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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台海风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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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宸将军说：金门炮战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吃福建的橄榄果一样，值得回味。的确，当年炮击金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为什么选在8月炮击金门？后来为什么“打而不登”？开始是严密封锁，后来为什么又“封而不死”？炮战后期，为什么打炮前先告诉对方？后来又出了“单日打双日不打”的新鲜事，还有我们实行的“绞索政策”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懂”。现在恐怕还有人既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如此明确地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日期告知对方，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大概史无前例。我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希望能引起人们去思索。我更希望的是，两岸能尽早实现统一，台海永远和平，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见证两岸风云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1）
童小鹏真正参加对台工作是在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后，他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当然，这以前童小鹏也一直关心台湾问题。
童小鹏，福建长汀人。１９３０年，他１６岁时投身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长、秘书长，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1947年3月，他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城工部、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干校。1973年回中央统战部，1977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童小鹏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他先向我介绍50年代的对台形势：
１９５６年以前，我们的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苏联政府也准备为我提供解放台湾的渡海设备。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还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积极筹划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日程因此被推延。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我们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完全统一。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毛主席在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毛主席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台湾政局趋于稳定，解放台湾面临客观上的困难；二是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三是美蒋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上的矛盾突出，使和平解放台湾存在可能性。
1955年４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会后，经过苏联、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1955年８月１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中美之间开始有了外交上的接触。这为我们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有：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留蒋军队，由蒋治台。
为了进一步让全党了解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1955年7月30日，周总理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解放台湾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我们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到了１９５６年，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又有新的发展。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根据这一精神，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还身体力行，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说，如果你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后，打了3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是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总理还说，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人历史。
毛主席也进一步指出，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对此进一步进行说明，他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
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建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那时我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当秘书长，先前就已经接触了对台工作。1958年4月，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后，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参加对台工作。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2）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平解放台湾的措施并取得了成效，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毛泽东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继续插手台湾问题，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在美国的唆使下，台湾当局也坚持抱着“反攻大陆”的幻想，不断出动军队，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
1958年7月，美英相继出兵侵略黎巴嫩、约旦，中东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则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在台湾发布特别戒严令，美国也下令第七舰队处下战备状态。平静几年的台湾海峡又出现了危机。
童小鹏说：“当时我正随周恩来在上海视察工作，接到黄河花园口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周恩来立即中断视察工作，7月18日亲赴黄河岸边现场指挥抢险，一直工作18个小时没有休息。随后，他立刻赶到北京，同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研究处理台湾海峡危机。”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炮打金门的重大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利用金门、马祖这个包袱，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计划。毛泽东在炮打金门的前几天还接见了香港知名记者曹聚仁，让他把我们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
虽然海峡两岸在军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国大陆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种种努力。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继续开展对台工作。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仍然积极寻求与蒋介石集团对话的渠道。主席说，在台湾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要多做他们的工作，积以时日，成效自见。
据杨斯德回忆：“总理经常召集我们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亲自给我们讲话，作指示。当时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农同志指示我们，把我们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到台湾。台湾方面马上就有了反映，还作出了回应。”
为了加强向台湾岛内宣传的力度，中央指示，以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名义，建立福建前线电台，直接向岛内广播我们的对台方针，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了解我们的对台政策。
毛主席非常关心对台工作，他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并始终抓住不放，经常召开会议，研究岛内情况，讨论对台形势，谋划两岸关系的发展。１９５９年２月，毛泽东出于对统一祖国的真诚，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
周总理则具体实施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他对我们说，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他还指示我们要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的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据杨斯德说：“根据总理的指示，我就一直跟踪研究台湾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的情况，做台湾有关人士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配合中央对台战略的转变。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纷纷做台湾方面的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台工作事实上已陷于停顿。但从70年代初开始，毛主席、周总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1）
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后，如何处理好国民党战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最早于１９５６年１月提出了“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毛泽东经过考虑，认为特赦释放时机尚早，但同意并确定了实行特赦释放这一大方针。
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于１９５６年初就把２００多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管理，开始允许这些战犯与家属自由通信，还可以接待亲友来访。
“当时我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也参与了改造处理国民党战犯的一些具体工作。”童小鹏谦虚地对我说，脸上的笑容很慈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改造工作采取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同时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看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周恩来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关心他们外，他还在思想改造方面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后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等人到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去看望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开导工作。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黄维起初思想很顽固，不参加思想改造，后来患了心脏病，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为他治病。黄维很受感动，随后就消除了抵触情绪，还积极参加一切改造活动。
经过几年的学习、劳动和教育，功德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鉴于此，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9月17日，二届人大九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童小鹏说：我记得《人民日报》还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令，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特赦首批战犯３３人，其中原属蒋介石集团的３０名。到1964年4月，又先后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加上这一次特赦的共6批296人。
周恩来一直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央统战部组织安排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的１１名人员。
童小鹏回忆道：
这个事是我具体负责的。下午3时，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的陪同下来到西花厅，陪同接见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及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等，我和罗青长也参加了。溥仪因住在他五妹家，单独用小车去接他，迟到了几分钟。当他赶到时，徐冰指着他诙谐地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当时身穿一套蓝色棉制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徐冰介绍完，他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关致意。在座的大都是第一次见到溥仪，没想到这位就是3岁就登基的“小皇帝”。
１１人中，除了溥仪、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学生。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这些人既惊喜万分，又感到十分羞愧，觉得对不起当年的黄埔老师，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面前时，叫了声“曾扩情”。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他想不到时隔３０年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路，对不起你！”当周恩来走到溥仪面前时，和他拉起了家常。溥仪说到了他过去的罪行，表示要继续反省。周恩来说：“溥仪先生，你在清末登基时才3岁，可以不负责任，但伪满时代你要负责任。”溥仪激动地流着眼泪说：“周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了。
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以他那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一周，询问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18军逃往台湾，而是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周恩来点头微笑，连连称“好”。周恩来又询问了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身体健康。”周恩来说：“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周恩来勉励自己的话，非常内疚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周恩来说：“你过去是有罪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一定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杜聿明非常感动，心情激动地一再表示要改造自己，戴罪立功。周恩来还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2）
周恩来与大家分别交谈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来对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富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在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地嘱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来最后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也可以。”
周恩来讲完后，章士钊就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总理的讲话指示去办。”
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才结束。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鞠躬告别，愉快地离开了西花厅。
这次接见；对这些特赦人员的思想震动很大。此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到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把散住其他旅馆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溥仪也从其五妹家迁过来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这期间；中央统战部派了专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还为愿住外地和亲属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还为他们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自愿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亲后又返北京的周振强、杨伯涛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后；1961年3月经中央同意；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即都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对后来的几批特赦战犯也同样很关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统战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见活动。
童小鹏说，我又具体负责安排这次的总理接见。这次接见的是康泽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员及家属40多人。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陪同周恩来接见，我和罗青长也一同参加。
下午4时，周恩来等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家就座后，陈毅首先说：“总理很惦记各位，特邀请大家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也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大家见见面。”他谈到台湾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特赦人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态说：“请大家不要有顾虑，把话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周恩来接着讲话；说明了接见的缘由。他说近两年由于国内国际的事情较多；没有机会同大家常见面；现在前三批特赦释放人员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员集中学习参观也即将结束；有几位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因此；找这个机会见面谈谈。
周恩来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讲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大团结的。
周恩来还进一步解释陈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说：“大家对于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自由’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随后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并又一次强调了立场问题的重要性。谈话中再次表达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接见结束后；周恩来还邀请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在新疆厅设宴招待了大家。
这些特赦释放人员；都很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认为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我们通过这些人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社会各界；传到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我们对战犯“一个不杀”；并给予宽大释放；使台湾当局感到意外；阵脚大乱；不敢面对这一人心所向的现实。台湾当局封锁消息；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可等到有些特赦释放人员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其宣传也就不攻自破。
我们考虑到；美国一直干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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