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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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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下来。
避居香港，留学苏联
叶剑英在香港，随时可能被捕杀头，但他不顾艰险，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秘密地进行了许多工作。他还派李运全先后五次返回广州，探听红军退却情形，帮助一些同志转移到香港。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和隐蔽在香港的聂荣臻、恽代英等同志陆续接上了头。12月下旬，他被通知到坚尼城（西环）羲金台23号四楼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当时，在一起开会的还有聂荣臻、恽代英、陆定一、黄■等同志。
聂荣臻多次回忆在香港期间与叶剑英一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经历，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一次我和恽代英同志、叶剑英同志碰头，谈完话后，我们分头回各自的住处。
在香港我和叶剑英等同志多次讨论过，广州起义究竟应不应该搞？我们一致认为，当时教导团暴露，张发奎正调兵遣将，准备对教导团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也是不对的。因此，如果在广州我们搞一个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叶剑英同志和我曾建议，鉴于教导团经过基层军官训练，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应该设法让他们经赣南逐渐向朱、毛靠拢，一路上可以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到井冈山会合后，又可以作为干部使用，让他们去训练部队带兵打仗，那作用就会大得多。即使让他们留在当地，也不再去硬打硬拚，而应该让他们去发动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和发展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但省委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的野史，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边总结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
这两位年轻的革命家，当时深感广州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和农军联合起来建立根据地，是个大失误。他们曾向省委提了这方面的意见，可惜未被采纳。
叶剑英在香港“隐居”期间，坚持读书，秘密访友，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些有利于党的工作。
当时，一个叫陆久之的人，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找到大埔叶剑英的住处，请求帮助。
陆久之原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曾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暂避香港。叶剑英十分同情并支持他，让他寄宿在自己的住处。后来，叶剑英通过关系介绍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陆曾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未有成功。抗战胜利以后，陆久之同蒋瑶光（蒋介石与陈洁如所领养的女儿）结合，成为蒋介石的女婿。
共产党员秦元邦是叶剑英的同乡，梅县东山中学的学友，他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只身到达香港，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一天，叶剑英在九龙码头上与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龙大埔墟家中暂住。此时，秦元邦正周身生疮。叶剑英尽管住不宽敞，生活拮据，且不便在公共场所露面，还是想方设法为他求医治病。二十多天以后，秦元邦身上的疮被治好了。叶剑英又派人秘密将他送回广东梅县老家，使他继续参加革命斗争。解放后，秦元邦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他感激地说：“当年如果没有剑英同志的帮助，我可能再次被捕，早就没有今天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
在香港期间，叶剑英还与中共香港九龙区委负责人梁广以及地下党员柯麟等同志取得联系，进行秘密活动。接待和保护一些进步同学和战友。
1928年秋，党组织决定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为实现这个多年的夙愿异常高兴。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和家人。到了上海，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安排叶剑英带领七人小组于12月20日从上海出发，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参与指挥 反“围剿”战争
1930年，叶剑英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受到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接待并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条令条例。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成了25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
1931年1月7日，叶剑英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去江西苏区工作。1931年4月，叶剑英由上海经香港，绕道广东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着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围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来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军民奋战，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但是，上海的中共中央却作出决定，在江西宁都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定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叶剑英到达苏区正赶上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他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处在反“围剿”斗争的第一线。他拜毛泽东为师，边学习边参与指挥作战。不久，红军以三万兵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从7月至9月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从这两次反“围剿”作战中，叶剑英亲身感受到，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能够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待人诚恳，作风民主，既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科学的求实精神，因而能团结同志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战胜敌人，赢得广大军民的信任，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中国革命有这样一位好领导人，感到自豪，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1931年11月，在红都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
当时，红军正处在创建发展时期，因战斗频繁，来不及进行休整，各级统率机关也刚刚建立起来，缺乏明确的分工和严密的制度。尤其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缺乏经验，还不能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叶剑英担任参谋部长以后，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经过调查研究，他向军委提出，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统率部各机关部门应当坚持短小精干和办事效率高的原则。朱德等同志支持他的建议，决定对统率部机关进行整编。在总参谋部内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和管理等部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3）
叶剑英非常注重培养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他亲自办参训队（班），召开师以上参谋长会议，言传身教。当年担任过师参谋长职务的耿飚，多年后回首往事，仍津津乐道：“叶参座那时开会给我们讲苏联红军、中国红军作战经验、战略战术，还讲孙子兵法，听起来，特别新鲜，他不愧是一位军事家。”同志们习惯沿袭他在国民党军队时的称呼，仍然亲昵地喊他“参座”。但这“参座”，与白崇禧等国民党著名高参有所不同，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
这期间，叶剑英还参与了宁都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起义前，他听取研究起义方案，秘密转送起义部署图。12月14日，赵博生（共产党员）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了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叶剑英多次亲临视察，给部队讲红军传统，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他与赵博生、董振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他在《怀战烈》组诗中写道：
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准备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作战。7月初，他参与部署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他根据苏区中央局确定红军向北作战行动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先打乐安、再攻宜黄的作战计划。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宜黄，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
办好红校，开展东南战区游击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展，并没有平息党内的矛盾斗争。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会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制造借口，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为叶剑英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与刘伯承对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同毛泽东一起回到后方，途中两人边走边谈，抒发心中不平之气。
红军学校始创于1931年秋，建校之初，毛泽东曾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中革军委先后任命肖劲光、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选派左权、欧阳钦、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办过三期的红校初具规模。
叶剑英到红军学校，了解情况后，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首先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第四期招生2110人（比第三期多一倍以上）。他根据黄埔军校和苏联劳动大学的经验，在办校中发扬古田会议精神，抵制“左”倾路线的干扰，继续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训练方针。组织红军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学习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观点，还定期组织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如何开展游击战”等，以提高教员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叶剑英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注意总结红军建设和作战经验。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指导操练，现场示范，深受学员欢迎。在教学中，叶剑英注重改进教学方法，主张直观现象教学，少讲多练，组织实战性的野外实习，解决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使学员学到了真本领，提高了教学质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
在红军和红校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叶剑英非常关心部属和学员，与大家和睦相处，亲如手足。他像师长对小学生那样，手把手地教秘书处理文电，看书学习。他看到身边同志病了，亲自找医生治疗，督促用药。有一次何长工发疟疾，叶剑英搞到狗肉，给他驱寒，他不吃狗肉。当时药不好买。叶剑英说：“长工，你这个病我给你吃点腊肉补一补就好了。”他自做的腊肉味道很好，又补血，何吃了几次果然好了。叶剑英不但对红校的校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还尽最大努力保护遭受“左”倾路线打击的郭化若等许多好同志。
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1932年11月10日，叶剑英又受命兼任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挑起两副重担：在领导红校教育训练的同时，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反击敌人的“围剿”。11月中旬，叶剑英亲赴闽西，与福建军区纵队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坪、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他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向进犯清流、连城、龙岩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开展防御作战并在兵员、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援主力红军，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敌人的“围剿”固然对中央根据地是个极大的威胁，但是更大的困难和危机却来自革命内部。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先后到达瑞金。其后，共产国际派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亦到达中央苏区，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
蒋介石从1933年5月开始，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机，组织兵力大举进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多次下令构筑防御工事，“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阵地防御。当时兼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虽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囿于组织纪律，也只好奉命组织闽赣军区和建宁警备区所属单位，构筑防御工事，建设作战基地。他召开作战会议，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红军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他夜以继日，调动各方面力量，指挥战斗。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他发动群众筹粮，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还组织福建军区野战司令部，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根据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方针，他指挥部队声东击西，吃掉敌人。一次，敌军拼凑了一个军的兵力向我福建军区的前沿阵地龙燕镇一带和扁山要地进犯。当时，红军只有一个师守卫在龙燕镇一带，一个团守卫在扁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叶剑英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队暂时放弃龙燕镇和扁山，有计划地往福建的长汀方向退却。他直接指挥一部分红军部队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采取“麻雀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伏击并全歼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战士高兴地编了一个顺口溜，唱道：“叶司令员指挥强，伏击圈子打豺狼，别看敌人凶又狂，打得它叫爹又喊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5）
叶剑英在指挥部队转战过程中，十分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对身负重伤的指战员，只要他看到，都要亲自察看伤情，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积极抢救。有时自己带队负责阻击敌人，退却在后，掩护伤病员转移。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在收容伤员时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大意。每个红军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设法抢救，多救出一个红军战士，就为革命多增加一份战斗力量，要爱护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呀！
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川至连城间的凤凰山顶，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粮食每人每天定量六两（十六两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疟疾、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撑着。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凤凰山上了！”
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对这次战斗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回军委兼管四局等直属机关的工作。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力保战友随队转移，变“甩包袱”为“集财富”
1934年5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当时军委直属队有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坚决反对杀人。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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