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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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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商储银行发生危机的同时，上海的另一家大型企业也遭逢危机，它就是由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謇所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前清状元出身。早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招商集股创办大生纱厂。投产后年年盈利，又不断招集新股，大生很快便成为欧战前中国纱厂中唯一的成功者。
为了使大生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办了其他企业。为了增加棉花来源，他开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子出路，他开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他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张謇所经营的是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张謇有生之年，仍在不断扩大。大生纱厂已发展成四个纱厂；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圈地430。05万亩。至1921年，这个王国的总资本高达3400万元。
和所有过度膨胀的大公司一样，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全部面临着负债累累的局面。张謇声嘶力竭地呼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这些全是幻想。
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大生一、二厂已负债1000余万元。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
第34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6）
1926年8月，一代工商巨子张謇病逝于南通。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在张謇去世后不久也一命归天。尸骨未寒，大达公司存在德记钱庄的几十万款项，因为钱庄倒闭而付诸东流。紧接着大生、大吉两条轮船又相继失火焚毁。
大达的新任总经理是张謇的侄子张慰祖。受命于危难，却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苦撑一年，备尝忧患，依然是一筹莫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却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它的总经理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陆百鸿。
陆百鸿的经营策略第一步就是要挤垮大达公司。他不惜压低运费来打击对手。大达虽然勉强应战，但囊中羞涩，无力与之竞争。事有凑巧，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就是“镇江帮”金融巨头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镇江帮”的金融界被“通州帮”的实业家们拖得焦头烂额，医得头来脚反筋。如果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大家将会同归于尽。于是，双方代表频频接触，商量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找一位在上海强有力的人物作后台，再聘一位精明能干的总经理，也许大达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在上海，谁可以做大达的后台呢？人们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曾经救过商储银行的杜月笙。
陈光甫受大达和商储董事会的委托，再次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邀请杜月笙出任大达的董事长，他的如意算盘是把杜月笙请来当个空头董事长，等于请了一尊门神，先渡过目前这个难关再说。
但杜月笙从来不是一个满足于挂名的人，他要么不干，要么就要干得彻底，要做台柱、唱主角。陈光甫一走，他马上下令调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尽量收购大达的股票；同时又让通州帮的弟子四出活动，利用亲朋戚友的关系拉拢大达公司的通州帮股东。
大达公司早就摇摇欲坠，股东们正为手里的股票发愁，现在有人收购，纷纷以低价出手。几天后，通州帮和大部分散户的股票都已经到了杜月笙的手里，陈光甫还丝毫不知。
三天后，杜月笙召开股东大会。杜月笙建议改组董事会，按股权多少重选董事。他把自己的股票拿出来给大家过目，证明杜月笙确实已拥有大达公司45％的股份。陈光甫目瞪口呆，没想到杜月笙真的“打蛇随棍上”，把大达公司给一口吞掉了。但事到如今，他除了鼓掌承认，已无计可施。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拥股最多，当选为大达公司的新一任董事长——名符其实、手握大权的董事长——他推荐张謇的儿子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而他的弟子则任襄理。
张謇的儿子当总经理是做样子的，他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是经营的人才，大权自然旁落在杜月笙的弟子手上。
杜月笙初涉航运业，一心想做出点名堂来。当时大达公司业务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沪杨航线上盗匪多如牛毛，明火执杖，杀人越货，使船运公司经常血本无归。洪泽湖位于苏皖边界，是蚌埠和淮阴的重要通道，也是盗贼横行的地方，尤其一出淮阴三十里，简直是过往商旅的鬼门关，不是结队而行，几乎无人敢从洪泽湖过。
杜月笙接下大达后，准备重开沪杨航运，他请苏北青帮“大”字辈的高士奎出面，约束沪杨航线上的大小山贼，对大达公司的船只，务必网开一面。果然，当大达和大通的货船到达柏树湾时，遭遇到强盗的袭击，十几条贼船向货船队发起包围进攻，把大通的船洗劫一空，而大达的船却连汗毛也没掉一根。
消息传到上海，大达的业务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客户们蜂涌而至，大通的生意一下子被大达抢去了许多。
大通公司很快就感到举步维艰了。陆百鸿在百般无奈之下，也只好上门求杜月笙给他“指一条生路”。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大达公司向大通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方案。大达占55％的利益，大通占45％。
联营合约签订后，适逢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大达公司襄理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10年的报告，呈交交通部准予备案。从此，大达、大通合二而一，成了杜月笙的囊中之物。
第35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7）
两年之后，在全国航业举足轻重的上海船联会举行改选理事长一职。按照会章规定，理事长一职不得连任。而船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虞洽卿已经连任一届，第三届实在不便蝉联。于是杜月笙以航运业巨子身份，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第三届联会理事长。
杜月笙虽然身兼一些体制内的职务，但实际上，不是他要借助体制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而是体制要借助他来建立权威。政府的许多政策、政令，必须依靠来自体制外的权威，才能推行，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随着杜大耳朵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的声势日益显赫，帮会也开始改变街头流氓的形象，换上长袍马褂，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
由杜月笙担任名誉社长的“恒社”，实为青帮的大本营，至1934年4月，该社的223名会员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4人，工界5人，学界5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恒社社名录》。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主持的仁社，也是一个与恒社性质相仿的社团，只吸纳社会上层人士参加。蒋介石曾拜在张仁奎门下为徒，后来他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回到上海时，张老太爷才把“门生帖子”退回给蒋。除此之外，还有景社、逸社、剑社、康社、鼎社、群社、醒社、善社、鉴社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把上海滩变成了一个草莽英雄的大舞台。
青帮渗透了上海的上层社会。这对蒋介石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杜月笙向蒋保证，上海是支持南京政府的。东部财团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政府的金库，成为1930年代蒋介石在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战争中，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贰】西北与西南携手合作，形成二、三、四集团军反蒋大联合。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东部集团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代表的地主集团的大较量。
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讨冯战争，从军事上看，是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争；从经济利益上看，是东部财团和南部、西部地主集团的战争。
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五台县建安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对阎锡山本人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冯玉祥和西北军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在西北军驻地，到处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之类的标语。既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向山西示威。
西北军将领们天天开会商讨对策，对阎锡山骂不绝口，甚至秘密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入山西，营救冯玉祥，把阎锡山彻底解决掉。
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西北军声称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西北军的代表秘密入京，向蒋介石发誓，西北军愿意和中央通力合作，把阎锡山驱逐出山西。蒋介石说，如果西北军真有这个决心，中央一定全力支持。其实当时蒋介石的代表正在太原和阎锡山秘密谈判。
有史家认为，西北军和蒋介石联络，是冯玉祥暗中授意的一个小把戏，做给阎锡山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石友三的队伍这时从平汉线向石家庄方向移动，造成阎、冯之间一场恶战即将爆发的空气，也是把戏的一部分了。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
果然，阎锡山得到情报后，大为紧张，亲自到建安村当面质问冯玉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假药？冯玉祥指天誓日，坚决和阎同生死，共患难，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两人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并当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阎锡山给了冯玉祥一批子弹和20万的现款，连夜派车把他送到风陵渡。
冯玉祥逃离险境，回到了西北军，和分别多时的袍泽相见，惊喜交集。大家急着向冯玉祥请示今后西北军的大政方针，冯玉祥壮志凌云地说：“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自从把冯玉祥放出来以后，阎锡山的态度逐渐明朗了。
1930年2月10日，他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相约共同下野。此电一出，石破天惊。两天后，蒋介石复电，称现在下野绝非其时。阎锡山再去一电，仍请共同下野。蒋介石赫然震怒，立即回电，警告他：“悬崖立马，正未为晚，尤不必多所渎陈。”王芸生《十年观潮记》。《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第36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8）
此后，南京和太原之间的电报战日趋激烈，已到了骂街的地步。3月14日，第二、三集团军将领57人联名通电，劝蒋下野。并且拥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在这四人当中，只有张学良拒不就任，并表示未预闻其事。
虽然东北骑墙观火，但西北、西南携手反蒋的局面已告形成。
3月12日，冯玉祥秘密回到潼关，挥师东进，五路大军由陕南出平汉线、由陇海路向郑州推进、由甘、宁、青猛扑河南。杀伐之声四起，风云尽皆变色。冯玉祥的代表仆仆于途，远赴香港，劝汪精卫北上参加反蒋。
双方基本同意，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给阎锡山，希望他立即出任新政府主席，“领袖群伦，共成大业”。
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大小政客们云集北平、太原，忙着成立党部，组织政府。摇唇鼓舌，用尽心机，惟恐天下不乱。
终于，蒋介石的容忍到了极限，4月5日，国府明令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
严阵以待的中央军，对西北军施以迎头痛击，进攻鲁西一路的西北军匆匆退回河南。
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政客们已经磨拳擦掌，准备分赃，今日开报告会，明日开茶话会。代表汪精卫的陈公博从香港赶到太原，和阎锡山举行密谈。他发现太原街上贴满了“拥护革命领袖汪精卫”、“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等红红绿绿的标语。阎锡山诚意拳拳地说，“我们就等着汪先生大驾光临。”
陈公博转达了汪氏意见，尽快成立正式政府，政治上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军事上可以促使尚在徘徊观望的军人们归附。阎锡山不赞成设立军政府或临时政府，决设立永久性的政府。
这个还未成立的新政府，第一项新政就是接收海关，截留关税、盐税。
阎锡山的惊人之举，使南京政府慌了手脚。尽管有东部财团做后盾，但连年战争，开支过巨，已有捉襟见肘之感。天津海关是万万不能给敌人接收过去的。
蒋介石心急如焚，双管齐下，一面派大批说客到东北劝张学良和中央合作，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酬；一面以重金激励各军猛烈进攻，扫清山东方面的敌军。
7月13日，反蒋各派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又是起草组织大纲，又是拟定会议规则，俨然十分热闹。
然而，这时前方的形势却不甚乐观。中央方面的军队向济南发起围攻，战役打得相当惨烈。8月15日，南京军队攻入济南。此时，冯玉祥在陇海路拼命前进。两军动用炮兵，战况最激烈时，冯军每日发射两万多发炮弹。据称此项纪录即后来抗日战争时亦所未有。兰封附近机场全被破坏。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也险成俘虏。蒋介石急令在济南的十九路军向陇海路驰援。
十九路军勤王救驾，直扑新郑以北地区，切断西北军的退路，迫使在新郑的三万西北军缴械投降。晋军军心大乱，士气低落，几万大军纷纷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大桥上被中央军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冯、阎各军退入河南的溃军，又由于骚扰地方，惹起民愤，频频遭到红枪会的袭击。
在历时六个月的中原战争中，中央军投入百万大军，阵亡三万余众，伤六万余众；反蒋军伤亡，不下20万人。一幕古战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竟在1930年的中原重现。
1930年，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王宠惠（从左至右）在国民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上
7月23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经日本抵达塘沽。当晚乘专车赴北平。次日和西山派的邹鲁、谢持见面，双方握手言欢。８月３日应阎锡山的邀请，再赴石家庄和阎会谈。8月4日，阎锡山在石家庄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扩大会议从8月7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至9月15日共开七次大会。9月1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主席名单。阎锡山做了国府主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均系国府委员。
第37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9）
阎锡山原定在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正式宣誓就职。这里的五个九代表着九五之尊，但后来宣誓仪式在9时正就举行了，提早了九分钟，变成了四个九。后来人们在私下议论说，就因为少了一个九，变成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地主老财们，一腔“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英雄气概。不料，张学良盱衡世局，对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国府委员不感兴趣，反而欣然接受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于9月18日通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措置。并派大军入关，接防天津。
张学良放弃中立，扩大会议的讣闻立布天下。各派要人纷纷作鸟兽散。汪精卫匆忙赶到石家庄和阎锡山商量对策。沿途所见，善变的石友三已经让他的队伍换上和东北军一样的服式了。
从山东退回来的晋军将领都在石家庄，疲惫不堪。阎锡山向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计划，目前集结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尚有50多万之众，不如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赶出关外，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汪精卫也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把扩大会议解散了，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西北军的代表马上表示赞同。
阎锡山建议到郑州和冯玉祥直接面商。当晚，阎锡山、汪精卫、陈公博一行人乘坐专列，直奔郑州。刚过顺德府，接到情报说石友三的队伍已经开始自由行动了，前面的路程凶吉难料。
阎老西急忙中途下车，掉头跑回山西去了。汪精卫硬着头皮到郑州，和冯玉祥见面。冯对汪氏主张也一口赞同。但这时他的军队，在陇海路上已一败涂地，西北军的好几名高级将领都领了南京政府的钱，拉着队伍过南京那边去了，陕西根据地也被夺了，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冯玉祥和汪精卫分手后，便带着少数部队逃到了娘子关。
大家对局势的急转直下，深感绝望。陈公博事后感叹：“民国十五年时候，河南督军岳维峻手上掌着70多万兵，不两星期便烟消云散，我当时很骇异，以为逐个排头砍去，两星期也杀不了70多万人；但到了这时，我却恍然大悟，军心离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么楚项羽垓下的兵卒，听了楚歌一夜散尽，的确并不是历史上的神话了！”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阎老西仅做了10天国府主席，便仓皇逃回太原。喧腾一时的扩大会议，转眼间风流云散，化于无形。
在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手段，固然靠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引人入彀，以资利用，并不光彩，蒋自己也承认：“时局虽有发展，一再离合集散，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但无论如何，他也的确使东部避开了一个凶险的关隘。
在一个中央政府已丧失权威，政治道德普遍趋于崩溃的年代，蒋介石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阎、冯、李这些败军之将，一时不易复起，便积极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他希望早日重建一个有权威性的、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使国家政治回归正轨。
立法院长胡汉民首先起而抵制，他以军政时期尚未结束，不宜行使训政约法为由，反对马上制订约法或宪法。他说如果有了约法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还不如没有。
然而，如果因为害怕不好好执行约法，就干脆不制订约法，是说不通的。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国家处于军政时期是军人独裁的最好理由，胡汉民作为文官，理应致力于结束军政，推进训政，但他竟然反对实行训政，而身为军人的蒋介石，相反却极力鼓吹结束军政，双方的政治态度，看起来竟如此吊诡，实为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其实胡汉民是不想让蒋介石当总统，又不好明言。尽管在中原大战期间，他和蒋介石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独霸天下。
第38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0）
胡汉民
在推行训政这件事上，蒋介石遇到的问题，与当年孙文建立中华革命党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他以为可以依靠个人魅力，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绕开——而不是解决——所有政治障碍，由他领着党前进。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1931年元旦以后，胡汉民屡次就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发表演说和谈话，坚决反对制订约法，毫不退让。
胡汉民在南方有很大的号召力，为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在上海滩那套流氓手段，又派上用场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家中设宴招待所有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员，声称由于胡汉民对于约法问题，坚持反对，造成党内出现危机。他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一职。当天深夜，蒋、胡二人见面，两人有如贴错门神，一言不合便冲突起来，胡汉民大发脾气，把蒋骂得狗血淋头，他说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既成决议，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主张了。蒋对他的指责简直是“发神经病了”。香江楼主《胡汉民被禁汤山始末》。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担心胡汉民一怒之下，会跑到南方，或者躲进租界，于是，第二天，竟把胡汉民送上汤山软禁起来。消息传开，西南大为震动，一时飞短流长，不胫而走。反蒋声浪由暗而明，竟有高涨奔腾之势。
3月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案，并选林森为立法院院长。4月22日，约法草案经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修正通过。5月5日，国民会议召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经修正通过，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制宪人才，也愿意立宪，但从清末开始喊立宪，喊了20多年，大清倒了，民国继续喊，宪法（约法）草案搞了一部又一部，为了宪法的战争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海，死人无数，但就是搞不出一部举国信服的宪法来。
孙科中执会的会议刚开过没几天，4月下旬，新任立法院长林森竟联合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三位监委，发出对蒋介石的弹劾案。紧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几十人通电拥护四监委，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句。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派等反蒋人物，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纷纷奔赴广东。
宁、粤分裂后，交通部长孙科作为孙文的儿子，以调人身份，仍然留在上海，但他和广东关系深厚，决难置身事外。蒋介石想把他拉到南京，但在南方代表麦朝枢、陈友仁等人劝说下，孙科最后选择前往广州。
孙科南下后，西南的声势陡壮。5月27日，各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凡一、二、三届中央委员愿意反蒋的，均可以作为非常会议的委员。
非常会议是扩大会议的南方版。5月28日，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等15人为国府委员。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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