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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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太子：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　
作者：何木风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说在前头　　　
中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的明君，但因为种种“机缘”而与皇位失之交臂。他们，就是那些没有穿上龙袍的太子们。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历史的评价都建立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基础上，胜者可对败者进行一切他们认为应该的凌辱与抹杀，而我们似乎也习惯了对高高在上的人的顶礼膜拜。对那些没有穿上龙袍的太子们，我们除了叹息和了解他们的名字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了解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因为纵观历史，他们的名字已被无数个所谓英明或者昏聩的皇帝掩盖殆尽了。　
当我们仔细地解读他们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本来有做皇帝的能力，也有成为皇帝的资格。可为什么，他们却没有成为皇帝？！　
这已经不是一道普通的分析题，而是一个值得让人长时间思考的定律。　
虽然，每个皇帝在立太子时都会遵循“立嫡以长”的传统，但历史上也不乏将长子废黜而改立其他皇子的事情发生。作为长子，他们只不过拥有了传统所给予的并不厚重的资本。特别是封建社会帝王的随意性不受任何因素约束，帝王之言便是圣旨。所以，诸多英明之主往往会将一些不配做皇帝的长子以各种理由废黜。而本书中所罗列的他们却完全是皇帝认可并大加培养的，因为作为曾经做过皇帝的父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立的太子是有能力继承自己的衣钵的。　
作为储君的他们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可谓名正言顺。君子得此天道，又遵天理。便以为宫廷太平、东宫安然无恙。谁知却有小人从中作梗，甚者血溅宫廷，为后世怒。李世民的狠毒、杨广的诈伪，异曲同工。只不过李世民比杨广更聪明，前者彻底篡改了历史。　
简单地以“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解释诸多太子的未继大统，显然不能服众。他们的失败是多方面的，既有自己道德上的瑕疵而让小人趁势而入，又有对当时形势的把握不准，过分信赖传统与父皇所给予的真命太子之衔。另外，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以及所信奉的“仁义”、“信义”让自己不得不轻信于他人篡改的父皇之命，从而使他们走上了失败之路。　
秦始皇长子扶苏就是这类悲惨结局的最好代表。　
死后被唐玄宗封为“让皇帝”的李成器在诸多史学家那里往往被称颂，称颂他的品德，称颂他的自知之明。但细读那段历史可以发现，他的自知之明是无可奈何的。他的品德要求他绝不可因为自己想继任大统而发生“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当皇位与传统道德并列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在他之前，汉光武太子刘强便是此等道德上的圣人。无论他是否心甘情愿，但毕竟，他的礼让，避免了几千年来血溅宫廷的重复。试想，在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皇权社会，若是他们成为皇帝，必将是帝国的明君。　
西汉贾谊说，太子正则天下正。不仅说明了太子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更阐释了准皇帝之位的不稳定。贾谊还说，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这是告诉帝王们，对未来皇帝一定要进行良好的帝王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在他们登基后成为一个好皇帝。　
从太子到皇帝的这条路上，看似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　
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但却在这条“远耶？近耶？”的路上摔倒了。除了可惜，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点别的，比如，问问“为什么”。　
让他们没有成为皇帝的那些“机缘”，偏偏一定要降落到他们的头上，让我们因此而错过了一段本可以重读历史的机会！　
父亲杨坚的影响力与努力太大，把杨勇的光辉遮盖得严严实实。他只能把这一切不平发泄于交友、玩乐上面。从这方面来讲，杨勇是不对的。但其性格早已注定了他必会如此做，而且一去不回头。杨勇之败，一败于自己遇到了杨坚与独孤氏所要求的品德，二败于杨广的心计。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公元600年也就是开皇二十年前后几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大唐高僧玄奘出生，第二件是唐太宗李世民降生，第三件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在今天看来，前两件事要比最后一件重要得多。但在当时的隋朝，第三件事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件事的发生对隋政权的影响极为深刻。开皇元年（581年）即被封为太子的杨勇何以在二十年后被废？常自诩为明主的隋文帝，何以要背上破坏“立嫡以长”、“次不当立”的古圣先贤遗训和宗法制度的罪名？　
难道杨勇真的罪不容赦，必须要废之而后快吗？　　　
一朝天上人间　　　
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二日，杨勇看着隋文帝派来要他去武德殿的使者，惊恐地说了一句话：父皇难道真要杀我？　
许多天来听到的关于父皇对自己的失望和准备对自己采取的措施现在终于证实了。他跟着使者步履艰难地来到了武德殿，和他当初来武德殿相比，这一次简直就是去地狱。　
武德殿上早已站满了人。隋文帝身穿戎服，禁卫军刀枪林立，如临大敌。这样的阵势只能是皇帝御驾亲征时才有的。殿东早已站满了文武百官，皇室亲属也在殿西屏声静气，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要发生什么了。太子杨勇站在下面，汗水早已湿透衣襟。　
隋文帝让内史郎薛道衡宣读了废太子诏。这份诏书里既有必须要废他为庶人的堂皇理由，也有隋文帝必须要这样做的无奈和伤感。以至于在诏书最后还加了一句“良深喟叹”。　
杨勇听完诏书，隋文帝以无可奈何的语气叫人告诉他，你所犯的罪过太多了，我不废你，神仙都哭啊。　
杨勇向上叩谢圣恩，跟他亲爹说，是啊，我所犯的罪就应该被砍了扔到路上，当后来不好好做太子的人的榜样，父亲您真是够仁慈啊，居然还留了我一条命。　
说完这些话，不知是愧疚还是激动，杨勇已哭成一泪人，跌跌撞撞地走出武德殿。　
废太子诏中所列废太子理由有二：第一，杨勇的生活奢侈腐化；第二，昵近小人，委任奸佞。第一条和别人没有关系，但第二条就和东宫的官员有关了。于是，隋文帝在将杨勇的太子位废掉的同时，又将东宫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处斩，与杨勇常往来的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典膳监元淹和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均赐死。随着这些人的被处斩，以杨勇为东宫的存在了二十年的东宫势力从此消失，杨勇的弟弟杨广被立为太子。　
接着历史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先是文林郎杨孝政上书隋文帝，他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教诲，不宜废黜。　
这个蠢货明明知道皇上已经废黜了太子，居然还以教训的口吻跟隋文帝讲“不宜废黜”，结果可想而知，他挨了隋文帝一顿皮鞭。　
他屁股上的皮鞭伤还没有痊愈，贝州长史裴肃又上表隋文帝：杨勇罪黜已久，他应该想明白了当初所作所为，痛改前非克己自新了，请封他一小国。　
隋文帝摇了摇头，并没有给杨勇封地，而是把这位长史大人叫进朝廷，《隋书》云：隋文帝跟裴肃“俱陈废立之意”。也就是详细讲了废杨勇立杨广的原因。　
隋文帝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当时天下人并不熟悉其废立之因由，而作为地方官的裴肃正好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发言人；第二，和杨孝政一样，隋文帝根本不知道自己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他只能叫裴肃进宫，“俱陈之”。　
接着就是许多地方长官上表隋文帝，希望隋文帝能对太子杨勇“宽而待之”。在这些人看来，太子杨勇只是因为生活腐化而被废黜已经很冤枉了，若废黜后不“宽而待之”，岂不是冤上加冤？　
隋文帝对这些上表的态度是：或是置之不理，或是招来京师“俱陈废立之意”。　
这些上表的人或许不知道，早在隋文帝欲废杨勇时，被他后来斩首的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就曾劝谏过：“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其辞直争强，声色俱厉，而隋文帝只是不答。　
事实上，这些人都把劝谏的出发点放在了杨勇“品行”上，因为杨勇性格的率意任情，所以，难免会犯品德上的错误。这是裴肃的出发点。而杨孝政的出发点是：杨勇的性格导致了他身边难免有小人，是这些小人误了太子。元旻更是基于杨勇品行有劣而导致小人进谗言的出发点劝谏。　
三个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症下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隋文帝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　　　
一事铸大错（1）　　　
事情可追溯到开皇十八年（598年）的冬至，也就是快要春节之时，有司征召地方牧守和朝中百官到太子所居东宫朝贺。杨勇“法服设乐”以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大肆热闹了一番。所谓法服，指的是儒家学说所强调的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为法服。太子穿法服本是想证明自己太子之尊严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讲，杨勇此举正是符合先王遗制的。这件事在“率性而为”的杨勇看来不过是小事，但在隋文帝那里却成了大事。　
隋文帝闭着眼睛考虑了许久，他认为：太子没有权力以太子身份接受百官朝贺。那么，穿法服就是违背了封建礼制。其实，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杨勇干得太多了，可这件事却让隋文帝不寒而栗。　
他还没死呢！百官就敢张扬到去朝贺太子？这显然是太子以太子身份在拉拢自己的势力！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问太常少卿辛亶：内外百官朝东宫，古礼有之？　
太常少卿辛亶听这话里有“杀气”，便偷梁换柱道：大臣们只是庆贺节日，并无朝。　
隋文帝不吃这一套，气愤道：胡说八道。节日称贺，大家都是你来我走。怎么东宫居然聚集了那么多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还居然要有司征召！　
他觉得这是太子想皇帝位想疯了，遂下旨要太子绝不可再如此。这件事以后，隋文帝便对太子杨勇疑心起来。隋文帝明白，太子就是准皇帝。作为他这个真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准皇帝形成第二权力中心，而这第二权力中心是在他还不想解散第一权力中心的前提下形成。但凡一个人的利益有外来侵犯风险时，他都会小心谨慎，疑虑重重。隋文帝更是有百倍疑心。而他的这种猜疑之心并不是没来由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就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轻取帝位。　
成功，不仅能给人带来宝贵经验，还是以防备别人重走自己走过之路的镜子。隋文帝轻松取得天下，在他看来，太子现今的势力和当初的自己不相上下。中国一千年来的弑父夺位历史顿时让他冷汗直冒。　
所有这一切，让隋文帝对太子杨勇既愤怒又担心。过去施在他身上的恩宠只是因这一件事便收回了大半，而剩下的那一点也随着杨勇的奢侈和“率性”灰飞烟灭了。　
杨勇可谓是“一事铸大错”。　
古语云：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这两句古语在隋文帝和杨勇那里似乎都行不通，父亲对儿子是高估了，杨勇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想要立登皇位。他处东宫近二十年，二十年来毫无逾矩之举动。作为儿子、臣子，他是尽孝尽忠的。　
杨勇对父亲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不了解父亲对皇位看得那么重，守护得那么谨慎。事实上，早在开皇六年（586年），洛阳男子高德见隋文帝终日劳苦，便上书请他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隋文帝回答他：“我承天命来抚育苍生，每天孜孜努力，还害怕疏漏。怎么可以效法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这话虽然有“抚育苍生”的堂堂大言在里面，但不难看出隋文帝还不想早早地把皇位交出来。在这件事上，杨勇可谓是失智之举，法服设乐接受百官朝贺，让父亲起了疑心。　
皇帝的疑心从来都比平常人要重，因为他掌握整个天下。天下就像是一块看起来热乎乎的　
蛋糕，拿到手里就不想放下。可是他脚底下的人都窥探着这块蛋糕，其实有的人只是害怕蛋糕掉下来砸到自己所以才小心谨慎地替他看管而已。但拿蛋糕的人却不这样想，有人抬头略看一眼蛋糕，他就觉得这个人要来抢。任何人都不例外，也包括太子。　
杨勇被废黜后，其家人皆牵连坐废。杨勇的大儿子上表乞求隋文帝能让他担任宿卫，隋文帝心一软就要答应，可大臣杨素却说道：“小心圣心换来螫手啊。”隋文帝立即打消了念头。　
由上述可以看出，废黜杨勇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感觉到皇位受到了威胁。立杨广为太子不久，杨广入主东宫，他便下了一道诏书：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这道诏书有两个意思，第一，原来杨勇的部下不必以臣子之礼见杨广；第二，杨广的部下也不允许称臣于杨广。　
其心思何在，昭然若揭。　　　
太子生涯　　　
史书对杨勇有这样一段记载：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后人修史，往往或多或少地带了点自己的感情色彩。这记载的最后一句“无矫饰之行”似乎就是针对杨广的“有矫饰之行”而发的。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从开皇元年（581年）被立为太子到开皇二十年（600年）被废黜，杨勇的太子生涯有三处大手笔：　
开皇二年（582年），屯兵咸阳以备胡。　
开皇六年（586年），镇洛阳。　
另外，谏止隋文帝按检山东流民和北实边疆。　
自此后，隋文帝让杨勇参决“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所有事情。此时的杨勇还是颇得隋文帝信赖的，杨勇常在诸多事情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意见虽“多有损益”，但隋文帝都尽可能有限度地纳之。　
为了让杨勇成材，隋文帝在其身边安插了诸多名臣谋士。太子太师观国公田仁恭、太子太保武德郡公柳敏、太子少傅济南郡公孙恕、太子少保开府苏威。这些人在辅助太子过程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隋文帝又把朝廷重臣李纲推荐给杨勇。隋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杨勇以后能不负自己所望，而撑起大隋江山万万年基业。　
但隋文帝虽然为杨勇精心“布置”了这么多，可有一件事是不容质疑的。杨勇虽然参决诸多“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事情，但大部分只是“参”，而“决”的权力都掌握在隋文帝手里。这并非说杨勇无能力办好一些事，而正是因为太有能力才让隋文帝不得不抓权！　
大隋开创之初，隋文帝万事亲躬，日理万机，不分昼夜。乃至吏治得失，民间疾苦，他无不留意。试想，一个总想让儿子早日管家理事，自己却大事不放，小事紧抓，做这样皇帝老子的儿子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开皇十四年（594年），齐州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之尸道路皆是。当时的刺史、跟随隋文帝一起打天下的卢贲，借机抬高米价，大发横财。隋文帝大怒，将其除名为民。杨勇跟父亲说，此人有佐命之功，倘若这样废为平民，其他功臣该如何想？　
隋文帝又是大怒，训斥他道：此人狡诈之极，不可不废。你替他求情，难道是他曾经跟你很熟吗？　
杨勇只好作罢。　
其实杨勇的劝谏点很不正确，隋文帝得天下之易，天下皆知。所以，也就无所谓开国功臣之说。杨勇想从这一点对父亲进行劝谏，显然违反了事实，也触到了隋文帝的痛处：天下是我一个人得到的，哪里有什么功臣？！　
在开皇之初，隋文帝整顿官吏，煞费苦心，也痛下杀手。事实上，卢贲之罪实不应得被废为民之罚，“宽仁和厚”的杨勇正是出于此，才上谏。但得到的却是隋文帝的置之不理。这样的事例很多，总之，杨勇虽身为太子，又被隋文帝美其名曰：参决政事，但在隋文帝皇权的巨大阴影下，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隋文帝考虑的却不是这一点，他所考虑的是，作为太子的杨勇之位应是稳如　
泰山的。也就是说，杨勇迟早要做皇帝，何必要现在急着“干预”政事呢？　
在隋文帝看来，历来太子之位不稳的原因都是皇帝多女人，女人又生孩子，因为宠爱孩子的母亲而废黜了孩子。孩子一多，同父不同母，可算是半个兄弟，这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争斗。隋文帝得意的却是，自己的五个孩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亲兄弟不可能争斗，他本人更不可能废黜杨勇。直到太子“法服设乐”的事情发生，他才打消了自己从前矢志不移的念头。　　　
真的是朽木不可雕？（1）　　　
一个朝代灭亡后，留下了许多问题，当然也给后来的皇帝留下了宝贵经验和书本上学不到的诸多道理。南朝陈后主的灭亡就给隋文帝留下了这样一个道理：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他把这句话说给杨勇听的时候，杨勇穿着崭新的“文饰蜀铠”站在他面前。见到穿着华丽的太子，他又补了一句：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这句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我给你一把刀，把衣服给我剪碎。　
但杨勇并没有理解老父亲的一片苦心，继续奢侈着。他又广交大臣，略谈得来的便叫进东宫，把酒言欢。其实这并不算什么，一个大隋朝的太子偶尔奢侈一点只不过是在道德上有些差池而已。对于皇室成员来讲，奢侈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过于节俭才显得此人有问题。人们往往称赞节俭，其实，称赞节俭的人大都是穷人，因为他没有奢侈的资本。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那么，“因为穷，才倡节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杨勇面对的却是隋文帝，此皇帝的节俭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可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节俭治家还可，治国便有些“杀牛用割鸡刀”了。至于杨勇的广交大臣，日夜笙歌，与他率意任情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隋文帝也深知这一点，所以，虽然他屡屡训斥杨勇，但没有打消把皇位传给儿子的决心。　
隋文帝虽然是一明君，但绝不是道德圣人。儒家那一套对君子的规范，杨勇没有做到，他自己更是没有做到。他的帝位来得就不怎么光明正大。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或许也是杨勇屡教不改的原因。他只能恨杨勇朽木不可雕，而绝对不会把这块朽木一把火烧了。　
但杨勇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让父亲摇头叹息的同时，也让母亲为之叹息摇头。　
杨勇之母独孤氏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后，这除了她的建议常对隋文帝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宫中称为二圣之外，她的嫉妒心可谓旷古绝今。她不但对自己的丈夫隋文帝宠幸其他女子大加干涉，还对朝中纳妾的大臣嗤之以鼻，并在隋文帝面前恶毒攻击之。　
有这样一件事曾被人传诵，大臣尉迟的孙女很美。有一次在仁寿宫被隋文帝看到，很是喜欢，便常常临幸之。独孤皇后知道后，趁隋文帝上朝时将此女杀掉了。隋文帝大怒，但多年来的“惧内”习性让他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骑着马跑出了皇宫，一路纵驰，进了山谷间二十余里。大臣高颎、杨素等追上他，劝他回去。隋文帝叹息道：“我是天下之主，居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这个皇帝做来何用？！”高颎道：“皇上难道要因为一个妇人而抛弃天下！”隋文帝当然不会，又骑着马回来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独孤皇后的嫉妒心已是近于变态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出身于鲜卑大贵族家庭，自然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在道德的衡量尺度上肯定比别人不一样，这或许就是她嫉妒心的来源。　
在这位母亲看来，杨勇贪恋女色的确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率性的杨勇曾指着母亲的侍女说，这些都是我的。独孤皇后知道后怒气顿生，当时恰好发生了杨勇正妃元氏暴死的事情，独孤皇后借机说，这肯定是杨勇将其害死的。　
杨勇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背离了母亲心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与母亲所提倡的价值观、伦理观相违背的。在独孤氏看来，太子的品行和品德已经不堪继任大统。　
此时的杨勇在宫中二圣眼里已成了一块真正的朽木，不可雕了。隋文帝虽无废黜太子之意，但架不住枕头风总是吹，况且，独孤皇后因为没有品德上的劣行，说起话来自然义正辞严，有理有据。这让隋文帝不得不偶尔考虑一下杨勇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其实，在君权社会，平民都是三妻四妾，一个太子身边有几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碰上了独孤氏这样一个母亲。而这位母亲为了把儿子赶下台去，居然使用上了不足为外人称道的卑劣手段。　
有一天隋文帝问重臣高颎：“据说广儿的妃子有神告曰：‘广必有天下’，你怎么看？”这显然是征求高颎对自己要废杨勇的意见。　
高颎马上就跪下说道：“长幼有序，怎么可以说废就废？”　
隋文帝听了这话倒是认可了，但高颎的话传到独孤氏那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