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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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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毛主席指示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饭端给我吃。我久久地望着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我只说：“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当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就感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无上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浑身是劲。我满怀信心地想：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红军前进的。让阶级敌人再次领略领略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
第二部分第32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2）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整编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为我团二营，他们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
21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第一天我们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黄昏，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渡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但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团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命令饲养员老谢，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得跟前一看，郑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他听见我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
“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26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
（杨成武）
第二部分第33节 钱江回忆长征（1）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年8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对红军十分羡慕。
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哪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员立即向我端详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钱昌鑫。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问得我不好意思。邹南山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接着笑笑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邹南山又向毛委员和贺子珍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听了也笑着对我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这时说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后来就传开了，说我是贺子珍的弟弟。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特别是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10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我进屋里坐。进屋后，毛委员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向毛委员报告了要离开总司令部去学无线电的情况。毛委员问，还有谁去。我说还有宣传队的刘士清。毛委员一面剥柚子，一面对我说：“小钱，要好好学习无线电，掌握技术。只要用心刻苦学习，是能学好的。学好后回来工作。”他又说：“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的技术工作，有了它，就可以随时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敌情，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呀！所以无线电比一般的技术工作更重要。”毛委员一面教育我好好学习，一面把剥好的柚子分给我吃。他说，这是院里柚子树上长的，刚摘下来，新鲜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环视屋里的陈设。屋里只有桌子，床铺和几把座椅，两个文件箱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书，文件，简朴极了。1980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参观，看见这个院子和这间屋子，还按原样摆设，我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无比地怀念毛主席和贺大姐。
第二部分第34节 钱江回忆长征（2）
1932年4月我在汀州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先后分配到红三军军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粤赣军区搞服务工作。1933年6月调到瑞金军委二局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是曾希圣和钱壮飞分别在前后方担任正副局长。我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常到二局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原来在宁都会议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挤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我们编入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直到渡过湘江进入湘西后，才听说毛主席又过问红军的工作了。当毛主席知道了二局的情况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时，曾派人送来猪肉表示慰劳。我们当时对“左”倾错误领导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及过湘江时遭受的严重损失不满，因此当毛主席派人送猪肉来慰劳时，心里想，毛主席又过问红军工作了，情况可能会好起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情况才起了根本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渡赤水中的一些情况。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就经常向曾希圣局长了解二局工作的情况并给予指示。在江西时听刘伯承参谋长讲过，毛主席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大作用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有了这项工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比是玻璃杯中“押宝”，看得清，押得准，赢得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8个师尾追我们进入贵州，王家烈的黔军虽然战斗力差，也还有5个团，北面川军刘湘命令潘文华在长江布防，此外还有滇军和湘军。我们1月19日从遵义出发，军委的意图是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四方面军来接应再共创川西革命根据地，因此首先要歼灭刘湘的若干部队才有可能渡江。1月27日总部进到土城，我军与川军郭勋祺旅打响了。当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的侦察控制，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战斗打了一天多，才弄清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郭旅被击溃，但由于土城一带川敌兵力太集中，加上深沟石岩，不便迂回，故未能全歼；而合江、赤水、古蔺还有川军3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情况变化对我不利。弄清这些情况后，总部下令在29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往古蔺地区前进另找战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情况：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29日我们进抵古蔺地区后侦知永有川军范子英旅驻守，我军继续向扎西（威信）前进。2月5日我们进至石相子，这时对川滇两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川军有7个旅向古蔺、永跟进，滇军3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来，又有南北夹击之势。同时了解到蒋介石嫡系的8个师都在贵阳附近休整，遵义则只有王家烈5个团据守，最为薄弱，因此军委10日在扎西开会决定东进杀它个回马枪。我们于19日从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24日到28日连克桐梓、娄山关，再次解放遵义。蒋介石派他的嫡系吴奇伟的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来救援，被我大部歼灭，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大家高兴极了。
蒋介石吃了败仗，3月2日飞重庆调集大军增援遵义，并且改长驱直入为长追稳打的方针，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那套办法，固守防堵，令周浑元军和吴奇伟一个师进到鲁班场筑碉堡固守，企图围歼我军在黔北。军委了解了敌人这个企图后，决定将计就计，使敌军北调。3月16日我们到仁怀后从茅台三渡赤水，向古蔺、永方向推进。蒋介石以为我们又要北渡长江了，因此也命令他的主力向北尾追，命令川军撤出遵义返转土城。而南面的乌江，他就没有设防。军委除令九军团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外，3月21日我军又突然南下，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日夜兼程，向南急进，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我们于3月31日渡过了乌江。这时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南下，离贵阳只有50余里，他与宋美龄、端纳都在贵阳，兵力空虚，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3个旅驰援。蒋介石看到红军忽又东指，以为又要入湘，于是命令他的嫡系向石矸，镇远方向急进，命令滇军向贵定、瓮安方向前进。这些敌军调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毛主席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4月27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由于红军行军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团还未得到上级通报，因此竟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过曲靖时我们军委纵队也被当作中央军欢迎过，真使我们暗暗好笑。红军的先头部队27日前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一辆由薛岳副官押运的汽车，车上装有西南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套色军用地图和许多云南白药，这种地图和白药对当时红军来说，真是无价之宝。5月2日到达团街后北向金沙江前进，5日赶到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在江边中屋山一个石岩洞中架起天线工作，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也在这个岩洞中进行指挥。记得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毛主席等人十分焦急，立即命令都转到皎平渡口过江，一直到9日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才松一口气。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的确是长征中的一个转折点。诚如后来萧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歌颂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与在江西的三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中在陕北的蘑菇战术一样，这些都是毛主席军事指挥中辉煌的一页。当然，当时军委二局的技术侦察工作使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及时了解敌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对我们说：你们是“好的二局”，“有了二局，长征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这对我们是终身难忘的极大鼓舞。
第二部分第35节 钱江回忆长征（3）
长征渡过金沙江后，又经过会理、彝族地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到泸定、天全。在中坝还遭到敌机轰炸，终于在6月17日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与四方面军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同志相处得很好。后来在毛儿盖地区住的时间较长，8月21日才从这里出发，按中央决定分了左右路军，军委二局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十分艰苦。8月27日出草地，经班佑到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住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三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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