是要总统辞职，而是要总统发钱。”
“发饷是内阁的事，不是总统的事。”
“管你是谁的事，反正不发饷我们就找总统！”
“你们究竟想我怎么样？”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了！”
黎元洪只好保证，一两天内就会有新内阁诞生。6月16日一定可以发饷。这种对话，通常只在描写梁山英雄的武侠小说里才会读到，但它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与一群高级将领的真实对话。
在军人横行的北京，没人敢出头组阁。黎元洪派人到天津和张绍曾秘商，请他复出。但这次会晤让冯玉祥发现了。6月8日，北京的天安门外忽然搭起了讲台，召开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其实到会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士兵。他们轮流上台演讲，大骂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依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该叫他卷铺盖滚蛋。
6月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冯玉祥、王怀庆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声明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新华门和总统官邸外面的卫戍部队统统撤走。黎元洪家的水电也被切断。门外挤满“乞丐团”、“公民团”、“市民请愿团”一类流氓地痞，手执“改造时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狂呼乱喊。
6月10日，在冯玉祥、王怀庆的唆使下，又有三四百军警官佐包围了黎元洪的寓所，口口声声要总统发钱。
黎菩萨走投无路，当天给曹锟和吴佩孚打电报，伤心质问：“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
曹、吴毫无反应。
12日，黎菩萨再次给曹、吴拍电报：“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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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3）
虽然低声下气，但仍得不到任何回音。黎元洪不禁有“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之叹，怆然而泪下。
这次倒阁运动，实在是为曹锟登极铺路。黎元洪是吴佩孚捧出来的，虽然吴一百个不赞成曹锟当总统，也不赞成冯玉祥的胡作非为，但出于对曹三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会横加反对。黎元洪大失所望了。
冯玉祥、王怀庆继续向总统施加压力，以辞职要挟，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黎菩萨还想扮演一回铁金刚，他在私寓连签七道命令，其中包括裁撤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但印铸局拒绝将命令付印。
6月13日上午，冯玉祥派人通知总统，如果在12小时之内还不能发还300万欠饷，驻京军队就要自由行动了。黎元洪终于完全绝望。午后1时20分，他带着几名幕僚匆匆乘火车前去天津。
总统刚离开北京，高凌蔚的电话就打到直隶省长王承斌那儿，请他截住总统专车。黎元洪的专车一到北仓，就被王承斌扣住了。
王承斌全副武装登车，勒令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如果不肯交，就只能把总统带回北京。当天下午，火车驶到天津新站，摘去车头。王承斌派了上千军警把总统的火车严密包围起来，不准黎元洪下车。
被困在闷热不堪的火车厢里，黎元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熬到第二天，便熬不下去了，被迫通知在北京的眷属，把总统印信全部交出。但他的夫人把印信送到国会时，适值参议院正副议长改选，新任议长尚未选出，所以拒绝接收印信。
王承斌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夫人，要求她把印信交给首都警察总监。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但为了救丈夫，黎夫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大总统印信终于落入了逼宫者的手里。王承斌又代黎拟了三道命令：一、向国会辞职；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三、声明临行前所发命令无效。
在每道命令上都签了名以后，这位被困车上12小时38分的大总统，才得以狼狈脱身。当他的专车重新挂上车头，驶向天津老站时，漫漫长夜已经过去，而黎元洪的政治生涯，也在这淡淡的晨曦中结束了。
与此同时，高凌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冯玉祥、王怀庆都有出席。他们宣布了军警在总统出走后的四点措施：一、维持治安；二、约束部下；三、拥护国会；四、保护外侨。他们再也不提辞职一事了。
冯玉祥在北京的种种非法活动，不仅使中国的法治完全破产，而且为曹锟日后贿选总统扫清了障碍。当官僚们发现这个乡下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危害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冯玉祥以“基督将军”自诩，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真正热衷的是通过不断的倒戈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谋取政治资本。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内阁和总统相继垮台。现在，曹锟要登上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了。论功行赏，冯玉祥应是头号功臣。
1923年7月3日，曹锟在保定接见国会代表，他踌躇满志地，语气坚决地保证，他愿意做国会的后盾。
议员们都知道，这是曹锟迈向权力之巅的开始。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抵挡不住“总统”这个职位的诱惑，终于和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一样，自己往这个火坑里跳了。议员们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曹锟又加上一句，他愿意拨出巨款资助国会，名为出席费，其实是收买议员。仅此一项，便达20万元。
根据院法，议员每年的薪金不过5000元，每月领取不能超过400元。由于财政困难，近年都是减成发给。所以这笔出席费确实颇有吸引力。闻风而来者，不在少数。
在曹锟和国会之间充当联络官的，是他的副参谋长王坦。虽然所有保定系和天津系的直系干将都动员起来了，但他们并不都明白曹锟的心理，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民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总统是可以善终的。
对曹锟究竟该不该当总统，王坦有一段精辟之论：“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的钱无用处，老子不愿意干了，买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这决心，可以当。没有这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会好得了吗？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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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4）
尽管吴佩孚反对，尽管浙江反对，尽管东三省反对，尽管广东反对、国民党反对，但无论如何，正如当年的洪宪帝制一样，贿选一经发动，就没有办法中止了。
9月7日，众议院开常会，讨论延长议员任期案。这是为了确保现任议员饭碗，为贿选之先决条件。该案即日付诸表决，在场308人，261人起立赞成。即日开三读会，咨达参议院。9月26日，参议院也召开常会，临时变更议程，先讨论众议院移付延长任期案，在场多数赞成。当即由主席指定审查员，立即审查，然后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之内，以开快车速度连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原案可决。
这项修正案，经两院议决后，马上咨达摄政内阁。内阁于10月4日公布出来。作为报答内阁对修正案开绿灯，国会也于同一日匆匆通过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并通告于10月5日举行大选。
一连串政治游戏，令人目不暇接。幕前幕后，不知有多少暗盘交易。反对直系的议员纷纷离京赴沪，杯葛贿选。冯玉祥一直假装养晦，不与闻世事，其实他安插在内阁的心腹，司法总长程克，却异常活跃，且肩负疏通反对派之责，直接卷入了贿选活动。
曹锟
10月5日，北京城里到处飘扬着五色国旗，一派热闹气氛。这场还未启幕，就已经恶声远播的闹剧，终于鸣锣开场。所谓竞选者，既无“竞”也无“选”，不过由一班领了黑钱的猪仔议员走走形式而已。
下午4时，公布点票结果，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时离冯玉祥把黎元洪赶出北京，还不到四个月时间。
吴佩孚在洛阳听到“选举”结果，不禁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宵小不但误国，而且误曹。”宵小者，冯玉祥、王承斌之流也。吴佩孚打仗一流，搞政治却是九流，怎么也玩不过保定系、天津系的政客，何况还有一个西北老农给他们打头阵。
10月10日，曹锟从保定乘坐花车抵京。冯玉祥派了一营士兵在车站欢迎。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森严。上午7时5分，高凌蔚、顾维钧、程克、冯玉祥等人到车站迎接新总统。7时35分，军警吹响了预备号，报告花车已经到了西便门。7时45分，汽笛一声长鸣，总统花车缓缓驶进车站。曹锟身穿蓝色军服，斜系红色大绶，胸前挂满勋章，踌躇满志地走下站台。冯玉祥心潮激荡，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
【贰】冯玉祥为曹锟贿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奖赏，刚刚倒完总统戈的冯玉祥，现在又要倒直系的戈了。
曹锟贿选，对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崩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张作霖在东北首先声言反对。奉张的态度令直系大为不安，他们担心由于张作霖对中央政治的介入，迟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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