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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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　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　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　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　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　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　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　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　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　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　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　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　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　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　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　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　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　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　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　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　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　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　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　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　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　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　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　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　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　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　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哪哪哪给我出去！”　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　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　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　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　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　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　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　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　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　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　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　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　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　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　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　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　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　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　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　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　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　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　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　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　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　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　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　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　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　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　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　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　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　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　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　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　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　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　“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　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　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　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　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　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　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　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　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　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　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　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　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　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　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　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　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　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　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　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　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　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　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　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　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　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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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　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　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　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　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　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　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　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　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　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　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档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　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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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　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　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　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　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　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　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　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　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　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　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　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　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　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　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　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　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　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　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创我们罢了。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　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　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　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　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　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　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　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　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　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　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　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　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　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　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　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　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　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　，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　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　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　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　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　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　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　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　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　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　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　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　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　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　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　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　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　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　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　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　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　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　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　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　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　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　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　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　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　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　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　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　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　“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　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　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　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　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　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　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　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　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　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　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　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　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　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