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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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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这支曾经忍辱含垢、离乡背井的粤军子弟，要杀回江东了。孙文命令他手下的人迅速南返。9月，朱执信在策动东江军队倒戈时，不幸被乱兵开枪打死。胡汉民闻讯，悲痛万分，挥泪长吟：“盗犹憎主谁之过，人尽思君死太轻。”
朱执信的去世，在近期来说是国民党的重大损失，他们少了一位非常高效率的实干家。从长远来说，则使国民党和南方帮会的关系渐渐淡化。
11月1日，粤军攻克广州。当时陈炯明还在石龙，立即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在粤军入城宣言中，陈炯明再次表明与孙文共筹善后的立场。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
陈炯明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的政治理想显然远远超越了许多国民党人，他对于中国现状和前途的观察，也比许多国民党人更加深刻。他认为广东远离北京，中央绠短汲深，这是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自治，把广东建设成全国的模范省。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1921年，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他热心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邀请陈独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举办“广东第一次全省美术展览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请著名画家高剑父为筹备主任，推动广东文化事业发展；实行司法独立；禁烟禁赌；省议会还一口气制定了《广东省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宪法草案》等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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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2）
劫后余烬的广州城，顿时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之态。陈炯明的事业水银柱，迅速窜升至顶点，他个人的声望，亦如日中天。全国教育会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游览广州之后，感慨良多，写了一本小册子，盛赞其耳闻目睹的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靠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13州独立战争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
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太平洋》杂志有一篇文章，对当年倡导联省自治地区的分布，作了一个简明的介绍：“欲收拾现在时局，统一南北，亦惟联省自治可以成之。盖主张联省自治，已为各省人民普通之心理。湘浙粤桂川滇黔闽苏皖赣鄂，以及奉吉黑，或省宪已实施，或宪草已成功，或制宪正在进行之中，或人民已有主张联省自治之表示。”唐德昌《联省自治与现在之中国》。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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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联治，只是出于战争失败后，一种闭关自守的策略而已，并非真正附和自治主张。真正热心推行联治的是东南各省，1920年7月，湖南谭延辏б幻耍浴盎拐诿瘛薄ⅰ跋嫒俗灾巍保蛳炝∽灾蔚谝慌凇�
当时知识界有一种论调，希望把政治制度还原到辛亥革命时的原状，从头再来。192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许多知识分子为之着迷。联省自治运动实际上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印记。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辛亥革命后“起初未有中央政府，各省何等一致？自设有了南京政府，就闹出争端来了。这样看来，分离反是统一之母，统一反是涣散之源”，因此，他对湖南寄予极高的希望，甚至亲自到湖南，给谭延辏Т蚱�
为什么湖南会成为焦点呢？章太炎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绅权”的发达，他说：“南方六省，只有湖南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只有湖南是文化最高的地方。所以湖南负的责任比各省更重。如提倡自治一节，湖南向来本有绅权，本与各省专制不同。今日更进一步，由绅权变为民权，总比各省要容易些。”他在长沙演讲，激励三湘人士：“但望湖南人士不要妄自菲薄，以为民权断非中国所可行，北方不是南方所能倒。如存了这种意见，就辜负各省人民的期望了。”言下之意，南方是有能力扳倒北方的。
然而，知识界希望通过联省自治，在中国实现“民治”，而各省军政当局所倡议的联治，却大多是“军治”。两者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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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3）
1919年10月，孙文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比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中国二字，以示区别。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选举总统之议，响彻云霄。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三次革命、四次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
对此主张，陈炯明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且实行记名投票，岂不是自毁法律？和北方毁法，又有何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变成镜花水月。
孙文则批评陈炯明的“保境息民”，实怀有私心，是想关起门来做山大王。双方围绕总统问题，互相扯皮，龃龉丛生，最终以陈炯明让步告一段落。
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无任期，也无规定政府的组织结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国会开会前，陈炯明曾询问胡汉民，今天是否要选举总统？胡汉民回答：“只是国会开谈话会。”
但会议突然宣布选举总统，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各（议员）皆目瞪口呆，及至分派选票时，多有先行避席者，均被关闭议场，硬要写选举票”。②《华字报论孙总统未敢就职原因》。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有关陈炯明资料》。1965年油印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三票，废票一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下午5时，胡汉民忽然打电话给陈炯明，作吃惊状说：“想不到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也不知道有其事，如何是好？”②
4月8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量阻挠选举总统的办法。当天，由湖南首先发难，以省教育会、农会和工会名义，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4月10日，湘军将领通电指责选举为非法行为，敦促孙文严辞拒绝。13日，湖南省议会也通电反对。在广东省政府中，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
在一片反对声中，孙文毫不动摇。他沉着地回答：“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孙文《在广州军政府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对“护法”这面旗帜提出怀疑。
为了换取陈炯明的支持，孙文表示愿意支持联省自治。他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出了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会后分电湘、滇、赣、川各省，承认联省自治“实为目前救国切要之图”。《华字日报》1921年4月19日。孙文的就职宣言，也写得义正辞严，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份权于各县。”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12日。
后来的史家恒称孙文并非赞成联省自治，而是以县自治对抗联省自治。然孙文就职后不久，国民党的一批高层领导——吴敬恒、汪精卫、王伯群、居正、覃振、张继——即发表联衔通电，解释孙文的主张，明确指出：“近闻各省颇有联省自治之议，各省有鉴于中央集权之弊，为此对症发药，挽回危局，意甚善也……我西南扶持正义，亦既有年，尤当本民治之精神，为有系统之联合。行远自迩，则变乱纷争之局，不难速定，即始之怀疑于联省自治之议者，亦当废然思返矣。”《华字日报》1921年6月2日。
孙文不赞成联治是真的，但他一再表态支持联治也是真的。陈炯明并没有被孙文的表态打动。在利用合法与非法问题阻止孙文失效之后，陈炯明直截了当地建议，孙文最好暂不就职，即便就职，也可以大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不必留在国内。孙文费尽周折才当上总统，就是为了要在国内革命，怎么可能“流放”海外？他向陈炯明保证，一旦当选总统，立即出师北伐，即使失败了，也不返回广东，广东就完全交给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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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4）
5月5日，孙文终于排除一切阻碍，在惊涛骇浪之间，就任非常大总统。从此，不仅孙、陈之间的短暂蜜月宣告结束，而且南北之间也骤起战云。
【肆】陈炯明与孙文分道扬镳。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
孙文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实为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互相紧紧相连。
6月，孙文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虽然陈炯明不愿意打，但有确凿证据表明，陆荣廷已经集结了大军，准备反攻广东。这对陈炯明的自治计划是一大威胁。
6月8日，陈炯明下达对桂总攻击令。粤军挟着回粤驱桂之役的余勇，士气高昂，威无复加，扫荡广西全境，竟势如破竹。士气低落的桂军望风而逃。7月8日，陆荣廷等人仓皇逃入越南。8月初，粤军进驻南宁。两广传檄而定。陈炯明主张“桂人治桂”，军民分治，乃推举广西籍的工学博士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期以“模范起信”与“联省自治”，推动两广建设。
孙文的内心充满了光明，过去有人预言，只有战争才能使他和陈炯明之间保持协调。看来情况确实如此。他迫不及待地催促粤军立即北伐，并要求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程潜四人，作为孙文的代表，到南宁和陈炯明磋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深知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所余无几，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初不稍让，坚称经此战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仍持其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政治主张。
然孙文的目光是全国性的，不受一时一地的条件所限。他相信非统一全国，不足以开创一个新时代，重造一个真民国。他决心不再等待。9月初，率领大本营向广西出发，沿漓江到达桂林。这时陈炯明驻节南宁，却故意避而不见。孙文愈加痛感陈炯明已成为统一大业的障碍。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11月，陈炯明由南宁东返广州。邓铿在孙、陈之间极力斡旋，但效果似乎不大。孙文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这位不改江湖本色的大总统，心头一狠，把手枪交与部下，令其在陈炯明赴梧见面时，将其刺杀。见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事亦经总统府参军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但终因陈氏不肯赴会，刺杀行动始不了了之。
经过一番周折，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故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向来坚称邓铿为陈炯明所杀，然事实岂真如是？据时人记述：“（邓）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即使《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代表国民党正统官史对陈全盘否定，然亦有如下记述：“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谢盛之、鲁直之、李睡仙编《陈炯明叛国史》。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用常情判断，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断不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由此可见，邓铿的亲属亦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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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5）
邓案是否程璧光案的翻版？当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可能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究竟谁是真凶，几十年来，官私文献滋多，各执其词；史家之论，更是众议成林。公说婆说，迄无确凿证据，以解悬疑，但邓案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造成致命一击，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铿之死，成了陈炯明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粤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陈炯明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广东注定还要乱，还要在背叛的狂潮里历尽磨难，陈炯明并无回天之力。
在大本营内，胡汉民、蒋介石均主张先行回师解决“陈家军”，然后北伐。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氏：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陈炯明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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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6）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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