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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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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创婀┡璞负捅蝗欤宜蠛么乖谟谒扇〈丫辉倌芄晃止裾Ｌ辶Φ氖澄铮暗比豢峙禄嵊腥怂担谙裣衷谡庋澄锊蛔愕氖焙颍颐悄训阑够嵊行乃甲鋈崛硖宀伲唬∈澄镌蕉倘保揭闷渌椒ɡ丛銮课颐堑奶辶Α！币簿褪撬担颐且ü嗟叵奶辶丛銮刻辶Α０凑彰拦硕蕴辶Φ目捶ǎ奔扑阋桓鋈擞卸嗌偬辶晒├檬保芤悸钦飧鋈饲耙灰顾�8小时还是5小时，是否像平常一样吃饭了，是否挨过冻等因素。日本人的计算方法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并不相信体力的积蓄，在他们看来，那是物质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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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更趋极端，说什么在战斗中精神甚至战胜了死亡这个自然现象。有次广播在描写一位英雄的飞行员及其征服死亡的奇迹时这样说道：
“空战结束后，日机分成三四架一组的小编队返回基地。首批着陆的飞机中有一架是大尉驾驶的。大尉跳下座机后，站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返航的部下。他脸色极其苍白，但是很镇静。看到最后一架着陆后，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接着就送往司令部。到司令部后他即向司令官作了报告。但是，报告一完毕，他就突然瘫倒在地。在场的军官们立即跑过去帮助他，但是，啊呀，他已经死了。检查他的躯体时发现躯体已经凉了，一颗子弹击中其胸造成致命伤。刚断气的躯体是不会凉的。可死去的大尉的身体却像冰一样凉。大尉必定已死了好长一段时间，作报告的只是他的灵魂。这种奇迹般的事实想必是这位战死的大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来的。”
在美国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可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没有对这则广播付之一笑。他们确信，日本的听众决不会把这则广播作为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播音员讲得很对，大尉的业绩确实是“奇迹般的事实”。日本人何以坚信会出现这种奇迹呢？因为他们认为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明显，这位大尉是自我修养的超级大师。如果说全日本都知道“泰然自若的
部，
精神能持续1000年”，那么在一位以“责任”为其整个生活中枢的空军大尉的躯体中，这种精神难道就不能够停留数小时吗？日本人相信，人可以通过特殊的修行来使其精神变成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东西。这位大尉正是学了此道，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这些过火说法看作贫穷国家的托词，或者是受骗国民的孩子气妄想，而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就会大大失去在战时或平时同日本人打交道的能力。日本人的信条是通过一定的禁制和拒斥、一定的训育和锻炼的方法植根于心中的，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怪癖。我们美国人只有承认这些信条，才能明白日本人战败时承认的“光凭精神力量是不够的；用‘竹枪’来守卫阵地完全是一种妄想”这句话所包含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日本人的精神差，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里都败给了美国人的精神时，我们就能够领会其含义了。就像他们战败后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陷入了主观性”。
对一个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不仅仅是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而且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不管它是城市被炸，还是塞班岛战败，或菲律宾失守，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已被透彻了解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所以无线电台竭尽全力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我们早就清楚地预料到这种可能性，必要的准备已完全就绪。”“敌人一定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势，但这是我们在计划中已考虑到的事情。”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不能使国内防线上的日本人丧失士气，“因为他们都有精神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飞机制造业者协会副会长曾在无线电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飞临我们上空。但是，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业者一直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早已定下了万全的对策。因此不必有任何担忧。”只有假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是完全计划好的，日本人才能够继续坚持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必要的论断，即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积极希望的，而决不是他人强加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挨打，而应该认为正是我们自己积极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如果你们想来的话，那就来吧！我们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良机终于来到了，我们为这一良机的到来而兴高采烈’。”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说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一段遗训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一定要自己创造出机会。”据无线电广播山下将军【即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法西斯军人，绰号“马来之虎”，1944年后任第14方面军司令官，驻守菲律宾。战后被判处死刑。——译注】在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地笑着说，敌人现时正在我们的腹中……”“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就迅速失陷，这仅是山下将军运用战术的结果，是与将军的计划相一致的。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
说，
感，
展之中。”换言之，失败是最大的成功。
美国人则在相反的方向上同日本人走得一样远。美国人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是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我们遭到了攻击，因此我们就应该让敌人知道点厉害。没有一位筹划如何才能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与此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敌人向我们发难了，让我们给这些家伙点厉害瞧瞧吧。”美国人使自己的全部生活与一个不断受到挑战的世界相适应，并随时准备接受挑战。但是，日本人只有在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中才感到安心，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没有预想到的事变。
日本人在其推行战争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另一个主题也颇能说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显示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我们已处于“世界”的直接注视之下，因此要显示出日本人的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则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发出离舰命令时，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到全世界的讥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他们认为在世人面前留下怎样的形象是十分要紧的事。他们关心这一点也正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之中的关切之情的流露。
关于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陛下的问题。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统治能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700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是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元首。各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一个藩国的国主，象中国古代的诸侯一样，掌握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译注】，再上面，是军事上的大元帅——将军【即征夷大将军。是日本幕府时代的国家的实际主宰者。——评注】。几乎并不存在对天皇效忠的问题。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宫廷中，宫廷内的仪式和活动受到将军制定的管理规则的严格限制。即便是一个封建大领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视为是叛逆。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些美国分析家坚持主张，只有通过了解日本历史才能理解日本人；从现在仍活着的人们的记忆深处重新抬出来的天皇，他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国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这些美国分析家说，日本政治家喋喋不休地一再重申天皇对其臣民具有不朽的统治权力，是夸大其词。日本政论家们坚持己见只是证明他们的论据软弱无力。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在处理天皇问题上没有理由心慈手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矛头指向这个日本最近才捏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正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挖掉了天皇神圣性的根基，并对它进行挑战，那么我们的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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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熟悉日本、看过来自前线和日本的报告的聪明的美国人却持相反意见。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蔑和赤裸裸地攻击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憎恶和煽起他们的敌意了。这些人并不相信我们攻击天皇时，日本人会认为我们是在攻击军国主义。这些人曾经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仍像以往那样地热烈，尽管那时“德谟克拉西”（民主）已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也不得人心，军人上东京街头还得谨慎地换上便服。这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对希特勒的崇拜是测量纳粹党盛衰的气压表，是与一切法西斯计划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
确实如此，日本战俘的供词证实了这些人的看法。同西方士兵不一样，日本战俘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在被俘时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应该守口如瓶的，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地不受约束。他们所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根本原因当然就是日本人奉行不投降主义。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发生了变化，然而即使在那时候，也只有某些军团或个别地方部队这么做了。战俘的供词之所以值得注意，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一个方面的意见。这些战俘决不是那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因而可能没有典型意义的士兵。他们当中除少数人之外，全都是在已不能抵抗、身负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时候被俘的。
顽抗到最后一刻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归于天皇，他们不过是“奉行圣志”、“安慰圣上的忧虑”和“奉天皇之命去捐躯”而已。“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义务。”但是，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反对日本整个征服计划的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归于天皇。天皇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一切的一切。厌战者把天皇称之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陛下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中，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而且是在未得到他许可的情况下开始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因此天皇不会允许把国民拖入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残酷虐待。”这种陈述与德国战俘的陈述是大不相同的。尽管德国战俘对希特勒麾下的将军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是那么不满，但他们仍然把战争及准备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战争的最高唆使者希特勒。日本战俘非常明确地断言，他们对皇室的崇敬得同军国主义以及侵略的战争政策区分开来。
但是，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成其为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像的”。“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个超级宗教对象。”倘若日本战败了，天皇不会因失败而受到谴责。“国民并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即使万一战败了，责任也在内阁和军部领导人身上。天皇没有责任。”“即使日本
失败了，在日本，10个人中仍会有10个人继续崇拜天皇”。
认为天皇不受任何批评的这种一致性看法，在美国人看来是虚假的。因为美国人习惯于认为只要是人，都不可能免受怀疑性的审查和批判。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战败的时候，日本的舆论亦然。那些审问战俘最有经验的人也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一一写上“拒绝谴责天皇”，因为所有战俘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拒绝谴责天皇，就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并承担对日本军队广播的人也是如此。在收集到的许多战俘的供词中，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的只有三份。其中只有一份比较极端地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其中的第二份谈到，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不过是个傀儡。”其中的第三份则只是推测地说，天皇也许会让位给皇太子，假如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就可望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利用日本人对天皇全体一致崇拜的心理，把“钦赐”香烟分发给部下官在天皇诞辰日带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不停地遭到炮击的情况下”，他们仍与全军上下一起早晚吟唱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致军人的“神圣语录”，让“洪亮的歌声传遍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军国主义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对天皇效忠的号召力。他们号召部下官兵“实现陛下的希望”；“安慰圣上的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之念”；“为天皇捐躯”。但是，尊奉天皇的意志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假如有天皇的命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枪也会毫不踌躇地进行战斗。若那是天皇的命令，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那样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满洲的关东军——最好战的强硬派—— 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话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失并安于为重建而生存下去。”
这种对天皇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同对其他一切人及集团的种种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还是在战俘的供词中都可以看到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们对他们的战地指挥官，尤其是对那些不与部下士兵共同分担危险和苦难的家伙深恶痛绝。他们特别指责那些自己坐飞机撤离战场而丢下部队死战的指挥官。他们常常称赞某些军官，严厉地谴责另一些军官。毫无迹象可以说明他们缺乏对日本的事情区别善恶的意志。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也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更有力的领导和更严密的战争协调，他们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必要的东西。他们甚至谴责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载的由新闻记者、前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由第二届近卫内阁于1940年10月12日建立。总裁由首相兼任，各都道府县支部长由地方长官兼任，其他主要职务均由内务省官吏和皇道派军人把持，是战时统治国民的政府辅助机关。——译注】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纪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座谈会上，有一位发言人说，“我认为有各种方法可使日本国民奋起，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言论自由。近年来，国民不能坦率地说出心里正在考虑的东西。他们害怕如果谈了某些东西就会受到追究。他们是那样地战战兢兢，以至于对任何事情都只是敷衍于表面，民心犹如惊弓
败，
兵，
人，
之鸟。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发挥不了国民总体力量的。”另一位发言人顺势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同选区的人举行讨论会，就各种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但是大家都噤若寒蝉。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肯定不是激发国民战斗意志的正确办法。国民受到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厉限制，以至于都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唯唯诺诺。因此本来可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批判政府、大本营和他们各自的顶头上司。他们对整个等级制度的“德”并不是无条件予以承认的。但是天皇是不可批评的。如果天皇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近年以来的事，那么，他怎么能免遭批评呢？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天皇得以确保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声称，只要天皇发出命令，日本人就“用竹抢”战斗至死；同样，如果这是天皇的敕命，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和平接受战败和占领。这话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为欺骗我们而编造的胡言乱语？或者兴许都是真情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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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事关战时日本人行动的重要问题不仅仅同前线的日本人有关，而且也同本土的日本人有关。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同日本军队特别有关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海军为在台湾海峡指挥机动部队的海军上将乔帯。S暵砗菏谘薄Ｈ毡疚尴叩绻悴ヒ砸恢帜岩灾眯诺挠锲髁吮ǖ溃芎玫乇硐至瞬煌诿拦说奶鹊南灾畋稹
“司令部向约翰昐．马汉援助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因为那是尼米兹【尼米兹（1885～1966），1941年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1942年4月兼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统一指挥整个海上作战。——译注】公报中所声称的……授予马汉海军上将勋章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助两艘受伤的美国军舰，并且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基地。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对马汉海军上将救助了两艘军舰的真实性并不表示怀疑。我们想请国民诸君知道的是在美国救助损坏的船只就可得到勋章这样一个古怪的事实。”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总是非常感动的。如果一种勇敢的行为是为了救助“受害者”，那么这种行为就更被认为是一种英雄行为。然而按日本人的英勇气概来说则是要否定这种救助行为的。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安全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无线电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论调。只有从容不迫地迎接死亡的危险，才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这也反映在如何对待伤员或疟疾患者的态度上。这些士兵不过是一堆损坏了的废物，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有效的战斗力都不够用。随着时间
的推移，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原委。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蔑也起了作用。日本士兵受到教育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如像我们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被认为是与英雄主义相背的，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胜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受到那些来自欧洲国家的访问者的评头品足。对日本人来说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的注意是很糟糕的。在某些危急情况下，那些住院的病人竟被简单地杀死了结。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驻有医院的地方撤但即使还来得及的话，也不及时地按常规程序把伤员转送到后方去。只有当部队实际上正在进行所谓“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勉强作些处理。这时负责的医官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射杀住院的伤员，或让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救治自己的同胞时，采取像对待损坏的物品一样的这种基本态度，那么他们处理美国战俘时，也同样是这种态度。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是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W暩窭乩闲Ｔ魑桓稣椒谔ㄍ宥裙巳昃辛羯睢：罄此档溃骸懊拦椒玫降囊搅票热毡臼勘眯Ｎ颐强梢缘玫秸椒诘拿斯降闹瘟疲毡救四抢锶疵挥幸晃痪健Ｎ毡颈瘟频囊轿袢嗽庇幸欢问奔渲皇且晃晃槌ぃ院蠡涣艘晃痪堋！痹谝荒曛校闲Ｖ豢吹焦涣酱稳毡揪健！驹 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原注】日本人的这种牺牲精神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如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发现他们仍陷于绝境，就会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仍是一个保持荣誉的军人，为了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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