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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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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5．实现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的时间，毛主席曾多次估计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即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
毛主席的报告，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是衷心拥护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后来在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上，却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究竟原因在哪？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觉得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根本思想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标志着党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中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建国后，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党内认识上有些分歧，跟对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不深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胜利的提前到来，部分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为了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困难，已不满足于变工队、互助组的方式，而开始要求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主席积极支持了农民中的集体生产积极性，这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他当时对农民中的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确有所忽视，后来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步骤也搞得有些急了。这些，都是革命实践中难于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个“先哲”拟定的方案进行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能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很了不起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第四部分第107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2）
我们党在194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商讨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我想记述三个问题。
1．毛主席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构思。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了。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就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揭示出来了。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国体和政体？1949年1月底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主席曾告诉他：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我理解可能是指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需要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作者注）、政治条件（国民党完全丧失威信，共产党领导军队，取得领导权）、革命条件（广大群众由下至上的彻底革命）、群众条件（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丧失威信，从袁世凯、曹锟直到蒋介石的国大均失败了），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党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诸因素所决定的。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点明，他和恩来同志参加政府，他任总主席，恩来同志任内阁总理。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又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高度上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1480页）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的通过，又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人们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作立国之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原则，40年前就载入了《共同纲领》。这说明，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选择的通过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2．《共同纲领》中何以未写社会主义？
多年来，一些党史工作者对《共同纲领》未写社会主义而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理解。据我所知，其所以不写，既不是一时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如有人说是为了麻痹资产阶级等），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经过中央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这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1949年8月26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指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它是行动纲领，是为着规范当时的行动而规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图画。
9月21日，少奇同志代表我们党在政协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它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4页）
9月22日，恩来同志作《共同纲领（草案）》说明时指出：总纲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是因为考虑到：“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页）稍后，他还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来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1952年6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定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我记得，没有写入《共同纲领》的，还有“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这个原则是表明人人都应有工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当时还做不到。
3．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过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2/3，中间与右翼占1/3。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从稳步地实现民族的昌盛和国家的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在进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待周恩来同志：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请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的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具体任职如下：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同志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者注）
作出这样的安排，充分地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第四部分第108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3）
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排。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前几天不是就从香港飞来12架飞机吗？这是对革命有利的。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1949年11月13日，针对交通部党组个别领导成员在与党外人士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我曾以中财委分党组的名义作过批示：（1）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论上级、同级、下级都应尽到自己职份内的责任，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而不去就商党外人士。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做硬性决定，除检查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耐心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2）一切重要决定，须请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共同讨论。这决不只是形式问题，而是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需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决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相反，有些事党内可以不事先商量，直接提到会上讨论。如同中财委的委务会议那样，大事亦可讨论，党内意见亦不必尽同，反而更活泼些。（3）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均应让党外人士知道。如电报、公文，上级来的指示，下级送的报告，都要送给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这样，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他都知道。（4）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重提上述这些事情，无非是想说明，从新中国诞生起，党中央就十分注意奠定和加强我党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基础。我觉得，党外人士参加政府最大的好处，是使我们的耳朵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所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蒋介石国民党要内战、独裁，就要卖国，就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为了企图控制中国，也必然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我们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有利的。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杀了国民党的威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
1．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两党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作者注）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3月25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团员有高岗、王稼祥）访苏，6月26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8日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会见刘、高、王，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7月4日和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专家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在莫斯科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7月11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增进两党关系问题。15日至26日，代表团与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负责同志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27日，刘、高、王与斯大林、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商谈军事计划。30日，少奇同志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8月2日，毛主席电请少奇同志回国，参加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组建工作。9日，刘亚楼、张学思同志抵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14日，少奇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出访任务，乘专列离莫斯科回国（近百名苏联援华专家同行）。
2．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为了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为了奠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1473、1475页）为什么当时要提出这样的外交战略方针？它的背景和针对性是什么？有何深远意义？当时正在华东指挥作战的邓小平同志于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论述今天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青年同志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转录如下：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4页）
第四部分第109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4）
3．建国初期，毛主席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作者注）同日，周恩来外长致函各国政府。2日，苏联政府决定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同志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当时，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21日，毛主席在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致词，全场三次起立。22日，毛主席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恰在这时（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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