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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时代-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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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希望！所以，我在此表过态，不管都督给我安一个什么职位，我都会记住都督今天的一席话，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也为广大民众，我朱玉阶这一百多斤就算丢了又算得了什么！”
“玉阶，我是知道你的抱负的。客气话就不说了，我们一起努力吧。”陈华到不是故意忽悠朱玉阶，陈华的这套“理论”，可以说是综合了前世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凡是搞得好的国家，莫不是把官员、民众，富人、穷人的权利义务界定得非常清楚，同时从制度上尽力保证民众的权利。
“对了，都督，我这次回老家，听说很多地主都想将土地卖了，而准备到城里开工厂或开商铺。”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土地的最大作用，是为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和工商业的场地问题而存在的，说白了只是众多资源的一种，而不像今天的华夏，土地被当成了主要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这样下去，会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饭吃，最终会危及到整个民族的安全问题，华夏历史上的每一次动乱，就其根子来说都是因为土地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而造成的。要保持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根子上解决土地过分集中的现象。”
“如果不听都督所言，也许我还不理解，但都督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朱玉阶认真地说道。
“呵呵，关于土地问题，我还有很多后续手段可用，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太成熟罢了。”陈华很高兴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陈华有句话没说，那就是前世采取的“没收”和强力镇压政策，如果陈华敢用，说不定四川就有一百万人要找陈华拼命。
陈华当然不会用。这并不是说前世那种做法就一定错误，而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采取那种比较激烈的手段呢。
PS：零点后将本章内容大致看了一遍，所以上传快一些，这是一个好方法，要保持。鞠躬感谢给本书推荐票的朋友，今天的票票比星期一和星期二估计都要高。
第174章 三省联合1
西元1913年3月25日，云、贵、川西南三省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讨三省经济建设资源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及建立三省联合政府的有关问题。
华夏民族独立军占领云南和贵州之后，陈华并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直接派人接收两省政权，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由两省各界代表人士，分别召开会议，选出各自省份的省级政府。
在涉及到省长的具体候选人身份时，陈华分别向两省士绅推荐了李根源和戴戡两人，结果这两人“不负重望”，被云南和贵州两省代表推选为省长。
李根源，字印泉，1879年生，先生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曾为云南讲武堂教官、总办、军政府军政总长、总参议长、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本书写成第一师）等职，在云南的影响力，仅排唐继尧之后，位列三甲。
在与云南代表商议时，也有唐继尧的“粉丝”提出希望唐继尧来担任“省长”，但参与商谈的华军第三师副师长、云南纵队副司令员李彬以“西南战役，耗资百万，死伤上万，总得有人为此负责”为由拒绝了唐继尧出任省长的建议。
在贵州，亦有人提出请刘显世来担任省长，贵州纵队副司令员周树勋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
其实，在华军两师刚刚抓获唐继尧、李根源和戴戡时，陈华便立即找到赵尔丰、朱庆澜这两个颇有经验的老人研究善后局面。
被抓的三人，肯定不能杀，也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用。在明白陈华的真实想法之后，两人建议应该把戴戡和李根源推出来主持两省政务，只是对于唐继尧，陈华坚决主张不用，赵尔丰和朱庆澜也只得作罢。
当滇军和黔军几个主要人员被送到成都后，陈华派赵尔丰和朱庆澜两人先去接触，赵、朱两人，曾经与唐、李、戴三人的遭遇非常相似，但现在都活得非常精彩，手上亦有真正的权利，与袁世凯手下的“省长”们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几人兴致勃勃地与赵尔丰、朱庆澜谈了一个下午，李根源和戴戡等从交谈中感受到四川的强大和不可敌，更感受到陈华虽然异常强势，但并不“专权”，心里亦很高兴。惟独唐继尧心里很是失落和后悔，早知如此，又何必投袁呢，早投陈华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当然，赵尔丰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的意思摆出来，唐继尧叹了一口气，表示绝不给云南再添乱了。
三省联席会议，云南和贵州分别派出了一支15人的代表团，四川代表团亦由赵尔丰率领也是同等的15人，这就是所谓的“三省联席会议”，一个做出决定三省必须遵守的权力组织。
会议经过七天激烈的争论、讨论，最后形成了如下决议：
第一，取消云南都督府、贵州都督府、四川都督府等机构，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原四川都督、华夏民族独立军总司令陈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第二，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帅西南三省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包括陆军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以及未来的空军等武装力量，现有西南各省各地武装力量必须限期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改编、整训和管理。
第三，西南三省之经济、民生、教育等诸事业之发展由“三省联席会议”统筹规划，统一实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第四，从即日起取消西南三省之厘金、路卡，统一税率并实行一次性征税三省能行的办法。
第五，三省实行鼓励工商，鼓励投资之政策。
第六，实行“教育优先”、“交通先行”的发展战略，制定西南三省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技术教育、就业培训的短期计划及中长期计划；迅速制定西南三省公路、铁路交通建设规划。
第七，鉴于云南、贵州的特别情况，从1913年起，四川每年补助云南和贵州各500万元，直到“三省联席会议”认为上述二省不需要补助为止。
第八，成立“西南银行”，发行货币，统一西南之货币发行权、金融管理权。
第九，“三省联席会议”代表由各省自行推选，实行换届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会议同时举行了“三省联席会议”选举，赵尔丰被推选为“三省联席会议”议长，李根源、戴戡被推举为副议长。
“三省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特别情况可由某一省代表团提议增开临时会议。“三省联席会议”闭会期间，由会议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会议选举重庆市长张培爵为“三省联席会议”秘书长。“三省联席会议”秘书处日常办公地点设在四川重庆市。
针对决议第一项、第二项，“三省联席会议”同意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华军扩编及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整编方案。根据陈华的方案，第一步是野战军扩编，华夏民族独立军将扩编为15个师，西南三省的警备部队将编制20个旅，半军半民的民团（民兵）共500个连级编制。
与此同时，在四川重庆成立“西南陆军大学”，隶属华军司令部政治部管辖，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西南陆军大学校长；成立“西南兵工局”统筹兵工生产，陈华原建设在重庆、成都等地的兵工企业成为“西南兵工局”首批下属单位。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华夏近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曾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其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率先在华夏提出了“持久战”理论，对太祖、蒋介石等人启发很大。
历史同期，蒋百里正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两千余名师生面前，突然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但竟然奇迹般生还，可谓是轰动一时。
后世对蒋百里这次自杀的分析，有人说是蒋百里愤于学风浮躁，有人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有人说是蒋愤于当时政界、军界之黑暗，更有人蒋自杀的最大原因是他自己很骄傲。
在前世，陈华曾认真分析过蒋百里自杀的原因，按陈华的分析，蒋应该是患了“抑郁症”，这“抑郁症”的原因自然是上述原因中的前面三点，保定军官学校的学风，源自于清廷时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了，无论前世也好今世也好，北洋军阀的本质并未改变。
至于请款未果，这个时代的华夏，除了四川外，几乎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说现在，就是陈华前世，学校请款同样是个难之又难的问题，口头上谁都重视教育，但在拨款上就不见行动，且借口特别多，大学要不是收取高昴的学费，说不定根本办不下去，但结局是苦了全国百姓。
愤于政界、军界之黑暗，陈华以为应该是蒋百里自杀的主要原因，蒋百里留学过德国，见识过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制度，西方列强虽然不敢说就一定“政治清明”，但其“法度严谨”却是不用怀疑的，再加上蒋百里本身极其聪明和一点点骄傲，在民初的政治环境里，过得“抑郁”是再正常不过了。
邀请蒋百里，是陈华穿越之后不久就做出了的决定，但那时陈华自身的条件不好，全国的局势也未明朗。几年之后，陈华的实力已经显现出来，相信蒋百里通过报章、电台等方式对四川有所了解，对华军的装备、战力、军纪等应该有所研究，再加上“民国”这几年，蒋百里也算对北洋政府看得比较“透彻”了。
陈华敢于在“西南联席会议”上提出创办“西南陆军大学”并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校长，是因为蒋百里在冯仁的安排下春节期间已经离开保定前往上海，然后坐船到了四川，在“西南三省联席会议”期间，四川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华军参谋长郑树林，华军炮兵司令、华军炮兵师师长林沐正陪同蒋百里先生在四川各地视察，特别是对华军军纪、训练、装备等方面进行视察。
对此，郑树林还请示过陈华，请蒋先生看哪些内容，陈华说了三个字“不保密！”对于蒋百里，陈华确实用不着保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即便蒋百里以后不在华军任职，陈华也会把自己的实力对蒋百里全部开放。
为了请到蒋百里，陈华着实下过一番苦功。首先，陈华撰写了一篇论文，带有“请教”性质，论文主要讲的是当前欧洲局势，可能暴发的战争及可能采取之战略，蒋百里是战略大家，没点真东西别想打动他。
其次，陈华让冯仁带上有关华军的政工、训练、管理、装备、作战等一系列制度包括“六条军规”在内，同样请蒋百里“指正”，可以说，陈华在华军中搞出的东西，都是立足于这个时代而又超前于这个时代的好东西，如果蒋百里不感兴趣那他就不是蒋百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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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三省联合2
再次，陈华准备了一份筹办“华夏陆军大学”的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书里，将士兵为谁当兵，为谁而战的理论好好地发挥了一番，将军官的培养与国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阐述了一番，然后才是计划正文部分：陆军大学的宗旨、目的，陆军大学的指导思想和专业设置，陆军大学学员的日常教育与管理，陆军大学学员成绩的评定，陆军大学的经费保障及学员来源等。
第四，陈华还准备了四川在兵工装备，特别是炮兵、装甲兵、空军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及对新式武器在未来战场上的作用的分析与预测。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蒋百里不动心那就不是蒋百里了。
此外，冯仁还带有四川五年的《建设纲要》以及四川目前的工业布局、产业规模、民生状况等资料。
最后，才是由冯仁口头提出邀请蒋百里先生前去重庆担任“华夏陆军大学”校长并递上了陈华的亲笔邀请信。
关于“三省联合会议”第三、四、五条，第三条和第五条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决定、协议加以细化；第四条取消厘金，统一税率则非常现实具体，在原来的历史上，四川、贵州之军阀，在1930年代其税收已经收到1980年代了，不得不说是华夏历史上最为啼笑皆非的事情了。
在税收问题上，前世的国度实行的是“重税赋，轻管理”的征税政策，这方式不可取。这一点，陈华认为西方国家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轻税赋，重管理”，税率整体不高，只要经常正常就没问题，但如果遇到偷税漏税之人，绝对重罚，直至倾家荡产。
“三省联席会议”之第六条“教育优先”、“交通先行”之规定，前者是人类百年历史的普遍规律，陈华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陈华穿越之后，第一件事抓老鼠是搞民生，而第二件事则是教刘玄德等人识字，自然是抓教育了。
教育优先。除了云、贵两省的中小学教育要迅速向四川看齐外，整个西南三省还将建设成立“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西南商学院”、“西南工学院”、“西南医学院”、“西南地质学院”、“西南语言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大学”、“贵州大学”、“贵阳大学”等13所本科学院以及30所以上的专科职业技术院校。当然，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教育规划，是一个渐进过程，任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交通先行。就是要加快三省的交通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构建西南三省公路、铁路及航空网络。历史同期，西部、西南一直拖着国家的后腿，抱着金饭碗“讨口”，资源富集而又贫困异常。虽然后来有一个西部开发的提法，但历史的惯性已经形成，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直到陈华穿越，西部与发达地区的距离，不但没缩小，反而是拉大了。
陈华提出交通先行，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深知西南三省的交通建设，比成都平原，比东部地区艰巨得多，古人所说的山高皇帝远，多半是指西南三省这种地方。但是，再困难也得上！陈华现在能够指挥得动的地盘，也就是西南三省，陈华到是想先从东部起步，但谁让自己会穿越回自己的老家呢。
“三省联合会议”第七条、第八条，与金融密切相关，至于每年补充500万元，这对陈华来说不是问题，而且第八条成立“西南银行”，发行货币之后，每年的补助则根本算不了什么。
金融业，无论前世还是今生，陈华都不太懂。所以在“西南银行”的问题上，多是听专家们的意见，陈华也就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西南银行为西南地区惟一货币发行银行，其他银行不得发行货币，否则视为非法；第二，西南银行采用金本位制度；第三，西南银行发行的货币单位为“元”，名称叫“华夏币”，简称“华币”，其币值相当于当时美元币值的50％。
为了西南银行的成立，陈华将自己两次大规模打劫的黄金等一次性存入西南银行，折合美元大约值500万，此外，云、贵、川三省政府在三年内分别投入200万、300万、1000万股本，在三省股份上则分别为20％、30％、50％，至于陈华投入的股本，陈华只要求西南银行按存款给自己支付利益就行了。这种股本的划分，让云贵两省的代表十分“感动”，因为，他们的投入根本占不了这么多股份。
陈华的最终目的，是将“西南银行”打造成前世的华夏中央银行，只负责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并不直接经营，但现在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三省联席会议”决议第九项，是关于三省自身的定位，曾经有人主张直接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北洋，但最终陈华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陈华永远明白悄悄地发财，打枪的不要的道理，即便要打枪，都是被迫的。如果选择公开“对抗”，陈华与历史同期那些军阀又有什么区别？陈华即便要当军阀，也是新军阀。
所以，“三省联席会议”只是一个协调组织、联络组织，但如果做出决议，三省均要统一执行，又与一般协调组织有所不同。云、贵、川三省与“三省联合会议”的关系，大致可以看成是一个总公司下面的三个子公司，三个子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得承担总公司分担下来的相应义务。
而真正站在三省背后的，则是陈华担任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三省在外交、防务、政治主张、体制原则等大的方面，必须服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管辖，但与其他军阀明显不同的是，陈华并不干涉各省在经济建设、行政管理中的具体事项，除非违背陈华确定的原则。
“三省联合会议”同时作出了关于刘显世、顾品珍等人的决议，而最终这个决议是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就是刘显世、顾品珍等部武装力量，必须限期三个月内接受华夏民族独立军的改编、整训，否则两人及其所属力量将会被视为西南之敌人，给予干净、完全、彻底消灭之！
为了显示“民主”，这次三省联席会议一般性议程，陈华都邀请媒体记者进场采访，对于一般性决议，特别是有关经济、教育与民生的决议，都及时在媒体上公布。
这样，除了能让三省民众及时了解“西南新政”的相关内容外，也让北方的袁氏政权和广州的孙氏政权看看，看看陈华是怎么“治世”的，看看谁在真正关心民众，改善民生。
事实上，成都自1911年之后，已经成了华夏的新闻中心之一，除了四川军政委员会主办的《华夏日报》外，成都还有很多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报纸，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包括香港、美国等国的报纸都在成都设有记者站。
“西南有望成为全国教育领头羊。”——这是上海《申报》报道会议教育方面决议的新闻标题。
“三省交通规划，但愿不是纸上谈兵。”——这是诞生于广州的《民国时报》的口气，显然，带有一丝酸溜溜的味道。
“新军阀强势崛起，西南将何去何从？”——这是北京出版的《民国日报》的报道，显然，袁世凯集团已经将陈华定义为“新军阀”了。不过，陈华并不反感这个称谓。
“陈华虽有心有力，但深受内陆局限！”——这是成都本地《华西早报》的报道，很客观很深刻。
一个政策的好坏，并不是媒体说了算，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民众说了算，因为普通民众中跟风者甚多，很少有自己的主见或远见。
谁说了算？资本。资本对时局最为敏感，对商机也最为敏感。这次“三省联合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一传播，不说西南三省的大商人，就是上海、广州、北京的商人也提前来到成都，甚至还有满清贵族提着真金白银而来。虽然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45人，包括随从人员也不过几百人，但会议召开期间，成都的各大旅店却人满为患，他们要么前往四川省建设厅商务局，要么前往三省联席会议秘书处，有关系的则直接找到各省省长这样的高官，甚至有直接找到陈华这儿的。
因为，有先行者在四川已经发了！西元1911年，四川军政府刚成立不久，就有一批投资潮，其中以老外为主，但也不乏国内跟风的商人，因为他们看到洋人都去了四川，自己为什么又不去呢？
近两年过去了，这些商人深为当初的决定庆幸，因为他们都赚了钱了。当然，也有想来投机的，不善经营的亏本了。
显然，这次陈华主持的“三省联席会议”意在成立三省联合政府，这么大的事件，怎么可能没有商机呢。
PS：唯有感谢，只有感谢。不多说，今日第二更到。请继续支持千殇！严格地说，千殇还不是“起点作家”，但千殇要努力成为起点作家嘀……
第176章 袁世凯动手了
华夏历史上，从来不穷，即便1911年满清倒台时，其国内总产值依然位居世界第六，只是，由于分配不公，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官僚、富户手中。
对此，陈华明知道这些人手上有钱，但也毫无办法。采用异能去抢？那也只能针对罪大恶极之辈，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而且，那种手段本身是不道德的，通过一种不道德的手段去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作为个案在后世也许是一段传奇，但如果成为一种普遍行为经常性行为，那无疑是历史的悲剧，更是陈华的悲剧了。
所以，陈华对商人来投资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有些封建老顽固的元宝，在家里的地窖里藏了几十年几百年，放在那儿发霉，除了供其自我消耗外，不产生一点价值，但拿出来投资增值，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经过几年的打拼，特别是就位四川都督之后，陈华也渐渐明白了，一个社会的好坏，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制度的好坏。在过去那种坏的制度下，谁会踊跃投资？江山社稷都是皇帝的私产，何况你一富商，明朝的沈万三就是榜样。
北京。中南海。总统府。
袁世凯坐在太师椅上，正听着陆建章的汇报。由于北京出了那么大的事情，陆建章的官面上职位全部被取消了，但袁世凯又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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