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2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銮苛私煌ㄒ械墓俟伞Ａ酱胃淖椋槭懔χС帧�
孔祥熙的理财方针，概言之为“开源节流”四字。他一再强调，开源不因征敛而伤民为要，举办税项，必须注意轻微而普遍，公平负担，方能培养税源。
他一上台，就大幅提高了卷烟、火柴、水泥三项统税的税率，从而使每月的统税额，由以前700余万元，一下子猛增到977万元。银行家们都担心，如此征税，只能摧毁民族工业的前途。
1934年，纸币发行量首次突破五亿大关，通货膨胀率比14年前翻了六番。徐州一带，甚至有把纸币撕成四块，每块以2。5分价值流通的怪事发生。升斗小民，叫苦连天。
为了抢救财政危局，5月政府召开第二次财政会议，集中讨论废除苛捐杂税、改良税制、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问题。会后，由财政部明令各省：一、永远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二、永远不准再增加不合法税捐。以此来树立中央威信，争取民心。
1934年6月，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的《购白银案》，国际市场银价飞涨。中国是以白银为通货，因此，白银价格和国际汇率一有风吹草动，中国马上会头痛脑热。8月9日，美国宣布白银国有，银价直线飙升。投机大军排山倒海，在内地狂购白银，输出美国。上海的存银，从两年前的1531亿，猛跌到只有298亿。1934年的白银净出口量，不计走私，达到2。57亿元。
财政当局大起恐慌，紧急颁令，标金交易以关金结价。外汇行市，以中央银行挂牌是瞻，又开征白银出口税，加课平衡税。市面银根变得十分吃紧，银行放款几乎停顿，关税也受到严重威胁。金融界一片水深火热。投机家抛出的资金无法补进，以致哀鸿满地。
第59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7）
天津的义生银行因投机失败首告停业，四聚、泰丰、裕聚、宏达四家银号也步其后尘，宣布破产。紧接着，恩庆永、恩庆厚两银号停业，华义银行也同时搁浅。倒闭之风愈刮愈烈，因挤兑、周转不灵和受市面不景气影响而关门大吉的银行，多达26家，另外还有132家钱庄垮台。
财政部限制白银出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公众信心更加动摇。如果差价持续下去，白银势必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继续外流或贮藏起来，从而引发恐慌；但如果政府提高汇价，使之与国外价平衡，又会使通货更趋紧缩，从而刺激白银出口，造成和限制出口以前相同的局面。
这是两难选择。如果通货进一步紧缩，必然导致利率上涨，商业利润减少，失业增加，政府收入下降。1935年1月，宋子文预言：“危机到来时，银行体系将崩溃，国家将被迫发行不兑现的纸币，政府财政将完全被破坏，将对中央政府当局造成灾难性后果。”国民政府的外国经济顾问杨格、洛克哈特和林奇也都警告说，汇价上升和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危险，远比走私白银更为严重。［美］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币制改革的条件成熟了，经过相当秘密和紧张的筹划之后，财政部以闪电速度，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孔祥熙向全国表示他的决心，在18个月内使财政达到预算平衡，并决计避免通货膨胀。从宣言发表之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各省市停发钞票，把新旧券连同准备金查明报部，这意味着中央要接收各地银行的存银了。
为了取得上海帮会的支持，孔祥熙把杜月笙请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虽然国民政府的英国财政顾问对此提出异议，但孔祥熙解释说：“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的。”
孔祥熙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开始进行第二次债务清理。1936年2月，孔祥熙奉派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到期的债券高达1。26亿元，预计在今后五年之内，将有57％的本金到期，需要偿还。
根据美国财政顾问的建议，把38种债券（除去少数几种性质特殊的），按照到期日子的远近，分成五组，每种债券的偿还期均须延长，统一后的债券，利率一律六厘，不能改变。上海帮会再次表明支持态度。杜月笙甚至迫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会议接受政府发行的“统税库券”，年息为6％，偿还期比其他更长。
统一公债，使政府得以喘息机会，这对于稳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财政，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孔祥熙通过改组中、交两行、实施法币政策和统一公债这三步棋，完成了对东部财团的全面改组。
东部财团对政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蒋介石以牺牲东部财团的利益，换取了中央在迁都四川以后仍能生存下去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种卓尔不凡的远见。但也埋下了危险的种籽，总有一天会结出累累恶果。
尽管宋子文、孔祥熙的努力，取得了蔚然可观的成绩，但对中国的经济颓势，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是非常可悲的。
原因究竟何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财政上的决策，“几乎完全是以非经济因素为基础的”。战争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统治时期，并没有获得过一天的和平日子，以从事经济建设。
这非某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历史的选择如此，天夺其魄，就算神仙也救不了。
19世纪中叶以降，几乎远东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日本、朝鲜、菲律宾、暹罗都曾受到文化问题的困扰，但是，它们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中国就不行。
中国的面积相当辽阔，相当一个大洲了；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几乎可以说是远东文化的发源地。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中国的现代问题变得非常难解决。
第60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8）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儒学的奉行者。蒋介石也不例外，他崇拜王阳明的学问，把曾国藩视作最高的道德楷模，他深信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是民族的自尊心。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革命的完成，必须以传统道德的重建作为基础。
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尽管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天下安危，定于一身”的帝王思想。
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反映出他的脑子里充
满了种种矛盾的、莫名其妙的观念。这场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希望藉着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为“民族复兴”注入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安内攘外的一种精神动员。
所谓传统道德，集中体现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蒋介石从南昌回到南京后，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动童子军和学生到处宣传“礼义廉耻”的四项做人原则。号召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消灭老鼠和苍蝇”，又组织了农村重建队，深入穷乡僻壤，检查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
但是，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告诉人们怎么应付日益严重的外患，只是劝诫人们的生活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新生活运动，首先在东部城市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童子军纷纷走上街头，严肃认真地执行起纠察任务，凡衣冠不整、口叼香烟、涂脂抹粉、随地吐痰的，一律被当众训斥，甚至用红墨水在他们身上盖上标记。
独具一格的“运动”方式，是中国人的特产。他们有办法让任何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闹剧。
新生活运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据说，“即使在走路的一个细节上，大家也懂得模仿英国人，靠着左边走了”。仿佛这是足以自豪的莫大胜利。
当然，在国民政府控制得最严的那些城市里，实际的成绩不止于此。城市的排水系统、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系统的改造和修建，确实开始着手进行。批评迷信、简化丧礼，以及举行集体婚礼一类移风易俗的改革，也时时见诸报端。
不过，广土众民，鞭长莫及。出了东部数省，新生活运动，就成了市井乡愿茶余饭后的谈资。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对新生活运动毫无兴趣，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却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混乱、肮脏和腐败。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学糅合一体的努力。
相反，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侵略的关注而玩弄的把戏。即使就新生活本身而言，也是过于道德化，根本无法把这些尽善尽美的礼教变成现实。因此，西方人无不嗤之以鼻，以“大而无当”作为对它的评价。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东部文化的标本，它是东西方结合诞生的怪胎。
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处透露着矛盾彷徨的苦衷。它既没有大西北那种人和土地、部族之间根深蒂固的原始缔结，也没有南方那种“山高皇帝远”的反叛精神。它夹在北方帝王之家和西方的民主社会之间，既想要熊掌，又想要鱼翅，结果变得不中、不洋、不古、不今、不伦不类。
一度生气勃勃的国民党，为了坐天下，而付出了让自己烂掉的代价。“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诚为鞭辟入里，千古春秋之评！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还是整个东部财团，他们的悲剧在于始终动摇于理想和现实之间。既想民主，又丢不下君临天下的梦想；既想土地改革，又不敢消灭地主（或者说想不到一个消灭地主的好方法）；既想把列强统统逐出国门，又想得到列强的资助。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结果，在北方官僚制度的侵蚀下，在西、北、南方封建势力的三面包围下，在列强的环逼下，瞬将不敌，满盘皆输。
【叁】西安，历史的命定。蒋介石成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俘虏。这次事变，除了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外，还显示出非常深刻的地域政治的象征意义。
第61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9）
对蒋介石来说，西北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他一生极少涉足西北，一个江浙商人的儿子，在长烟落日、孤城寒角的大西北，能有什么作为？
西北对于张学良来说，也同样是陌生的。自从北平扩大会议期间，张学良领兵入关，高喊出“拥护领袖”的口号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蒋介石唯一的军事伙伴。蒋介石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蒋介石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九·一八”后，东北军没有杀回老家，而是听命于蒋介石的调遣，继续转战华北、华中，又开赴西北，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
陕西是十七路军的地盘。西安绥靖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在1933年就和四川的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并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了。他的条件是共产党不向陕西方面发展；帮助他把蒋介石的中央军赶出西北地区。他同意在西北军和红军之间建立一条交通线，向红军提供必需的物资。
他对东北军开入西北，开始也是疑虑重重，但很快就和张学良打得火热了。在杨虎城的影响下，张学良对和红军打仗愈来愈感到厌倦和消极。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都表示出赞赏的态度。
1936年2月，中共的代表李克农、钱之光和东北军代表王以哲、赵镇藩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定，包括政治上东北军正式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经济上恢复通商，双方可以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协定从3月5日开始执行。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述职回到西安，第二天便飞赴洛川。他一下飞机就对共产党的代表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当天下午，张学良和李克农举行了正式会谈。
李克农的态度很清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应该枪口对外，收复失地。两军不宜再对立下去，应该尽快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张学良基本同意上述的几项协定，但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是不行的。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抗日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李克农说，抗日统一战线包括不包括蒋介石，这要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对此张学良加以婉拒，他强调说，离开了“拥蒋抗日”的原则，就谈不上统一战线了。
4月9日，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举行了更高级的会谈。张学良再次强调拥蒋抗日的重要性。周恩来表示，如果能够把蒋介石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
张学良喜欢兵行险着，有点赌徒心态，这一点在中东路事件中，已经显露无遗了，现在他想出了一个“逼蒋抗日”的主意，具体而言，就是共产党在外边逼，他在国民党里面劝，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
在这次会谈中，共产党表示不一定要反蒋抗日，使张学良更加坚信拥蒋抗日是可行的。只要他想办法让蒋介石放弃内战的政策，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反蒋的理由了，全国各党派的大联合，也就有实现希望了。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谈，达成了必要时和新疆、甘肃、宁夏结盟，形成西北四省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的协议。自从西北军、东北军和共产党接触以后，一股逼蒋抗日的空气，在西北渐渐弥漫起来。
第62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10）
1936年10月，对西北一向敬而远之的蒋介石，鬼使神差地跑到洛阳过50岁生日。张学良以祝寿为名，把阎锡山拉到洛阳，一起向蒋介石进言，力劝停止剿共。但蒋介石竟大发雷霆，痛骂张学良“做事缺乏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上，蒋介石甚至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声色俱厉地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
12月2日，张学良冒着风雪严寒，再次到洛阳和蒋介石见面。张学良以“孙总理当年也搞过国共合作”，力劝蒋介石仿照总理先例，和共产党联合一下，也许是国难期间的一个办法。但如果蒋认为行不通，他也愿意把剿共军事进行到底。他建议蒋到临潼华清池休憩几天，和西北各将领见见面讲讲话。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到了临潼。12月7日，张学良下决心向蒋介石作最后诤谏，但依然遭到蒋的严辞痛责。蒋批评他身为军人，打仗打不赢，就想投降敌人，还有点军人气概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国策！”
张学良获悉，如果他不接受蒋的命令，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西北军将被调往安徽。他和杨虎城都有可能被褫夺职务。
“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学生在游行
12月9日，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纪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联发起群众纪念大会，向军政最高当局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援绥救国请愿，印发了“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北领导抗日救国”的宣言和口号。学生们说：蒋介石愿救国抗日抑愿亡国降敌，均取决于今天的最后一瞬了！
两万多学生浩浩荡荡开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省政府下令关闭城门，学生们一拥而上，把城门大锁砸开。守城的西北军都是同情学生的，一律袖手旁观，不加阻拦。学生们顶着怒号的北风，冲到铁路车站，准备乘车前进。但站长和司机都已经走避一空。有人振臂高呼：“我们步行去临潼！”大家立即轰然响应。
队伍走到十里铺，蒋介石的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对学生们说：“委员长明天就要进城答复你们的请愿，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人们纷纷传言，说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封锁，马队已布满街头，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空气顿时变得一触即发。
张学良匆匆赶来了。他劝学生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代为交给蒋委员长。但学生们非要得到蒋的当面答复不可。如果缺乏大队餐宿的地方，他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张学良再三劝阻，最后，他发誓在一个星期之内，必定有满足大家心愿的事实答复学生，“我不欺骗同学们，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
学生们听众了张学良的劝告，率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根据什么把话说得这么死？私下他对杨虎城却表示十分悲观，觉得自己几已无可能改变蒋的立场。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清末就加入了哥老会，也组织过“中秋会”，自任首领，到处袭击官衙，劫富济贫。辛亥革命时，他率“中秋会”成员参加反清队伍，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张云山旗下的向字营，张云山和向字营统领向枝山都是陕西有名的哥老会头子。1913年杨虎城解甲归田，但当过兵、杀过人，再回家耕田放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隔一年，杨虎城又在乡间杀了人，被官府通缉，落草为寇，成为大荔、合阳一带的刀客集团首领。护国战争爆发后，他拉着手下的江湖人马投军。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陕，这是青帮在陕西大发展的时期，甚至连陕西省政府的秘书、西安警察总局侦缉队队长、警察总局的科长、凤县县长也公然开堂收徒。
西北军与蒋介石宿怨甚深，已几度兵戎相见。杨虎城这种西北刀客出身的人，与蒋当然也不能相与。他一气之下，对张学良说，索性把老蒋给抓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引自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张学良大吃一惊。这岂不等于兵变？但杨虎城说自己是老粗，老粗自有老粗的办法。西北军从来不把倒戈、兵谏当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当年他们的“教父”冯玉祥，不就是这样把曹锟抓起来了吗？
第63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11）
张学良犹豫再三，实在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来兑现他向学生们的许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蒋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于是毅然同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头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开始军事行动。蒋介石在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知道发生兵变，匆匆翻过华清池的后墙，在侍从的扶持下躲到后山。直到上午9时多，才被东北军发现，送到西安新城大楼扣押起来。
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左图）、杨虎城（右图）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人士；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一片混乱。
当局意见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主张派遣大军西进，空袭渭南，以武力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文官则认为，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不让日本有可乘之机，事件必须和平解决。
宋子文力排众议，于12月19日以私人身份飞赴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先于宋子文到达，他带来了中共对于解决事件的意见：“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不禁喜出望外，原先估计最大的危机来自中共，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宋子文和蒋介石见了两次面，向蒋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然后离开西安飞返南京。12月22日，宋子文再偕蒋夫人宋美龄等人从南京飞赴西安。
经过一连串马不停蹄的会谈，宋子文代表东部集团和西北集团、中共方面达成了10项协议：
一、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中央军离开西北，两宋（子文、美龄）负绝对责任。
三、蒋（介石）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学良）手接济（宋担保张与中共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