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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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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刚开始，毛主席几次找周总理商议以什么名义出兵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的意见叫“支援军”比较妥当，支援朝鲜人民嘛，并且作为初步意见基本定了下来。在拟定计划方案时，我们已开始使用“支援军”的字样。
但是，初步意见毕竟是初步的，一旦真的要公之于众，毛主席又是非常慎重的。他特别注重听取资深年迈的民主人士的意见。他认为，这些老先生阅历广，见识多，有许多经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事情会更加周全。
博采众长，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毛主席多年的习惯，也是他在党内倡导的传统作风之一。
毛主席指示就出兵名义问题征求意见，请民主人士就“支援军”一事谈看法。开始也有人觉得用“支援”二字很合适，出兵在即，不必再为此费时了。毛主席不同意，他说一定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
这一问，意见还真的来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要求就“支援军”一事见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也很高兴，亲迎他来中南海，并和周总理一起听黄炎培谈意见。
黄炎培是上海川沙县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从1917年便投身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在国内很有影响。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位老先生了解颇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所以很尊敬他，当时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副主席，就国家大事经常听取他的意见。
“有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呀！”黄炎培刚一落座，便开始提意见。他望望毛主席，又望望周总理，诚恳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那么好打！”
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不是名正言顺嘛！”
黄炎培摇着头说：“不，这样叫法是不是师出无名，我看还值得考虑。”
“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先生有何高见？”周总理问。
毛主席看看黄炎培，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黄炎培像教书先生一样将手向外一挥说：“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还是国家嘛！那不等于说是我们公开向美国宣战？”
“噢，有道理！”毛主席伸出手从笔筒里拿出一支很粗的铅笔，将面前稿纸上的“支援”两字一划，改写成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帮助朝鲜人民的，他们不愿看着朝鲜人民挨打。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七十余岁的黄炎培频频点头，高兴地说：“好，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你们领导人时光珍贵，我没有意见了！”说着就出了门。毛主席、周总理一起送他上了车。
第五部分第115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6）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了第一个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应朝鲜政府请求，“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命令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
伴随着毛主席命令的下达，聚集在中国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都换上那种印有许多道线的志愿军军装秘密开往鸭绿江。于是，战争史上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
毛主席命令下达的当晚，彭德怀即到了沈阳。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披挂上阵之际，与一些随行的将军们共饮出征酒。他举起酒杯致词：“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志愿！”整齐的回答声以浑厚的阳刚之气，震荡屋宇飞出窗外。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朝鲜人民为之欢呼。
苏联首脑为之感动。
美国及其同盟者为之震惊。
斯大林说：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毛主席回答：不，为了整个东方的利益，我们坚决出兵
毛主席关于出兵朝鲜的意见一俟被中央政治局通过，部队立即全面进入战前准备。在大部队尚未进入朝鲜之前，毛主席决定派周总理去苏联面见斯大林，一是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二是请求苏联给予空军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由于连年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很苦，国内建设各方面百废待兴，再挑起战争负担，的确有很大困难。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周总理便偕工作人员师哲、康一民到了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于是周总理又偕同推辞出任志愿军司令而来苏养病的林彪飞往斯大林的休假地。
周总理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决定，准备出兵赴朝作战，以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此前，斯大林对朝鲜局势曾作出这样的估计：他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北朝鲜至多再坚持一个礼拜，与其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不如尽早地撤退。斯大林曾私下建议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而把老弱病残撤退到苏联境内。理由是一旦条件成熟，从中国东北入朝比从苏联方便。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是低调的，他已经做了朝鲜失败的准备。可当周总理明确谈了中国的出兵主张后，他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战争，从而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漩涡，最终形成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比较起来，他更倾向于组织朝鲜“流亡政府”。
斯大林的这个态度，周总理立即电告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中国出兵的主张决不改变，这不仅是为了朝鲜利益和中国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利益！就在接到周总理报告的当天，即10月13日，他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尚属新生事物，朝鲜这么一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宣布出兵朝鲜，实际上是代表东方向西方帝国主义表明一种不甘屈服的严正立场。它的国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出兵这个事件本身。而我们不出兵，美帝国主义及西方势力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占领整个北朝鲜，这不仅给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对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邻邦，也必然受到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斯大林更多的是在顾及本国利益而对中国出兵犹豫不定。
毛主席不仅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而且站在世界革命利益的高度来思考出兵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当毛主席把坚定不移的出兵决心电告斯大林后，斯大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在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比较尊重的，对他过去的错误也多次检讨过。比如，周总理提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斯大林说，在物资上，如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尽力提供。在作战时，我们也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掩护一下，但只限于在后方，不宜深入。否则如被美军击落俘获，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多提供装备，可以在战争的情况下使中国部分部队得到改装。
苏联提供的物资对抗美援朝战争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苏方提供部分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提出来的。这在会谈中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只是没有明确下来。因为任务紧急，周总理准备在下次会见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能作出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同斯大林谈及此事。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这笔军火的费用。后来，他去世了，这件事便成为一桩悬案。若干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经济遇到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遗留问题，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的款项，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
美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托，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开始，毛主席和彭德怀曾考虑，让志愿军四个军分两个梯队渡江，先过去两个军、6个师、加上两个炮兵师。后来毛主席和彭德怀考虑，为了防止敌人在我渡江时利用空军狂轰滥炸，封锁鸭绿江，造成我后梯队渡江的困难，遂改为志愿军4个军部、12个师、3个炮兵师计26万人一起渡江。当时敌人在朝鲜共有15个师42万人，第一线就有13万余人。如果首次渡江的部队少了，就不可能形成优势，取得初战的胜利。加上敌空军占绝对优势，封锁鸭绿江会给我后续部队过江造成严重困难，容易丧失战机。所以，毛主席、彭德怀关于4个军一起渡江的决定，为初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晚8时20分，我们接到彭总随渡江部队已顺利过江，而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的报告时，大家兴奋极了，赶紧将这一喜讯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和我们这些参谋们粗略估算：只要我军顺利渡过江去，胜利就有了五六成的希望；渡江后再有十天八天战役展开的时间，胜利便有七八成的希望；如果敌人这时候还未发现我过江，仍昏头昏脑地向北猛进，那胜利就有了确实的把握。眼下彭总和主力部队既已过江，敌人又未发现，那胜利就有望了。
第五部分第116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7）
彭总过江后，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但是，就在彭总和金日成会谈的同一天，毛主席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来计划，电告彭总，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
几乎是在同时，彭总在听完金日成的介绍之后，也致电毛主席，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原定决心。他说，目前人民军抗击美伪北犯很困难，敌人在未发现我军行动前仍在北犯冒进，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极有可能的。
领袖和将军在战略思想上如此一致，这是胜利的重要基础。等到敌机于10月25日发现我军时，我军已全部部署完毕。第一次战役下来，敌人便被赶到清川江以南，我军旗开得胜，取得了歼敌1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敌人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最终成了梦想。第二次战役下来，平壤解放，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敌人被歼3600人，又是一个大胜利。仅仅两个月，中朝军队便彻底地粉碎了美军在圣诞节前灭亡朝鲜的狂妄计划，基本完成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第一件事，二次战役开始，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四点建议：一、封锁中国海岸，二、动用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派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入朝作战，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钳制性进攻。
12月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各地下达了紧急战备的指示，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战争，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各总司令“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美国人，真是气势汹汹，大有不顾一切立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劲头。
我们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一一送毛主席。老实说，我们这些参谋们的心里不免都有几分紧张，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人，说不定真的会将更大规模的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时，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祖国将重新遭到践踏，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呢？
毛主席、周总理看了这些情报材料，不仅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毛主席将那些情报材料随手一掷，说：“我们的对手实在不够高明，又来玩这老一套的把戏了。美国这个靠世界大战拣洋落儿起家的暴发户，它的领导人全是些一触即跳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周总理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不是铁板一块，杜鲁门真的要打核战争，恐怕他的伙伴不会那样死心塌地合作。”
果然不出毛主席、周总理所料，美国的恐吓政策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吓倒了它自己和它的同伙。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英国首相艾德礼就慌忙跑到美国和杜鲁门会谈，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美国，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有13国要求在朝鲜停火，并提出组成三人停火委员会的决议。杜鲁门没办法，只好马上公开向艾德礼保证“美国不打算使用原子弹”，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至于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更不敢采用。相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美伪军赶过三八线以后，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一切职务，自然也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闹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二次战役期间，那是我军举行反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美国飞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狂轰滥炸。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在敌人的轰炸中牺牲了，彭总由副司令员洪学智强拉入防空洞才幸免于难。当司令部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后，周总理向刘少奇报告并迅速采取措施——即暂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报告毛主席，因当时毛主席正患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挥二次战役，加上毛主席最喜欢毛岸英，总理和中央怕这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影响毛主席的健康和分散毛主席的精力。直到1月2日，毛主席的感冒好了，我军也过了三八线，周总理才向毛主席写了正式报告。同时，周总理亲自用军委名义致电志愿军司令部，要他们务必注意防空，特别是要保证彭总的安全，责成志愿军党委规定防空纪律，并指定专人负责彭总的安全工作。周总理对我们说：“彭总脾气犟，别人劝他防空，他可以不听，但他党性强，只要一说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他就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果然，彭总及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从此便有了保障。
第三件事，是我们通过两次战役发现，敌人的战略指挥并不怎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愚蠢之极。麦克阿瑟除了前边提到的那些错误外，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64年麦克阿瑟死前写的回忆录中，还认为第二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是林彪，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司令部在长春。真是贻笑大方。
第五部分第117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8）
第三次战役之后，我军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武器太差，战线长，机动能力差，战场补给困难，进攻作战只能打一个礼拜。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美军利用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这时候，有些人，比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被敌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赶下海去。他认为只要一追，敌人就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即可胜利结束。
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断然拒绝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议，并且与这位大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里，说打了胜仗不追击，哪有这样的司令呢？
彭老总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争论报告了毛主席。理由很简单，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约占半数，后方补给线拉长到几百公里，物资供应跟不上，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假如冒险追击，一旦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军威胁极大。
毛主席非常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并且立即把彭老总的电报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毕竟是军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总的精于运筹，于是马上复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异议，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紧接着便把拉佐瓦耶夫调离了朝鲜。
1952年7月，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怎么能拿百万军队的生命作儿戏呢！”
当时，我们作战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作过一些假设：如果那时我军有制空权，有两个机动兵团，有万把辆汽车保障部队供应，那么彭总自然会大胆地实施战略追击的，会主动寻求决战，尽早把美军消灭掉或赶出去。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拿战争开玩笑，只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断然停止战略追击。
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国军队却越战越强，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对手。
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
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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