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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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有点意义。　
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离秦朝灭亡还有三年。　
其中一个队长陈胜在决定要造反后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以谁的名义来造反。他不可能就这样跑出去跟那九百名农民叫喊造反了，农民一定把他当成是疯子。虽然，他当初说自己是鸿鹄，还讥笑那些不知鸿鹄之志的农民燕雀们，但老实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鸿鹄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知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来影响那些农民兄弟们。　
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两个人抱着脑袋想到了两股风。第一股风是楚国的项燕，两人的理由是，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总之这个人的去向是神秘的。　
但这理由因为出自两个农民之口，所以就流于表面了。细细推敲之，他们之所以选择项燕，最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统一过程中，楚国是受秦国军事打击最重，损失最惨重的国家。所以，楚国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烧得特别旺。特别是楚国末期的名将项燕，被秦朝大将王翦灭掉后，项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数倍。而且还有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在社会上流行，正是众人备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风在现在看来是极端可笑的，且看他们的理由：我听说秦二世是　
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诫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我们借他的名义来反对小胡亥。　
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陈胜是想举着敌人哥哥的旗帜来反对敌人。再看他的话，就有“弟弟不仁夺位，哥哥现在来要了”的意思在里面了。我们不得而知，陈胜和吴广当时是否想到这一点，但其淳朴而直接的这两个理由却是让他们乘风而起的可靠保证。　
举项燕，可以让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的战团中来；举扶苏，让人对胡亥产生更大的愤怒。当陈胜、吴广举事而成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不提项燕，因为势力已雄厚；不提扶苏，因为不想让扶苏仁义之光遮盖住自己的叛乱之名。　
而有幸为这一论述作证据的则是西汉贾谊的和宋朝的苏洵，倘若将两个人的观点糅合到一起，就是这样的：秦在挺进中原与六国混战时，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而获胜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当时六国也是“仁义不施”，和秦国相比，大家半斤八两。六国国内之所以没有人起来造反，是因为养客之风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或者是国家的代言人养着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搅不起大风浪来。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杀名士，把大批的击剑抗鼎之徒都赶进了民间，所以，才出现了无数的刺客。陈胜以一农民而掀起灭秦大浪，无非是因为秦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顿即位为单于，开始统一蒙古草原。为后来西汉在北方的疲于奔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原，陈胜、吴广打着扶苏与项燕的旗帜开始反秦。陈吴反秦一事让我们看到了并应该反思的一个事实：扶苏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还可以被人拿出来当令箭。那么，若他仍活着，而他的仁德能沐浴人民，天下该是什么样呢？！　　　
扶苏之死（1）　　　
扶苏太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子之位来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他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历史对这位太子的记载并不公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寥寥数笔，却还是侧写旁描。所以，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位扶苏太子，在今天的确是一件难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因不满一些儒生的复古言论，在李斯的煽动下，于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扶苏知道后，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将其赶出宫廷去北边给守卫北方的蒙恬作监军。蒙恬，《史记》记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扫六合后，“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还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残暴刚愎自用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扶苏所言乃“柔慈”之语，在这位祖龙眼里，这位长子与自己的行事路线格格不入。细思扶苏的劝谏之言，可谓中规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虽然已定，但远地的百姓还四散各处，这样坑杀儒生只会惹来他们的恐慌；第二，儒生们又没有犯什么大错，父亲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些。　
如果可以结合所有有关扶苏的历史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扶苏并不是只这一次上谏秦始皇的。　
《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苏被矫杀，两年时间里，秦始皇从未过问过扶苏。　
但就在秦始皇临死之前，却“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上写‘与丧会咸阳而葬’”。不管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秦始皇在死之前还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个儿子中也只有扶苏堪当大任，况且又是长子，遵古制，自然会立他为太子。将玉玺赐给他，并让他赶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　
可惜的是，这“玉玺”和“书”并没有到扶苏手里。被当时的赵高与一直跟随秦始皇巡游的小儿子胡亥拆开了。几个在秦始皇身边的人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扶苏的诏书，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诏书大意如下：　
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作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作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据《史记》记载：当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见到扶苏，打开诏书念毕，扶苏就哭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后人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赵高有十足的把握扶苏真能自杀呢？只是因为赵高对扶苏太了解了。《史记·赵高列传》中记载：赵高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也正是有对扶苏这样的认识，所以赵高与胡亥的奸计才得逞。不知这是赵高之狡诈还是扶苏之愚蠢。后人对扶苏的评价颇多，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关于他的评价是“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明朝首辅张居正说：“扶苏仁懦。”　
苏轼评价扶苏之死，认为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张居正却认为，扶苏虽然“仁”，却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为后世效法。　
苏轼与张居正一个肯定扶苏，一个否定扶苏，或许是真心实意的，或许只不过是当时所处形势需要他这样来讲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无论怎样，扶苏还是自杀了。按他的话来讲，“父亲命儿子死去，还需要请示吗？！”这句话绝不能用一个“孝”字就能解释得了的。　
扶苏是孝，但孝并不意味着唯命是从。如果用百依百顺来解释孝，那扶苏堪称不孝。他总和父亲有分歧，有分歧自然就免不了争吵。有争吵就是不顺不依，不顺不依就是不孝了。　
可当他听到父亲赐自己死的假诏时，何以即刻拔剑而自裁？一切都是因为　
秦始皇所受的法家教育，而最致命的就是，扶苏太了解有着法家思想的父亲了。　　　
扶苏在上郡（1）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扶苏被派往上郡（今天的陕西绥德）做大将蒙恬的监军。其实，蒙恬根本就不用任何监军，他对秦帝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也没有任何人怀疑的，包括秦始皇在内。　
从繁华的咸阳来到荒凉的上郡，扶苏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出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父亲把自己放逐了，远在四方巡视的秦始皇也想不到扶苏会这样想。在这位千古一帝的父亲看来，儿子太“软弱”，太“妇人之仁”。　
一个用法家思想从脚跟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从臣子到布衣早已经习惯了严刑峻法。而扶苏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自己弃法从儒，这非但不可能，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所以，他看到了在眼前站着的扶苏，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恐慌。大秦从祖宗孝公时就以商鞅的法家思想立国，到他这里已经六世，祖宗成法不可变！也变不了！　
他想，绝不能再让这个扶苏在政治权力中心晃荡了，他迟早会把自己和祖宗经营多年的国家毁于一旦。他真想把扶苏踢趴下去，然后指着帝国的版图告诉扶苏：这一切都是用杀戮得来的，如果单靠仁义道德能让我拥有这么大的版图吗？！　
摆在他面前的处置扶苏的路有两条，第一，让他参政，用他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刁民四起的帝国；第二，杀掉他，免得以后他改祖宗成法。　
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既不杀他也不用他，而是要他到蒙恬处去体验一下生活，要这位儒生看看，凭道德礼仪这些虚的东西能否使天下臣服。　
蒙恬在上郡到底干什么呢？他用秦帝国的主力主要在做两件事：尽可能地击败匈奴、修万里　
长城防御匈奴。　
击匈奴就要战争就要死人，这俨然违反了儒家的“以德服人”的宗旨。修万里长城就要用大批农民，也要死人。这又违反了儒家的“以仁治国”的思想。　
总之，在今天看来，扶苏在上郡所见所闻的痛苦比之他在咸阳见父亲所作所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如今陕西的绥德有这样两处景点：扶苏望月台与扶苏呜咽泉。从名字上来看，这两处景点都充满了悲哀之情绪。望月是想家，呜咽或许还是想家，更或许是见到生灵涂炭而伤心难过。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他或许是想父亲了，父亲已年迈，时常有病，那个寻找多次的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迟迟没有结果。父亲身边的人都以杀戮刑罚为能事，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为父皇担心。　
当公元前212年，希腊人阿基米得被攻入叙拉古城的　
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也是公元前212年，扶苏被流放到上郡去体验生活，　
秦始皇也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大秦帝国。　
秦始皇的本意是想要扶苏跟蒙恬处理好关系，这对他以后亲临大秦帝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蒙恬是大秦帝国的顶梁柱，秦朝主力都在这位蒙大将军手里。他想把扶苏交给蒙恬，虽然他没有直接告诉蒙恬，好好培养扶苏。可他想，蒙恬又不是傻子，定会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的。　
但秦始皇显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作为一介武夫的蒙恬和崇尚“仁者才可无敌”的扶苏根本就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况且，作为长子的扶苏并没有正式被确定为太子，而且由于秦始皇对手下将领的法治严酷，蒙恬不可能和扶苏走得太近。　
蒙恬是什么人？亲眼看着战争、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一只老狐狸，当扶苏还没有被立为太子，秦始皇还在人间的时候，他不可能和扶苏走得太近，他要避嫌。老实说，秦始皇到了晚年，喜怒无常，任何人似乎都无法真正了解他，即使在他身边的赵高有时候都会犯嘀咕，老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远在千里之外的蒙恬怎么会知道他把扶苏安排在自己身边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老皇帝是想监视自己，还是因为扶苏总是忤他意，想借刀杀人呢？　
由上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错就错在没有马上立扶苏为太子，而导致了与蒙恬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融洽的地步。　
扶苏在上郡的两年除了望月就是呜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在那里生活得并不开心。眼所见之事、心所想之意都与蒙恬格格不入，怎么可能开心呢？他那一套儒家思想在安定的朝堂之上都没有市场，到了战火硝烟的边疆更是屠龙之技了。　
扶苏在上郡的两年从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的思想对蒙恬的所为起过影响。从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蒙恬的主要任务就是修长城，他手中秦国的主力军却不用，而征农民修长城。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当时的“监军”职责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权力并不大。不然，一向鼓吹仁义的扶苏不可能不对蒙恬的大征百姓修长城而置之不理。　
他的老父亲正在四处巡游，以示千古一帝的风范，而他自己却在上郡见人死人悲，却毫无办法。这仅仅是扶苏一个人的悲哀吗？五年后，我们知道了这是大秦帝国的悲哀。而这种悲哀的产生，仅仅因为秦始皇把扶苏调到了上郡，却不给他任何他应该有的名分，也不给蒙恬明确的指示，使得扶苏在上郡的两年不过是浪费了七百多天的光阴。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始皇死时，扶苏在都城，事情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这种假设实属于徒劳，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扶苏自裁的那一幕。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因为有了一个嬴政。　　　
世间何以有嬴政（1）　　　
嬴政就是秦始皇，习惯地称他为千古一帝。因为是他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生于公元前259年，终于公元前210年，姓嬴，名政。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在位，公元前238年亲政。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郡县制度，统一法令，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长城，防御匈奴等，同时还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并派人去寻找不老长生药。其治国思想为法家思想，在他去世的前几年里，身后左右除了女人就是法家的人。　
这可以算是　
秦始皇的简历，但我们并不是要讨论他的简历，而要说的是，为什么秦朝会有这样一个皇帝，脑袋里总装着法家的“刑名”之学？　
想要知道这点，就必须从商鞅说起。诸多学者都讲，秦朝之亡实亡于商鞅，此种论断是对是错，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历史上对商鞅之功绩的传颂大都集中在他的改革促进了秦国的强大方面，从而能让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侵吞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商鞅之变法的确促成了秦朝的强大，但同时，他也把法家思想彻底地灌输给了秦国，使得后来的秦国君主无不以“刑名”为治国之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个诸候国或许其他东西少之又少，但人才却是相当的多。因为当时没有户籍制度，所以这些人才可以四处奔走希望能将自己所学卖于赏识自己的国君。巧的是，商鞅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秦国，把自己的“刑名”之学倾情授于秦孝公。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对秦国实施大手术。　
在政治上，商鞅彻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第一，制定二十级爵。制定二十级爵的做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做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首级”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另外，还规定，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做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第二，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他把秦国分为四十一县，县设令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　
第三，实行什伍制度。秦国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到了商鞅这里，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近似于后来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其政治方面的措施有利处，但也有不利处，就是刑罚的严酷。　
在经济方面，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他的确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先例。因为在当时的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用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田地。此后秦国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第二，重农抑商政策。秦国当时“据崤函，拥广雍州之地”，占尽了地利。所以，他必须要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　
第三，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如有违犯要重罚。　
在社会方面，主要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具体规定为：凡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现在谈商鞅的这一系列改革似乎很轻松，也很有激情。其改革方案头头是道，让人不得不佩服商鞅的治术，但这一系列改革却是在血与泪中完成的。　
“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是当时秦国社会一现象，没有人不怕死，商鞅在变法中酷用严刑，甚至把脏东西倒在路上都要受刑罚，他后来的死也就不言而明了。　
贾谊说，“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一心于进取”，两年后，秦国的社会风俗便败坏了。本来秦国就是一蛮夷，因为礼仪关系而不被中原各国认可，商鞅的大变革更是雪上加霜。而同时，因为商鞅的变法让六国感觉到了危机。他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对秦国嗤之以鼻了，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　
历史往往是这样，当所有人都把礼仪当回事，并坚持礼仪的时候，一个不坚持礼仪、不把礼仪当回事的人就能把这些人击败。　
秦国即是如此，野蛮的国家往往会取得暂时的大胜利，因为它一门心思只在进取上。至于仁恩礼仪，与它毫无关系。　
或许也正是屡屡挫败六国的胜利现象，让秦国从秦孝公以后的各个君主都认为仁义纯粹是扯淡。只要有强大的土地、人民和军队做后盾就可以了，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就让它尘封吧。　
从　
秦始皇灭六国开始，秦国君主的思维里仍旧存留着这种思想。秦始皇用法家代表人李斯，时时处处听他的意见并采纳之就是明证。　
在开创时期，用法家之术当然是明智之举。可当帝国已成，犹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犹不知仁义之厚，还相信“民之畏死，当以死惧之”的荒唐理论，岂不哀哉？　
后人评价说，秦孝公“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商鞅的确谋了上述之功绩，但他同时也为秦国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