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任弼时，他随侍过四个。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李树槐担任处长。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成立中央警备团（1）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为军委警卫大队，大队长为王金，政治委员为宋家治。全大队仍为六个中队和一个防空队。但因人员不断被调往前方和各机关、学校，这时全营只有499人了。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延安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了确保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及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担负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广播电台、新华社和国际友人的警卫，决定加强警卫力量，充实警卫队伍，将保卫中央的中央教导大队和保卫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由吴烈任团长，萧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处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樊学文任供给处主任。在当时任命的连队干部中有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何有兴、杜泽洲、古远兴等人。
成立大会是在10月20日召开的。
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悬挂在侯家沟球场上空。球场的四周插着彩旗，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而热烈。警卫战士张思德所在的军委警卫营（这年的深秋，军委警卫营刚从南泥湾执行生产和警卫任务回到延安，驻在枣园对面的侯家沟）和中央教导大队的干部战士，早早地来到会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会议的开始。
这天上午，天气特好。会场虽然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却十分安静。
1942年10月初，经军委总参谋部研究，决定将中央
军委警卫营、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外称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叶剑英参谋长亲临大会，并向全团指战员们讲话作指示。叶剑英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军委，警备团是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警备团是‘钢盔团’，任务是非常重大、光荣而艰巨的。因此，必须团结一致，提高革命警惕，认真工作，刻苦学习，百倍努力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中央各负责同志的绝对安全。”首长们发完言后，全团的指战员们深刻地认识到警卫部队的任务重大而艰巨，促进了全体指战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提高了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的精神，激发了完成警卫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会后，班长张思德带领全班走回驻地时，中央军委警卫营教导员淳杰走过来对他说：“你让副班长带队回去，咱俩聊一聊！”张思德有些疑惑地问：“教导员，有事吗？”淳教导员说：“今天大会上宣布合编的命令，你听到了吧，我现在不是教导员啦，是警备团的总支书记，不过，你要叫呢，就在前面加个老字，叫老教导员也可以。”张思德说：“教导员，不，老教导员，有什么任务你就吩咐吧！”淳教导员说：“今天，不是给你什么任务，而是给你说一个新情况。”当教导员说要把张思德这个班分散补充到各个连队去时，张思德十分干脆地说：“服从党的需要，上级叫咋干就咋干，没有啥意见！”淳教导员继续说：“合编后，由于工作需要，干部、班长的编制减少了，你要到班里当战士，这个——没问题吧？”张思德十分诚恳地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作为党中央的警卫战士，责任重大，无比光荣。请教导员放心，我保证当好一名战士。”
当晚，张思德和副班长陈耀商量后，开了通信班的最后一次班务会。会上，大家虽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是，当听到张思德班长也要改为当战士，都感到有点意外，但一看张思德自己呢，却没有丝毫的埋怨和不快。张思德分到了一连二排四班当战士。虽然这样，张思德的工作热情一直没减，工作勤勤恳恳。由于工作出色，他还被中央警备团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
毛泽东的警卫员和张思德的战友孙振法曾写文章回忆说：
我是1942年和张思德同志认识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备团报到。当时团部驻地在延安枣园村对面不远的侯家沟村。报到后，经吴烈团长介绍，认识了张思德同志。开始，我在三连，他在一连。不久，又一起抽调到毛主席的警卫班。我们几个在接受任务时，团长指着张思德、王宝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对我说：“他们都是老红军，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今天调你们去枣园警卫班，保卫毛主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又是很光荣的。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现在由田书元同志带你们去。”于是我们几个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警卫班里，我和张思德等同志朝夕相处，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张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样有共同的苦难经历，使得我们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触也就多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张思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小时没有上过学，到部队后也因为经常处于战争环境，难以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时临时参加一点学习和有关的培训，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努力，仍然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作笔记。他有一个包袱，给我看过，里面装着一叠笔记本，笔记本上边还分别写有“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的字样。在枣园期间，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过去，我以为当兵就是站岗放哨、冲锋打仗这一套，受他的这种热爱学习精神的启发和影响，后来我对文化学习也重视了起来，加上以后毛主席的经常督促和强调，逐渐有了进步。
张思德同志对党、对红军极为忠诚和热爱。有一次，他在整理包袱时，我发现里边有一颗五角星帽徽，感到很新鲜，便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在陕西三原县改编时，为了联合抗日，上级要求把红军原来戴的帽子换下来，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大家都对换帽子，特别是换掉帽徽想不通，我在换装时就把原来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留了下来。他用手抚摸着五角星帽徽，又对我说，是刘伯承参谋长给我们做了思想工作，大家才想通的。刘伯承参谋长告诉我们：军队的名称改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这个军队就是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听了参谋长的话，后来我们就都想通了。说完，张思德同志便凝神坐着，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张思德同志的那次谈话、举止和神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知道他是那样地热爱党，热爱红军，从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张思德同志为人诚恳、朴实，对于担任不担任职务和干什么工作，从不计较。他参加过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按说资历也是够老的了。到陕北后，又曾在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过通信班班长。以后，还被派往南泥湾去开荒种地，并被部队评选为模范。然而，调到警卫班之后，他只是普通一兵。对此，他从无怨言。在班里，无论是站岗出勤，还是参加生产劳动，他都能积极带头，任劳任怨，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觉得这种一心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因此，在班里担负各种任务和遇到一些事情时，就很注意向他学习和看齐。
1943年3月，上级根据我的工作情况，调我离开警卫班，专门负责照管毛主席的生活，每天都跟毛主席在一起。这以后，我同张思德同志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只能在见面时打个招呼，但他的身影、言谈等，却一直留在我的脑际，并使我不时注意了解他在警卫班的情况。
张思德是1933年10月，告别养母刘光友，怀着对保卫家乡，解放穷人的信念，来到长胜县红军独立团当通信员的。入伍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虽然离家不远，但他每次经过家门都不入，一心只顾工作。这支红军团队后来便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长征途中，他负过伤，抢救过多位战友，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不过，张思德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这与他的生父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生父张行品对他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行品，1878年11月出生于六合场乡（今思德乡）韩家湾村。从小因家境贫寒，没念过书。他聪明能干，为人忠厚，朴实本分，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别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尽力相助。他以租田务家为主，所租的十多亩薄田瘦地，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纳佃，所剩无几，终年辛劳，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打临工、抬滑竿，或担米、担盐、卖水果，挣几个铜板，维持生计。
由于家庭子女多，妻子朱氏体弱多病，长期卧床不起，一家人常有断炊之忧。因此，就在其四子谷娃子刚过七个月时，因妻子去世，就将谷娃子过继给胞弟张行忠、弟媳刘光友为子。过继后，张行品家中仍有五口人，继妻子去世后，其长子、次子都因生活困难，贫病交加，先后去世。那时，只有他和三儿子思明、三儿媳郑氏一家三口，苦度时光。
红军来了，张行品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宁强、镇远、西乡三县的部分地方，社会上到处流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部队。”张行品在顶山、瓦子场等地担米，听到消息后，连夜回家，把“红军来了”、“红军是为穷苦人闹翻身”的好消息告诉给弟弟张行忠和弟媳刘光友。
此后，张行品经常到佃户家，或在挑盐担米途中，向亲朋好友宣传红军到来对贫苦人的好处。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宁相齐，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害怕，到处阻止人们传播“红军来了”的消息。
1933年1月，红军分别占领了南江、巴中城。张行品听到消息，兴奋不已。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专程前往仪陇、巴中等地打听红军的消息。当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情况后，心里更踏实了，星夜赶回韩家湾，来到同房大叔张立品家，向张立品、张立方、陈如万等佃户讲述“红军快要来了”的消息。
一月正是寒冷的时节，那天晚上张行品走进张立品大叔的屋院后，一边靠近火盆烤手，一边兴冲冲地说：“大叔，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撑腰的，他们来了，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张立品十分赞同侄儿的话，点了点头，连说：“对，对，对！”坐在那里的十多名佃户也同时应声附和着。
当年七月初三，许世友率领红军队伍挺进仪陇城。不久，队伍就开到了张思德他们家——六合场，张行品看到了日夜盼望的红军队伍，见到人就说：“穷人出头啦！”
几天后，红军下乡开会，动员成立苏维埃政府。部分农民因受到了当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敢参加会议。张行品就前往胡伦却、文才贵、代松维、张立平等十七家贫困户，做动员工作，对他们说：“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咱们穷人不去开会谁去开？让我们成立苏维埃，这样的事我们不干，谁干？”
经张行品的一番说服动员，大家伙都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红军召集的成立苏维埃的动员大会。没多久，韩家湾村苏维埃成立了。张行品被推选为土地内务委员。
仪陇、长胜等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川陕苏维埃政府向各级政府发出扩大红军，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保卫苏区红军政权的号召。张行品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不分白天黑夜，走门串户，宣传访问，动员贫苦人家的子弟参加红军，并向大家宣传苏维埃的“红属可以分好田好地、有人代耕”等十大好处。仅十多天时间，他就发动八十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他动员有文化、聪明能干的青年聂绍红参加红军，其家属思想不通，张行品三次登门做思想工作，反复向聂绍红家人说：“有穷人自己的军队，才有穷人的幸福日子。”终于使聂绍红的家人想通了。
聂绍红参加红军后，不怕苦不怕死，作战勇敢，受到了红九军七十五团首长的表扬，很快就晋升为营长。
张行品动员他亲生儿子张思德参军的事，一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1933年，张行品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而他的胞弟张行忠也已经是五十三岁了。兄弟俩各有一个儿子。年过半百，谁不担忧后继无人，谁不担忧无子传宗？但张行品兄弟俩想的是让更多的受苦人翻身，不受牛马之苦。张行品叫儿子张思明参加游击队，接着动员弟弟、弟媳，让张思德参加红军。张行忠和刘光友夫妇也早已知道张思德有当红军的愿望，全家人都想到一块去了，于是刚满十八岁的张思德高兴地当上了红军战士。临行时，张行品再三叮嘱他：“儿呀，你是张家的好后代，到了队伍上后，要听首长的话，工作不怕苦，打仗不怕死，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
张行品担任村里干部后，忠于革命，工作积极，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对打土豪斗地主分得的浮财，如粮食布匹，金银铜钱，以及大量的烟土等财物，管理严格，不容侵吞，每有所获，必定及时上缴红军和区乡苏维埃。他在组织给贫困农民分田分地时，严格执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把好田好地首先分给红军亲属，其他贫苦农户分得的田地，都是好坏搭配。而罗贵安等十多户佃农，因受地主暗地恫吓，对苏维埃分给的田地不敢要，张行品就一户一户地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打消顾虑，积极参加分田分地运动。他还动员了三十多个青壮年，组织了支前运输队，将村里捐集的粮食、物资运到顶山、瓦子、立山等苏区前线，支援红军作战。他在组织支前运输队时，对其中一些专门雇来的行家把式，总要付给这些队员合理的报酬。张行品在工作中事事分清是非，处处坚持原则，坚决保护农民的生命和财产。
1933年10月的一天，本村的同族大叔张立品去看望在顶山当游击队队员的儿子张行才，去时头包人字纹白布帽子。红军发现他打扮异常，误认为他是白军的侦探，即被关押起来，准备将其处死。张行品闻讯后，火速赶到顶山场，向红军说明了情况，出具保证，保出了张立品，使张立品幸免于难。
同月，本村陈袁氏身穿一身较好的花衣裳，到六合场赶集，红军看到后，误认为她是出逃的土豪劣绅的太太，被当场抓获，准备押送到立山场处死。张行品闻讯后，又及时赶至乡苏维埃，向红军证明陈袁氏是穷人，又一次避免了一起误杀事件。陈袁氏安全回家后，见人便说：“张行品大哥真是个好人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行品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迁就，也不过火，对有些富人，也讲政策，不胡乱来。富人不该没收的财物，决不违犯政策乱没收。而没收的钱物，除一律上交外，凡是经上级允许返还贫苦人的，他首先照顾本村的赤贫。因此，张行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让张行品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主政村土地内务委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时，却祸起萧墙，因不规之徒的陷害，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
在张行品村任苏维埃主席的人叫胡南台，有吸大烟之癖，向兼管内务的张行品多次提出，要从没收的大烟中留一些给他吸，被张行品严词拒绝。因此，心术不正的胡南台，对秉公办事的张行品怀恨在心，寻找报复的机会。
1934年秋，胡南台调任乡苏维埃主席以后，他认为有了报复张行品的条件和机会。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散播说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胡南台的这些“莫须有”的话，虽纯属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穷苦人对地主老财极其痛恨的社会氛围里，这种言论对被攻击者是极具杀伤力的。这年冬天，胡南台趁到县上开会的时机，竟然向县苏维埃政府诬告张行品“走地主路线”、“包庇富人”。恰逢当时苏区执行张国焘极“左”的肃反路线，大打所谓的“AB团”、“改组派”，胡南台告发张行品的这两条黑状，也正迎合了某些苏维埃干部为了“出成绩”而处心积虑捕获目标的需要。于是，县里以通知张行品去顶山开会为名，在他徒步去顶山县城的途中将他秘密处死。
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全心全意为苏维埃办事的优秀村干部张行品，就这样被处死了，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错误，就连当时朱德总司令员的大哥朱代历，也在这次“肃反”中，未能幸免于难。
朱代历，字云阶，生于1878年10月。1895年1月25日，财主强行撤佃，父辈分家，另佃耕种。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时，朱代历在弟弟朱德的影响下，积极支援红军，参加革命活动，村苏维埃成立时，被选为苏维埃主席。不久，长胜县马鞍区六乡苏维埃的十多名游击队队员，来到河泥坝村的财主家“打粮”。村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朱代历，村民们对六乡游击队队员任意到本村来“打粮”的做法，表示不满。朱代历当即召集本村游击队队员开会商议。会上他说：“到我们村‘打粮’的游击队队员是长胜县马鞍区六乡的，我们村是仪陇县管辖的，他们越界来我们村‘打粮’，县、区都没有通知，他们也没有介绍信，凭什么到我们村来‘打粮’呢？”于是，便赶走了马鞍区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三天后，有两个红军战士带领三名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以“包庇富人”为罪名，将朱代历押送到来仪乡三堆石杀害，时年五十五岁。
这可能是对那种氛围最好的说明了。
张思德的生父张行品，就是在朱代历被错杀后不久蒙难的。张行品蒙冤罹难，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不用说远征他乡的张思德无从知晓，就连张思德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一沉冤，直到43年后的1987年11月10日，才由仪陇县人民政府正式发文，宣布给张行品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在仪陇县同时被宣布平反昭雪的，还包括朱代历在内的一大批肃反被错杀的干部群众。

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成立后，刚开始的时候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指挥，1943年春又归中央社会部指挥。时任调借处副主任、后来成为专门警卫毛泽东主席的张耀祠任第二营教导员。中央警备团成立后，即担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全部警卫任务。根据延安当地的地形、社会情况和中央机关、首长住地的分散情况，中央警备团经常分布在杨家岭、王家坪、安塞等地，以四个连的兵力担负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部、委、会、军委总参、总政和各部、局等机关与毛主席及中央各首长、国际友人等住地的警卫任务。一个机枪连分布在中央住地周围的山头上，执行对空监视和对空射击任务，由骑兵连担负临时路线、护送和经常的巡逻纠察任务。但在中央警卫团战争年代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是。
为什么说中央警卫备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警卫师军战史》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一、当时部队处于抗日后方的相对和平的农村环境，周围群众多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我党长期教育的翻身农民，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群众对我党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明确的信念。
二、中央警备团成员都是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的老战士，具有一定的农村警卫工作经验，并有中央社会部的坚强领导，这是完成任务的基本有利条件。
虽然当时中央警备团处于抗日后方相对和平的农村环境，周围群众多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我党长期教育的翻身农民，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群众对我党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明确的信念。但另一方面，中央警备团又处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与严重威胁下，国外的民族敌人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时刻都企图进入和破坏解放区，经常派遣汉奸、特务打入边区，勾结当地地主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收买、利用往返于延安至西安等地之间的商人，进行收集情况、刺杀、放毒、散布谣言等反革命活动。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央警备团虽然在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警卫任务，但由于部队成员来自各方，有的是从各边区警卫部队和前方选调来的，也有从延安抗大、党校、工校选调来的，在作风、习惯、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很不一致，加之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警卫、生产任务又十分繁重，而教育时间却很少，所以在干部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少数人不安心于后方警卫部队工作的情况，战士们中存在着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无组织无纪律、